当人们在追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一特殊的历史岁月时，无法忘怀一位在身处逆境时率先写下反对“个人崇拜”的檄文、激荡“思想解放”思潮的先锋。他就是有着传奇经历的老革命和老报人——恽逸群。
　　恽逸群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积极推动文化界和新闻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他撰写的许多评论和社论因预见准确和文笔犀利被舆论界誉为“彗星”。1949年后他参与创办上海《解放日报》并任总编辑、社长和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但从1951年起即迭遭错误的打击，1955年更因“潘汉年案”而牵连入狱，后获假释出狱，下放至苏北一中学图书馆任管理员。正是因为这一奇崛的经历，使恽逸群在长期独立思考的条件下，不畏权势，率先对“个人崇拜”的党内和社会的风气提出质疑并加以批判。他在1973年8月写下了政论文《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
　　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总统、主席、总理、首相、总书记或第一书记)神化的(不论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只有极端糊涂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会犯错误，不会受人蒙蔽、愚弄，因此长期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
　　在当时，恽逸群的这些言论可谓石破天惊。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影响、多年极左思潮的猖獗，使人失去了正常判断和认识的能力，在对领袖朴素的崇敬之余，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对方加以神化，所谓视若神明、绝对崇拜、盲目迷信，即使由领袖发动的晚年“壮举”(“文革”)如何使整个社会趋于政治疯狂、经济凋敝、民生艰危，愚者不识，有识者也噤若寒蝉，所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竟无一人能道及。恽逸群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洞察力，当时他被发配于苏北海隅的阜宁县中学，就在那一阴暗潮湿的楼梯间内，他凭借微弱的烛光，支撑着羸弱的病躯，书写下了被后人誉为“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和极大的历史意义与文献价值”的这篇文章。
　　恽逸群揭示“个人崇拜”以及“个人迷信”在党内根深蒂固，并且指出其源于党内民主制度的长期缺失，以及领导作风的独断专行、家长制和一言堂的盛行，可谓在“党建”领域最早提出了一个“真问题”，也可谓为“改革开放”的可能和实施率先揭开了序幕，因为“改革开放”的前提是“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回归，这正是恽逸群经过长期深思熟虑所坚持的。
　　恽逸群在一些言论中表达了他对导致“个人崇拜”产生的制度缺陷的思考和忧虑，甚至他还上书周恩来、陈伯达、张春桥等，为此不计个人祸福，如他曾说：“‘文化大革命’中怪论层出，忧心如捣，强自抑制，自念既被剥夺发言权，也就没有发言的责任，以中国之大，何待于‘罪人’之喋喋不休。缄默数年，终不能忍。1972年6月上书周总理，谓‘天下可忧非一事’，终不甘、也不忍袖手旁观……”；“读《(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深感不安，1967年春写信给陈伯达，提出究竟是理论掌握人，还是人掌握理论?如为前者，则理论是灵魂，行动应受支配；如为后者，则理论是工具(武器)……武器可以杀敌人，也可以杀朋友，杀自己弟兄，也可以自杀的。希望他加以澄清。”当时张春桥曾鼓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恽逸群在上海《解放日报》与张春桥有过同事的经历，尽管对张的底细和为人一清二楚，仍然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写信给张春桥，驳斥其谬论，并要求他加以纠正。晚年恽逸群敢于、善于独立思考，早在“文革”大乱之际，他就给周恩来寄出《关于加速工业化等的建议》等，实事求是地反映地方基层的情况，并建议实施征收累进率较大的所得税(以此“不仅增加国家收入，且使干部与劳动者的差距缩小”)和正常的退休和工资制度(“工资应随职务改变而升降，否则只能说是‘按资[历]分配’”)等，其中的许多建议，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逐一实行，如征收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废除党员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度等，这些都反映了这位长者的远见卓识。
　　恽逸群学识渊博，生前还著有《新闻学讲话》、《外蒙问题考察》、《抗战国际知识》、《吴佩孚评传》等新闻学和历史学著作，这些著作也因为作者的特殊经历和品格，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痕，并为后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