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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广角》2010年第12期一篇文章——《东欧剧变过程及原因探析》中指出，东欧剧变的原因是苏联来的：“东欧国家无一例外地照搬了那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式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苏联又是亦步亦趋”。我认为，这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苏联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于1991年演变了：存在了69年之久的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具有93年历史、拥有18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不仅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而且被勒令解散；从原苏联独立出来的各共和国已经不再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这里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灵，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好？我们的意见是否定的。我们认为苏联演变，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灵，也不能说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它有着经济、政治、思想、社会、历史、心理、民族等等原因。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最根本的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它的掘墓人是在党内。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沉痛的教训。这一教训，联系到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的话来领会，尤为深刻。本文试就几个主要方面的教训，提出一些看法。
教训之一，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以后，它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号）。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369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年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只用十多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50至100年走过的路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能打败法西斯；二战时，虽然损失惨重，但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工业生产达到战前水平；1949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又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宇航事业，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至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32年间，国民经济都有一定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地有所提高。例如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950年仅有7平方米，至1980年为13.1平方米。这些事实，都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逐步走向超级军事大国的道路，实行扩张主义，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军事工业上，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固定资产的比重是：90∶3.7∶6.3。苏联科技实力雄厚，科研成果占世界1／3，科研人数居世界第一，可惜他们把经济和科研力量大部分投到军事工业上去。比如，国防工业就占整个工业的60％，关系到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和农业，长期以来处于落后状态，如出现了可以使宇宙飞船在空中对接，但却解决不了一个塑料啤酒箱的技术问题等令人震惊的情况。以上问题，长期未有转变，加上对其存在的僵化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未能认真改革和执行一条粗放经营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其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逐步下降。比如，在50年代，国民经济增长率是两位数，60年代为7％，70年代为5％，80年代为2—3％；其经济发展速度，已降到它自己认为“战略存活率”4.7％以下的水平。由于经济发展速度锐减，人民日益增大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职工的月平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从60年代的3．5％，降到80年代初的2．5％，其人均生活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因而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现实的失望、不满、愤恨。这一情况：既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其背叛社会主义的路线提供了借口，又为国际反共势力提供了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炮弹。结果，内外夹攻，就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教训之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国民经济不应在封闭状态下进行，它必须利用人类共同创造的生产力、财富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故必须向世界实行开放。苏联的悲剧，是从不改革开放开始，到改革开放没有正确的方向导致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告终。
