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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Scientific Nerd是什么形象？他们应该戴着眼镜，而且一定有一块镜片是破碎的，很怂地用胶布拼凑起来。他们上学时学习成绩很好，但性格孤僻，所以总是被人欺负。这是邱海在美国的孩子给他的答案。
但他们的爸爸—GE全球研究中心实时控制与仪表研究室经理，一个研发中心的科学家—并不是这样。
邱海與书呆子的形象去之千里，他性格开朗，健谈，聊到有意思的话题常配合着夸张的肢体语言；没事的时候，会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时不时拍一下别人的肩膀打个招呼。但“古怪”的技术人员还是有迹可循。比如邱海领导着16个人的团队，有那么一两个人，“天生就是做研究的料”。哪怕在狭窄的过道和电梯里碰见，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要打招呼了，这些奇怪的同事还是会把头别到一边。曾经在一次部门会议上，邱海和其他同事比赛谁能把他们逗笑，结果大概你也能预料到，谁都没赢。
如果有谁想把这些人推到客户面前，那他必须先想好如何为一场灾难收场。他们不仅会紧张得结结巴巴，甚至会和客户吵起架来。即使在内部熟悉的同事前，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逻辑清晰地表达出来，但面对外行人，这些技术人员似乎没有那么好的耐性。
从研究人员到科学家，除了单纯的研究之外，还要负起领导一群性格奇怪的研发者的职责，为他们指出研究方向并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邱海说，尽管手底下的人性格古怪，但并不意味着难以管理—这样的人往往更能沉得下气，比起抛头露面，更愿意在后面做事情。他们对于奖励的要求也没那么高—适当的提名和给予认可就可以了，只要记住一点，千万别把他们推到人群的最前面。
这里所说的科学家，并不是普遍意义上对大公司里资深研究人员的称谓。它是设立于大公司中研发部门的一个职位，就像中枢大脑一样至关重要。
从学校到商业公司，这些科学家需要适应截然不同的工作节奏。除了在研发上顺应实验周期，他们每年都必须为自己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包括每个阶段可以产出的成果，这相当于他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与他们共事的也不仅仅是自己人，包括市场、销售、产品甚至公关部门，都需要这些技术人员密切合作。比如一款新产品的包装上该出现什么样的宣传词句，即使是市场部门的工作，内容也必须经由科学家们一一过目。
更重要的是，比起实验室的安稳平静，市场更迭之快往往让人措手不及。科学家们的成绩直接决定了公司在市场里的商业表现，甚至有可能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在商业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GE的科学家发明了易塑的钨丝，这个产品使GE白炽灯的耐用性比最初的设计有了大幅度提高，让GE在1900年代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对计算机硬件技术起着至关重要进化作用的现代硬盘则诞生于IBM，工程师兼研发项目组长阿兰•舒加特对它功不可没，后来他又帮助IBM发明出了直径为32英寸的世界上第一张软盘—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则是希捷硬盘的创始人。
全球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制造商宝洁同样受益于28个研发中心的科学家们贡献的“具有革命意义的产品”，比如，中国市场上第一款具有美白功效的玉兰油护肤面霜、能够贴在脸上的面膜以及护发素。仅仅去年在北京建立的技术研发中心，已经有上千名科学家为宝洁的各线产品服务。每位科学家都心怀理想，但会把它隐藏得很深，他们喜欢跟自己较真。
史运明从北大博士毕业之后并没有选择出国深造的博士后道路。他觉得自己在学校做的蓝藻细胞分化研究过于基础，或许要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看到实际应用中的成果，史运明希望找一份更有成就感的工作。他选择了以科学家的身份进入宝洁，负责佳洁士牙膏的技术研发。
毕竟这是一个周期性更短、对商业化要求更高的职位，每当参与的项目顺利发布，史运明就会对它们产生看到自己孩子一样的感情，毕竟是他亲手调配了每一个配方。
在屈臣氏的牙膏货架停留十几分钟是常事，他很关心产品在货架摆放位置的变化，甚至会数数有多少顾客想把它们带走。
最开始史运明参与制作工艺研究，解决牙膏在实验室里制成之后从小容器到大工厂的参数误差问题。转到配方研究的团队之后，他感到了更大的压力。