首先，苏联在长时期中未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更谈不上去处理这些矛盾。从3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既然如此，必然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其次，混淆了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区别，把两者等同起来，把在苏联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体制凝固化、绝对化，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模式，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的多样性。这也同样否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据此，苏联不仅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纯而又纯”，而且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集中统一计划指导下的产品经济，而把商品、市场、价值规律等东西，统统视为“异类”，视为必须加以消灭的资本主义祸害。结果，虽然全面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也成了无所不包的占绝对统治的东西，可是整个体制越来越僵化，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缺乏动力和活力，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日益低落，产品质量低下，经济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经济一步步由停滞走向衰落。再次是苏联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性。这是苏联在战前几个五年计划加强备战期间形成的。战后，斯大林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也把苏联一国对西方关系的封闭性扩大到经互会所有国家。然而在这个时候，西欧和日本已从战争破坏中得到恢复，美国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兴起，预示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将会有更大的进步。但是苏联则长期把自己禁锢在经互会狭小的圈子里，坚持封闭性的经济和落后的传统产业，错过了新科技革命给苏联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失去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向其学习有益的经验的宝贵时光，从而在高技术竞争中遭到失败。这也是苏联经济困难大，难以解决，最终导致发生剧变的深刻根源。
教训之三，必须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坚持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一个基本原则。可是苏联党在领导和自身建设上存在许多问题，是导致自己灭亡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政治思想路线上的错误。例如，苏共从1988年6月至1990年7月所形成的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为基本内容的政治路线，无论在指导思想、政治目标或是在具体实现的策略和途径方面，都是错误的。这条路线的要害是：把党的奋斗目标从科学社会主义改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政治多元化”，允许搞“多党制”，根本改变党的领导地位；否定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主张把苏共变成“全民党”、“议会党”；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盲目崇拜西方经济模式，主张立即实行私有化和立即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对外政策全面屈从于西方，无条件主张“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否认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仍存在的大国霸权主义行径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企图。这条错误路线的实质是否认阶级斗争。所造成的恶果是十分严重的：“多党制”、“民主化”使以反共反社会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组织合法化并迅速大量形成。至1990年7月，已达6万个。他们动辄组织集会或游行，口号是“打倒苏共”、“推翻苏维埃国家制度”。他们借地方选举之机，向苏共夺权。在反对派猖狂进攻面前，苏共放弃阶级斗争，采取妥协、退让甚至投降的态度。至1991年“8．19”事件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已有7个被反对派执掌政权、宣布独立；之后又有6个宣布独立。反对派夺取政权之后，反过来镇压、迫害共产党员，禁止苏共活动，有的没收苏共财产。在苏联社会经济危机尖锐化时，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广大党员被排除在政策决策之外而又承担经济恶化的罪名，致使共产党的威信急剧下降。
其次，是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错误。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列宁逝世以后，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没有执行好这一制度，其共同的特点是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如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成文的法律条文；赫鲁晓夫搞“一言堂”，苏共22大上他一个人包揽了开幕词、总结报告、苏共纲领报告、总结发言和闭幕词五项重要议程；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签署公布第九个五年计划，为自己七次颁发列宁勋章和3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他们这些做法，不但影响了治国大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订，更严重的后果是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极端民主化从而灭党提供了依据。1987年，戈尔巴乔夫就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提出了“民主化，再民主化”(见该书48页)的纲领性口号，推行极端民主化的组织路线，其主要内容和恶果：一是改变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民主集中制最主要的内容，提出了“少数有权坚持，包括利用党内的舆论工具坚持自己的观点”、“多数应当尊重少数”(《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84页、66页)。二是助长了党内的派别活动，使党内派别活动合法化，致使党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三是否定了党对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关系。四是削弱了各加盟共和国党与中央的联系，使很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宣布退出苏共，或更改党的名称，从而促进了苏共的瓦解。五是极“左”和极右的思潮常常是形影相随的，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极端民主化组织路线的同时还表现出个人专权，他常常把政治局和党的中央委员会抛在一边自行其事，在“8·19”事件后，竟不经召开全党代表大会、不经中央委员会讨论，而由他自己(党的总书记)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和这个拥有一千多万党员的各级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使党组织迅速瓦解。
第三，是党风建设方面的错误。主要是官僚主义、党内腐败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缺乏效益、干部只看上级脸色行事、弄虚作假等。腐败现象的表现是从30年代起干部的特权增多了。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并享受名目繁多的补助，享受兼薪及其他各种特权。戈尔巴乔夫时期，上层领导人能以生产成本的1／22的价格买到专为他们生产的不施化学剂和化肥的蔬菜；订做衣服只收成本费的一半；有专门队伍为领导人又快又好地盖住房。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混乱局面中，党的腐败现象更为严重。一部分手中握有支配物资、产品大权的国家官员和管理人员，靠权力、靠关系办公司、拿回扣等等，大发横财，为群众所痛恨。苏联干部的特权、腐化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所以反对派代表人物仅仅提出一个反特权口号，并以自己上班不坐小汽车而坐大轿车这一点行动，就为人民群众所拥护。根据1991年民意调查，对苏共失去信心的人，占被调查者64％；另一项调查，有36％的人认为，苏共组织应该解散。当年7月，退党人数已达420多万人。面对干部贪污腐败之风，苏共也曾采取反对措施，但屡禁不止，关键是党内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
第四，在干部政策方面的错误。苏共在几十年中，根据列宁对干部选拔的“民主选举”和“党管干部”的论述，挑选、配备、培养干部，造就了一大批好干部，使苏联有几十年的巩固和成就。但苏共毕竟没有完全建立起一个合理的选拔、配备、培养干部的机制，成为后来戈尔巴乔夫推行其错误路线的历史因素。主要问题，首先是层层委任制、任命制，忽视干部的民主选举原则，加上民主集中制不健全，造成干部任命由少数人说了算，容易造成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和干部只看上级领导人脸色行事的情况。其次，干部职务的终身制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使干部不注重业绩，只要不犯错误，就可以任职终生；因而造成干部队伍老化，堵塞了年青干部提拔的渠道。第三，不正常的党内争权夺利斗争使苏共高层领导不能顺利交接班。苏共长期以来在干部问题上存在的这些弊端，本应从党内抓起，用加强组织性促进民主化来解决，但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之后，却背道而驰地采取两条错误做法，一是大规模的撤换干部，他上台仅半年时间，就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撤换了30名州委第一书记和大批市区领导人，这一级的书记，至1990年7月，被撤换的达92．5％，结果，不少忠于共产主义而抵制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的干部被撤换下来。二是以“民主化”、“公开性”代替党管干部的原则。结果，在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没有限度的“公开性”舆论导向下，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借机大肆攻击苏共，把共产党领导下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得漆黑一团，把老一辈干部说成是今天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戈尔巴乔夫这样做的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指向社会主义，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的威望及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造就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反对派，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苏共的掘墓者。
教训之四，共产党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
在过去几十年中，苏联共产党创下了光辉的业绩，但也确实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问题，过去都被有意掩盖着。赫鲁晓夫时期，揭露和解决了不少问题，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由于戈尔巴乔夫大力推行“公开性”、“民主化”政策，揭露了历史上的大量问题，当人们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发现过去当局的宣传有虚假现象，顿时产生了一种受骗感，直观地将那些丑恶的历史事件与共产党、社会主义及其领导人联系起来，将罪恶归到共产党身上；加上反对派抓住历史问题兴风作浪、大做文章，一时间在社会上形成谴责、围攻苏共气氛，反共反社会主义几乎成为一种时髦，使人们形成“共产党几十年没干好事，应该下台”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党员对党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有的不愿意或怕为过去的错误承担责任，加上苏共为了维护其“民主化”而不敢澄清事实和进行反击，引致在1991年“8·19”事件之后的第五天，戈尔巴乔夫一纸解散苏共的声明，便使苏共瓦解。
以上教训告诉我们，在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和纠正历史的错误，清除它所造成的影响，又要防止全盘否定历史，滑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坑。这里，有几点必须注意的：首先，要有勇气承认错误，向人民讲真话，不允许忽视错误、掩盖错误。其次，对历史上的问题，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虽有失误、过错，但更多的是伟大的贡献和辉煌的成就。第三，要把历史上的污点、错误和共产党的本质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区分开来。苏共所犯的错误，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的，不能把这些错误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误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第四，承认历史上的错误，既要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为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论证改革的必要性，通过改革，纠正错误，完善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而不是如倒洗澡水一样，连婴儿一起倒掉（把共产党打倒，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中国共产党靠自己认识并成功地纠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问题上急躁冒进、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一大二公”等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经验十分宝贵。同时，要警惕反对派乘机破坏，对企图搞垮社会主义的言行，要敢于揭露反击。第五，解决历史问题，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采取“宜精不宜细”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教训之五，必须妥善解决民族问题
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有诸多原因，而导致其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原来，苏联在历史上就潜伏着严重的民族矛盾与危机。它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沙俄帝国是经过370年的侵略兼并、由一个只有280万平方公里的单一的民族国家，扩张成为横跨欧亚大陆、有2280万平方公里(其中强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100多个民族、100多种语言的大国。其中，有13730万人口的俄罗斯民族占全国人口的52．4％(据1979年普查)。长期以来，大俄罗斯主义肆虐，沙皇政府在国内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沙皇俄国历来有“各民族监狱”之称。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根据各民族的情况，为了共同对敌斗争，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各民族的分裂，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于1922年底，用联邦制国家的结构形式，建立了苏联。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和正确的。但由于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对立情绪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消除；潜藏在人们头脑深处的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还经常表现出来。加之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上，存在下述的许多失误，终于酿成苏联的解体。