佳洁士每年有三个新品发布季，按照美白、健康和普通系列划分。每年每个系列只能有一款产品被成功发布，但往往有好几个团队在同时研发产品，比如针对健康系列，就有抗敏感和抗牙龈炎之间的竞争。
一旦错过新品发布的时机，这个项目或许就只能死在实验室里。
所以研究的过程也是分秒必争，配方包含活性物质的比例调配。在最开始两个月之内，史运明必须设计出七八个方案，保证实验后至少有一到两个比较靠谱，否则错过了这一季的时间，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7月，史运明主导研发的佳洁士健康科学牙膏上市，这款以保护牙龈为主打功效的产品意味着史运明两年的研发心血得以实现。
因为这样的竞争，很多项目都会被中途停掉，好在这些科学家往往身兼多个项目，一两个实验被停并不会太影响到他们的年终考评。
创新意味着失败的可能性，大公司对这些科学家们的考核也给予了足够的宽容。除了量化指标之外，定性考核往往是更合适的办法。佳洁士的做法是，在每个财年的开端由科学家和直接领导共同制定研究计划，这个计划会随着产品研发进度不断调整。一年过后，上司会根据计划的完成情况和期望值，给科学家们一个合适的评分。
而GE也有着类似的想法，除了硬性指标之外，科学家们的工作态度、分享精神，是否有好奇心以及承担风险的勇气，都被列入软性的考核当中。“即使有些项目中途死了，我们也会嘉奖员工，他能发现问题及时终止项目，也是为公司省钱。”邱海这样说道。
史运明现在已经是佳洁士口腔护理研究院的高级科学家。他逛超市的时候总会在牙膏货架附近流连忘返。处在这样职位上的人，往往经历过那么一两件特别的事情。
2009年4月，在技术部门待了半年多之后，史运明被派往美国学习抗敏感牙膏的功效验证实验方法。在此之前，抗敏感功效的实验一直无法在实验室中完成，只能借由费时又费钱的临床实验。
牙敏感与牙本质暴露有关，而抗敏感的牙膏则可以利用活性物质堵住牙本质内的细管，从而缓解敏感症状。到了美国之后，史运明才知道所谓的新方法还没什么眉目—即使宝洁研发团队级别最高的科学院院士和首席科学家都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看起来史运明是没法带着太多的经验回去了。
作为入职不到两年的新人，史运明每天花着公司的钱在酒店住得不太心安。公司在这份差上很慷慨，给了史运明3个月的时间，他只能每天泡在实验室，在前辈们忙碌的时候搭把手。
史运明决定自己去试一试，尽管他能想到的方法早就已经被用过，并且被证实不可行。
到了实验最关键的一步，史运明发现显微镜下的实验牙都被水汽蒙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但当时的直觉没有让他立即放弃这个实验。在实验室里坐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水雾层散去，牙本质当中的细管和牙膏的注入都能被清楚地 显示出来。
最大的阻碍被冲破了，但史运明并没有立刻跳出去宣告自己的成功，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去验证和完善实验，而后才对前辈们说出了这个方法。
“可能也是我比较幸运，之前没有人想到要多等一等。”就这样，史运明的办法被肯定了，他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了传授者。这个成果还为史运明带来了一些额外的奖励，比如比同期新人至少早了半年的升职。
“在别人眼里，美国人花了好几年没能解决的问题被我攻破了，看起来特别牛，”史运明说，“我自己也觉得很牛。但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即使是被别人否认的方法，我也要去尝试。”
劲头上来了，和自己较真也没关系—在GE做了五六年飞机引擎诊断的邱海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飞机在每次起飞、着陆和空中飞行的过程中，邱海的团队都会对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如果数据出现问题，飞机一降落，工程师就会将备件准备好进行维修。
在一次故障诊断中，有一个飞机零件总是出现问题，但团队把数据全部搜集起来，一直没有查出症结所在。
在邱海加入之前，这个项目已经持续了半年。因为机型的缘故，上千个传感器输出的数据总量非常庞大。而过去这个零件已经坏掉15次了，邱海和他的同事们必须从数据分析中找出相关性。他们想了很多办法，甚至包括统计方法和人工智能，但都没能解决问题。
邱海机械工程的专业背景开始发挥作用，因为其他人都是计算机和统计学的背景，所以所有人都在从数据的角度使劲，“这个方法不可行，那我就去研究一下机械原理。”邱海说道。
和我们的前一位科学家一样，有时候灵感就是突如其 来。
一天晚上，邱海在上千个传感器中，将出错范围锁定在三四个会导致零件故障的传感器上，一直做到半夜三点，终于找到了隐藏的问题数据。不仅如此，邱海还发现这个故障损坏的规律—它们并不会一下子就崩溃掉，而是慢慢坏 死。