首先是联盟中央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各民族国家的自主权、自决权受到严重侵害，限制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削弱了联盟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次，忽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把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迫害民族干部，加深了民族矛盾。第三，受列宁严厉批评的大俄罗斯主义根深蒂固，把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凌驾于其他共和国之上，伤害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感情，激发了非俄罗斯民族反抗大俄罗斯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造成煽动民族独立和进行分裂统一国家的活动经常发生。第四，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导致民族问题危机爆发和苏联解体。主要是在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对苏联历史大加否定，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否定苏共执政历史提供了合法的口实，并为他们迅速聚合、组织自己的团体、政党和在各地夺权提供了机会；纵容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使从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共和国到俄罗斯联邦等一大批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通过了主权国家宣言，从而使联盟中央一切法令和决定无法实施，导致联盟国家走上解体道路；大俄罗斯主义恶性发作，直至在复兴俄罗斯的口号下在俄罗斯联邦挂起沙俄帝国的白蓝红三色旗，向其他共和国提出领土要求，更加激起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实行主权国家联盟，承认苏联在国际关系中是主权国家，各加盟共和国在国际关系中也是主权国家，从而为民族分离主义抛弃统一联盟国家提供了借口；承认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政党，可以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使苏共失去了对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承认各共和国的经济主权，为各共和国谋求独立提供了物质基础；戈尔巴乔夫取悦、求助和依赖西方的思想行为，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苏联民族矛盾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实现，大开方便之门。纵观苏联民族问题危机的成因及其在苏联解体中的巨大破坏作用，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长期背离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则，是苏联民族问题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而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则为这场危机的爆发导致苏联的解体提供了条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教训之六，要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处理好不同制度国家的关系
首先是反“和平演变”的对策。在80年代下半期之前，苏联对帝国主义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采取了两条政策：一是“封闭政策”，二是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事实证明，这两条政策并不成功。原因是“封闭政策”的结果，连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也一概拒之门外，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二是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主要内容是脱离实际的一些书本知识和苏共政策的各种条文，这在“封闭政策”之下，似可收到一时效果，但后患无穷。例如到80年代初，当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苏联领导人仍在继续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其反作用很大。当人民一旦了解到世界外部的真实情况时，便产生了极大的逆反心理，感到自己“受骗”、“希望破灭”，整个思想战线顷刻崩溃。80年代下半期，美国与西方看清了戈尔巴乔夫的面目，更进一步向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政治上加强接触，促进演变；思想上加强渗透，灌输西方价值观念；军事上保持威慑，以压促变；经济上扩大联系，以“援”诱变。特别是抓住苏联国内经济日益困难的弱点，以经济援助为名，诱压苏联满足其政治上的要求，而戈尔巴乔夫为了谋求西方的经济援助，拿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交易，作出了许多丧失原则的让步。如1991年7月，戈氏亲自出马到伦敦列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乞求援助，达成协议：政治上同意苏联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实行分权；如果加盟共和国要求退出苏联，不能动用武力干预；经济上要苏联向市场经济转化，引进西方市场机制，实现全面私有化；军事上，要苏联在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方面继续让步，以满足美国的要求。这样，仅几年时间，苏联就从一个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沦为乞怜于美国的战略伙伴。
其次，苏联长期推行一条大国霸权主义政策，违反坚持和平外交、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这包括对东欧国家全面控制的政策；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地位；借口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实则进行渗透、扩张和侵略；奉行反华政策，企图压中国服从苏联，比如，1960年突然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撕毁几百个协议合同，1969年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和对中国建立包围圈。这种外交政策，必然给苏联带来严重的后果：在经济方面，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直至使经济恶化和人民生活下降。政治上的影响也十分恶劣，如武装入侵阿富汗，使其延续了14年之久的内战，夺去了200万阿富汗人民的生命，使三分之一的阿富汗人沦为难民，也给成千上万的苏联军人的家庭带来了痛苦，使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望下降。同时，霸权主义还破坏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损坏了社会主义的国际威望。从上述情况看，苏联外交政策的错误和失败，不能说不是苏联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但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告终。当前，苏联的教训正成为指导世界共产党人向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宝贵财富和动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伟大实践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更鼓舞着人们向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向前！
教训之一，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以后，它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号）。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369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年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只用十多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50至100年走过的路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能打败法西斯；二战时，虽然损失惨重，但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工业生产达到战前水平；1949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又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宇航事业，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至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32年间，国民经济都有一定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地有所提高。例如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950年仅有7平方米，至1980年为13.1平方米。这些事实，都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逐步走向超级军事大国的道路，实行扩张主义，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军事工业上，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固定资产的比重是：90∶3.7∶6.3。苏联科技实力雄厚，科研成果占世界1／3，科研人数居世界第一，可惜他们把经济和科研力量大部分投到军事工业上去。比如，国防工业就占整个工业的60％，关系到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和农业，长期以来处于落后状态，如出现了可以使宇宙飞船在空中对接，但却解决不了一个塑料啤酒箱的技术问题等令人震惊的情况。以上问题，长期未有转变，加上对其存在的僵化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未能认真改革和执行一条粗放经营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其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逐步下降。比如，在50年代，国民经济增长率是两位数，60年代为7％，70年代为5％，80年代为2—3％；其经济发展速度，已降到它自己认为“战略存活率”4.7％以下的水平。由于经济发展速度锐减，人民日益增大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职工的月平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从60年代的3．5％，降到80年代初的2．5％，其人均生活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因而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现实的失望、不满、愤恨。这一情况：既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其背叛社会主义的路线提供了借口，又为国际反共势力提供了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炮弹。结果，内外夹攻，就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教训之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国民经济不应在封闭状态下进行，它必须利用人类共同创造的生产力、财富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故必须向世界实行开放。苏联的悲剧，是从不改革开放开始，到改革开放没有正确的方向导致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告终。
首先，苏联在长时期中未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更谈不上去处理这些矛盾。从3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既然如此，必然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其次，混淆了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区别，把两者等同起来，把在苏联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体制凝固化、绝对化，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模式，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的多样性。这也同样否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据此，苏联不仅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纯而又纯”，而且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集中统一计划指导下的产品经济，而把商品、市场、价值规律等东西，统统视为“异类”，视为必须加以消灭的资本主义祸害。结果，虽然全面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也成了无所不包的占绝对统治的东西，可是整个体制越来越僵化，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缺乏动力和活力，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日益低落，产品质量低下，经济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经济一步步由停滞走向衰落。再次是苏联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性。这是苏联在战前几个五年计划加强备战期间形成的。战后，斯大林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也把苏联一国对西方关系的封闭性扩大到经互会所有国家。然而在这个时候，西欧和日本已从战争破坏中得到恢复，美国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兴起，预示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将会有更大的进步。但是苏联则长期把自己禁锢在经互会狭小的圈子里，坚持封闭性的经济和落后的传统产业，错过了新科技革命给苏联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失去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向其学习有益的经验的宝贵时光，从而在高技术竞争中遭到失败。这也是苏联经济困难大，难以解决，最终导致发生剧变的深刻根源。