第二天早上，邱海的组长用黑莓手机查到他连夜发去的邮件，一个没注意险些撞到前面的车辆。他们随即把其他14个案例拿出来比照，结果全部吻合邱海的发现成果。这其实是邱海非常享受的工作状态。用他的话来说，每天都感觉事情没有做完，总是处于挠痒痒的抓狂状态之 中。
有时候项目做到一半，不得不回家休息，第二天醒来洗澡的时候就开始琢磨。
“这真是最美好的时候了，”邱海说，“就像刷房子刷了一半，忽然没电了，但是你特别惦记着把房子刷完，要看看最后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要知道，这种思来想去的抓狂往往是技术达人们最为熟悉的状态—不管他们面对的是飞机还是沐浴泡泡。舒肤佳家庭卫生研究院的高级科学家刘芃是在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读的生物化学博士。本科时候在医院实习的经历，让刘芃抗拒了在医学专业继续深造的可能性。虽然治好病人有很大的成就感，但每天面对无法避免的生老病死让刘芃觉得自己无法接受这份职业。
她看上去跟普通女孩没什么区别，周末通常是这么安排的：周五晚上是单身女友们的Friday Night，她们打算一起进城吃饭，再喝点小酒；周六和同组的同事们约好了桌游，周日则是和另一拨朋友去K歌。
博士毕业之前，她作为实习生进入了宝洁，再之后就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现在回想面试的过程她觉得自己有点后知后觉，当时三天的培训课程很有意思，刘芃却一直没有注意到边上密切观察包括自己在内32个候选人的面试官。
做了两年的配方之后，刘芃转到了产品研究的岗位。虽然仍然作为科学家参与研发，但这是一个需要与消费者打交道的职位。
会有一半的工作时间，刘芃需要与消费者聊天，甚至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以了解他们对产品的使用感受。然后她再把消费者的需求和感觉转化为研发语言，并且据此为团队制定下一个研发产品的参数和属性。
最开始刘芃并不清楚消费者们的生活方式。比如直到跟着一位消费者生活了8个小时，她才亲眼看见妈妈抱着两岁小孩上洗手间的繁琐过程：从穿鞋、擦手，到把孩子抱出洗手台，母亲始终没有让孩子接触到任何公共物品。
最让她头疼的是专业术语和生活用语的转换过程。
即使是沐浴露，也会有泡沫量、泡沫密度、洁净程度、冲洗度、肤感等非常多的指标需要从消费需求中被量化。
消费者并非都是善于倾诉的。遇到对洗澡的感觉只能说出“很舒服”三个字的消费者，刘芃只能借助其他辅助手段去引导描述，比如选取不同场景的图片，请消费者指出最为契合的那一张，再具体去展开分析。
在刘芃看来，虽然这项工作看起来有一点类似市场营销，但其实是研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对于一家商业公司而言，科学家决定着产品研发和创新的方向。
有时候对于同一个产品，消费者给出的描述截然不同。
他们不会说密度或者更专业的词语，顶多告诉刘芃这款沐浴露的泡沫丰富。但这些直观感受和季节还有生活习惯不无关系，沐浴的时候是否持续冲水，都是刘芃必须盘问出来的细枝末节。
在做一个沐浴露的开发时，刘芃买了四种竞争对手的沐浴露，加上自己的几款候选发布产品，每天洗澡的时候都会换着使用。
这样洗澡的时候也不能闲着了，刘芃必须要像一个真正的消费者和技术人员一样，把体会到的感受一一记录在 案。
不过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刘芃就不会再去想工作上的事了。
刘鹏的工作听起来可能就没那么有意思，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词不是数据挖掘、算法分析，就是基础架构。不过这位跳槽到创业公司的70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科学家们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
2004年从清华电子系博士毕业之后，刘鹏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更像是一个博士后的位置，刘鹏继续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并想办法将最新的技术应用于合适的产品之 中。
他在微软参与研发了Vista系统的语音识别技术，但这件事情让他看到了商业与技术的不同。
为了测试Vista的语音识别准确率，当时的项目主管一直在办公室里试着用语音书写邮件。“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算识别率是100%，也很少会有人真正愿意对着电脑一字一句把邮件念出来。”刘鹏发现，为了避免使用太過超前或者偏离实际需求很大的技术，先要弄清楚商业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他的直属上司来自贝尔实验室，是电话、半导体、通信网等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也让刘鹏意识到从实际到技术的重要性。