教训之三，必须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坚持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一个基本原则。可是苏联党在领导和自身建设上存在许多问题，是导致自己灭亡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政治思想路线上的错误。例如，苏共从1988年6月至1990年7月所形成的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为基本内容的政治路线，无论在指导思想、政治目标或是在具体实现的策略和途径方面，都是错误的。这条路线的要害是：把党的奋斗目标从科学社会主义改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政治多元化”，允许搞“多党制”，根本改变党的领导地位；否定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主张把苏共变成“全民党”、“议会党”；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盲目崇拜西方经济模式，主张立即实行私有化和立即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对外政策全面屈从于西方，无条件主张“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否认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仍存在的大国霸权主义行径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企图。这条错误路线的实质是否认阶级斗争。所造成的恶果是十分严重的：“多党制”、“民主化”使以反共反社会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组织合法化并迅速大量形成。至1990年7月，已达6万个。他们动辄组织集会或游行，口号是“打倒苏共”、“推翻苏维埃国家制度”。他们借地方选举之机，向苏共夺权。在反对派猖狂进攻面前，苏共放弃阶级斗争，采取妥协、退让甚至投降的态度。至1991年“8．19”事件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已有7个被反对派执掌政权、宣布独立；之后又有6个宣布独立。反对派夺取政权之后，反过来镇压、迫害共产党员，禁止苏共活动，有的没收苏共财产。在苏联社会经济危机尖锐化时，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广大党员被排除在政策决策之外而又承担经济恶化的罪名，致使共产党的威信急剧下降。
其次，是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错误。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列宁逝世以后，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没有执行好这一制度，其共同的特点是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如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成文的法律条文；赫鲁晓夫搞“一言堂”，苏共22大上他一个人包揽了开幕词、总结报告、苏共纲领报告、总结发言和闭幕词五项重要议程；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签署公布第九个五年计划，为自己七次颁发列宁勋章和3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他们这些做法，不但影响了治国大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订，更严重的后果是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极端民主化从而灭党提供了依据。1987年，戈尔巴乔夫就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提出了“民主化，再民主化”(见该书48页)的纲领性口号，推行极端民主化的组织路线，其主要内容和恶果：一是改变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民主集中制最主要的内容，提出了“少数有权坚持，包括利用党内的舆论工具坚持自己的观点”、“多数应当尊重少数”(《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84页、66页)。二是助长了党内的派别活动，使党内派别活动合法化，致使党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三是否定了党对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关系。四是削弱了各加盟共和国党与中央的联系，使很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宣布退出苏共，或更改党的名称，从而促进了苏共的瓦解。五是极“左”和极右的思潮常常是形影相随的，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极端民主化组织路线的同时还表现出个人专权，他常常把政治局和党的中央委员会抛在一边自行其事，在“8·19”事件后，竟不经召开全党代表大会、不经中央委员会讨论，而由他自己(党的总书记)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和这个拥有一千多万党员的各级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使党组织迅速瓦解。
第三，是党风建设方面的错误。主要是官僚主义、党内腐败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缺乏效益、干部只看上级脸色行事、弄虚作假等。腐败现象的表现是从30年代起干部的特权增多了。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并享受名目繁多的补助，享受兼薪及其他各种特权。戈尔巴乔夫时期，上层领导人能以生产成本的1／22的价格买到专为他们生产的不施化学剂和化肥的蔬菜；订做衣服只收成本费的一半；有专门队伍为领导人又快又好地盖住房。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混乱局面中，党的腐败现象更为严重。一部分手中握有支配物资、产品大权的国家官员和管理人员，靠权力、靠关系办公司、拿回扣等等，大发横财，为群众所痛恨。苏联干部的特权、腐化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所以反对派代表人物仅仅提出一个反特权口号，并以自己上班不坐小汽车而坐大轿车这一点行动，就为人民群众所拥护。根据1991年民意调查，对苏共失去信心的人，占被调查者64％；另一项调查，有36％的人认为，苏共组织应该解散。当年7月，退党人数已达420多万人。面对干部贪污腐败之风，苏共也曾采取反对措施，但屡禁不止，关键是党内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
第四，在干部政策方面的错误。苏共在几十年中，根据列宁对干部选拔的“民主选举”和“党管干部”的论述，挑选、配备、培养干部，造就了一大批好干部，使苏联有几十年的巩固和成就。但苏共毕竟没有完全建立起一个合理的选拔、配备、培养干部的机制，成为后来戈尔巴乔夫推行其错误路线的历史因素。主要问题，首先是层层委任制、任命制，忽视干部的民主选举原则，加上民主集中制不健全，造成干部任命由少数人说了算，容易造成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和干部只看上级领导人脸色行事的情况。其次，干部职务的终身制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使干部不注重业绩，只要不犯错误，就可以任职终生；因而造成干部队伍老化，堵塞了年青干部提拔的渠道。第三，不正常的党内争权夺利斗争使苏共高层领导不能顺利交接班。苏共长期以来在干部问题上存在的这些弊端，本应从党内抓起，用加强组织性促进民主化来解决，但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之后，却背道而驰地采取两条错误做法，一是大规模的撤换干部，他上台仅半年时间，就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撤换了30名州委第一书记和大批市区领导人，这一级的书记，至1990年7月，被撤换的达92．5％，结果，不少忠于共产主义而抵制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的干部被撤换下来。二是以“民主化”、“公开性”代替党管干部的原则。结果，在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没有限度的“公开性”舆论导向下，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借机大肆攻击苏共，把共产党领导下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得漆黑一团，把老一辈干部说成是今天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戈尔巴乔夫这样做的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指向社会主义，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的威望及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造就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反对派，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苏共的掘墓者。
教训之四，共产党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
在过去几十年中，苏联共产党创下了光辉的业绩，但也确实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问题，过去都被有意掩盖着。赫鲁晓夫时期，揭露和解决了不少问题，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由于戈尔巴乔夫大力推行“公开性”、“民主化”政策，揭露了历史上的大量问题，当人们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发现过去当局的宣传有虚假现象，顿时产生了一种受骗感，直观地将那些丑恶的历史事件与共产党、社会主义及其领导人联系起来，将罪恶归到共产党身上；加上反对派抓住历史问题兴风作浪、大做文章，一时间在社会上形成谴责、围攻苏共气氛，反共反社会主义几乎成为一种时髦，使人们形成“共产党几十年没干好事，应该下台”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党员对党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有的不愿意或怕为过去的错误承担责任，加上苏共为了维护其“民主化”而不敢澄清事实和进行反击，引致在1991年“8·19”事件之后的第五天，戈尔巴乔夫一纸解散苏共的声明，便使苏共瓦解。
以上教训告诉我们，在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和纠正历史的错误，清除它所造成的影响，又要防止全盘否定历史，滑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坑。这里，有几点必须注意的：首先，要有勇气承认错误，向人民讲真话，不允许忽视错误、掩盖错误。其次，对历史上的问题，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虽有失误、过错，但更多的是伟大的贡献和辉煌的成就。第三，要把历史上的污点、错误和共产党的本质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区分开来。苏共所犯的错误，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的，不能把这些错误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误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第四，承认历史上的错误，既要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为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论证改革的必要性，通过改革，纠正错误，完善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而不是如倒洗澡水一样，连婴儿一起倒掉（把共产党打倒，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中国共产党靠自己认识并成功地纠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问题上急躁冒进、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一大二公”等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经验十分宝贵。同时，要警惕反对派乘机破坏，对企图搞垮社会主义的言行，要敢于揭露反击。第五，解决历史问题，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采取“宜精不宜细”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教训之五，必须妥善解决民族问题
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有诸多原因，而导致其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原来，苏联在历史上就潜伏着严重的民族矛盾与危机。它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沙俄帝国是经过370年的侵略兼并、由一个只有280万平方公里的单一的民族国家，扩张成为横跨欧亚大陆、有2280万平方公里(其中强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100多个民族、100多种语言的大国。其中，有13730万人口的俄罗斯民族占全国人口的52．4％(据1979年普查)。长期以来，大俄罗斯主义肆虐，沙皇政府在国内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沙皇俄国历来有“各民族监狱”之称。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根据各民族的情况，为了共同对敌斗争，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各民族的分裂，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于1922年底，用联邦制国家的结构形式，建立了苏联。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和正确的。但由于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对立情绪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消除；潜藏在人们头脑深处的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还经常表现出来。加之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上，存在下述的许多失误，终于酿成苏联的解体。
首先是联盟中央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各民族国家的自主权、自决权受到严重侵害，限制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削弱了联盟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次，忽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把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迫害民族干部，加深了民族矛盾。第三，受列宁严厉批评的大俄罗斯主义根深蒂固，把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凌驾于其他共和国之上，伤害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感情，激发了非俄罗斯民族反抗大俄罗斯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造成煽动民族独立和进行分裂统一国家的活动经常发生。第四，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导致民族问题危机爆发和苏联解体。主要是在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对苏联历史大加否定，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否定苏共执政历史提供了合法的口实，并为他们迅速聚合、组织自己的团体、政党和在各地夺权提供了机会；纵容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使从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共和国到俄罗斯联邦等一大批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通过了主权国家宣言，从而使联盟中央一切法令和决定无法实施，导致联盟国家走上解体道路；大俄罗斯主义恶性发作，直至在复兴俄罗斯的口号下在俄罗斯联邦挂起沙俄帝国的白蓝红三色旗，向其他共和国提出领土要求，更加激起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实行主权国家联盟，承认苏联在国际关系中是主权国家，各加盟共和国在国际关系中也是主权国家，从而为民族分离主义抛弃统一联盟国家提供了借口；承认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政党，可以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使苏共失去了对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承认各共和国的经济主权，为各共和国谋求独立提供了物质基础；戈尔巴乔夫取悦、求助和依赖西方的思想行为，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苏联民族矛盾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实现，大开方便之门。纵观苏联民族问题危机的成因及其在苏联解体中的巨大破坏作用，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长期背离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则，是苏联民族问题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而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则为这场危机的爆发导致苏联的解体提供了条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教训之六，要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处理好不同制度国家的关系
首先是反“和平演变”的对策。在80年代下半期之前，苏联对帝国主义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采取了两条政策：一是“封闭政策”，二是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事实证明，这两条政策并不成功。原因是“封闭政策”的结果，连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也一概拒之门外，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二是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主要内容是脱离实际的一些书本知识和苏共政策的各种条文，这在“封闭政策”之下，似可收到一时效果，但后患无穷。例如到80年代初，当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苏联领导人仍在继续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其反作用很大。当人民一旦了解到世界外部的真实情况时，便产生了极大的逆反心理，感到自己“受骗”、“希望破灭”，整个思想战线顷刻崩溃。80年代下半期，美国与西方看清了戈尔巴乔夫的面目，更进一步向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政治上加强接触，促进演变；思想上加强渗透，灌输西方价值观念；军事上保持威慑，以压促变；经济上扩大联系，以“援”诱变。特别是抓住苏联国内经济日益困难的弱点，以经济援助为名，诱压苏联满足其政治上的要求，而戈尔巴乔夫为了谋求西方的经济援助，拿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交易，作出了许多丧失原则的让步。如1991年7月，戈氏亲自出马到伦敦列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乞求援助，达成协议：政治上同意苏联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实行分权；如果加盟共和国要求退出苏联，不能动用武力干预；经济上要苏联向市场经济转化，引进西方市场机制，实现全面私有化；军事上，要苏联在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方面继续让步，以满足美国的要求。这样，仅几年时间，苏联就从一个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沦为乞怜于美国的战略伙伴。
其次，苏联长期推行一条大国霸权主义政策，违反坚持和平外交、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这包括对东欧国家全面控制的政策；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地位；借口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实则进行渗透、扩张和侵略；奉行反华政策，企图压中国服从苏联，比如，1960年突然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撕毁几百个协议合同，1969年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和对中国建立包围圈。这种外交政策，必然给苏联带来严重的后果：在经济方面，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直至使经济恶化和人民生活下降。政治上的影响也十分恶劣，如武装入侵阿富汗，使其延续了14年之久的内战，夺去了200万阿富汗人民的生命，使三分之一的阿富汗人沦为难民，也给成千上万的苏联军人的家庭带来了痛苦，使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望下降。同时，霸权主义还破坏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损坏了社会主义的国际威望。从上述情况看，苏联外交政策的错误和失败，不能说不是苏联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但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告终。当前，苏联的教训正成为指导世界共产党人向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宝贵财富和动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伟大实践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更鼓舞着人们向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