在微软工作4年之后，刘鹏开始思考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彼时谷歌正好推出了自己的翻译产品，刘鹏意识到互联网公司与传统技术思路已经具有很大的分歧。谷歌根据庞大的数据，在云平台上计算和架构，而刘鹏所知道的传统做法是，先由人工把数据精挑细选，再做深加工。
这个分歧给刘鹏带来了冲击，他决定去互联网公司接触更广阔的技术方式。没多久，刘鹏成为拿到雅虎研究院第一个Offer的高级科学家，开始研究大规模数据对互联网广告的作用。
这听起来与语音处理差别甚远，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重新开始，但基础和数学模型的相通让刘鹏很快地上了手。去年一年，刘鹏的团队为日本雅虎带来了至少3500万美元的 额外广告营收。
他们主要的做法是，基于用户的浏览数据和行为，包括IP地址和Cookies，甚至账户的访问数据，为用户提供精准推送的显示广告。
作为团队技术上的领导，刘鹏负责制定团队的走向。这并不包括太多的人事管理，刘鹏崇尚技术性质的领导，有意识淡化人的作用，“在互联网公司这样一个文化里，如果是人员领导，团队很快会走不下去。因为技术发展太快。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刘鹏说道。
今年年中，刘鹏跳槽到了一家名为MediaV的互联网广告公司。这是一家做精准广告投放的创业公司，他们为广告商选择合适的人群和媒体投放。
作为首席科学家，刘鹏希望在相对小型的团队里能与产品更加亲近。虽然他们偶尔会和运营人员产生分歧—技术人员只需要优化数据，将投放效果做到最大化；而销售则希望更多的客户来埋单，而非将效果提升的成本仅仅压在一两家客户的肩上。
但这些碰撞正好符合刘鹏的“逻辑实证主义”。他反对技术人员一味跟随或者相信某种观点，“观点并非是最终的检验对象，数据和实际才是，”刘鹏也以此来解释他对流行产品不那么热衷的原因，“需要沉淀一下，避免自己成为什么东西的粉丝，从而坚持自己的判断。”
这名谨慎的科学家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身份，即是他的网名“北冥乘海生”。
这五个字意味着京剧和相声整理领域最富盛名的作者。作为一名京剧爱好者，刘鹏大学时候在社团里学唱老生，他的博士阶段除了学业，几乎都在翻录磁带和CD的工作中度 过。
这不是一个特别有技术含量的事情，用刘鹏的话来说就是个体力活，但在他坚持下来的4年中，一共翻录了4000多段戏曲音频，1000多段相声和评书音频，使这些段落以数字的形式得以继续保存。
他把这些MP3放在学校实验室自己搭建的FTP里，供人免费下载。目前网络中流传开来的曲艺段落，时间较早的基本都是刘鹏翻录过来的。
有些经典段落由于年代久远，用的都是唱片，他专门从朋友家里借来了老式的唱机，一点点翻录。
为了这项“事业”，4年里刘鹏用坏了6个随身听。
不仅仅是刘鹏执着于自己的爱好，史运明在博士期间加入了北大青年成才促进会。这是一个为残疾儿童表演的公益组织，算是一个契机，史运明从此喜欢上了专业魔术。
自从进入宝洁，史运明的魔术成为每年年会的保留节目。讀书期间跟着专业老师入了门，工作以后，他通过购买付费视频又自学了不少节目。让桌子在舞台上浮起来这样的游戏，已经难不倒史运明了。
“科学家们都是很聪明的人，每个人都有特别擅长的领域。如果连这些高洞察力的人都看不出门道，这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史运明偏着头想了想，说道，“我想至少在宝洁，我是最会变魔术的科学家。”
但他们的爸爸—GE全球研究中心实时控制与仪表研究室经理，一个研发中心的科学家—并不是这样。
邱海與书呆子的形象去之千里，他性格开朗，健谈，聊到有意思的话题常配合着夸张的肢体语言；没事的时候，会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时不时拍一下别人的肩膀打个招呼。但“古怪”的技术人员还是有迹可循。比如邱海领导着16个人的团队，有那么一两个人，“天生就是做研究的料”。哪怕在狭窄的过道和电梯里碰见，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要打招呼了，这些奇怪的同事还是会把头别到一边。曾经在一次部门会议上，邱海和其他同事比赛谁能把他们逗笑，结果大概你也能预料到，谁都没赢。
如果有谁想把这些人推到客户面前，那他必须先想好如何为一场灾难收场。他们不仅会紧张得结结巴巴，甚至会和客户吵起架来。即使在内部熟悉的同事前，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逻辑清晰地表达出来，但面对外行人，这些技术人员似乎没有那么好的耐性。
从研究人员到科学家，除了单纯的研究之外，还要负起领导一群性格奇怪的研发者的职责，为他们指出研究方向并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邱海说，尽管手底下的人性格古怪，但并不意味着难以管理—这样的人往往更能沉得下气，比起抛头露面，更愿意在后面做事情。他们对于奖励的要求也没那么高—适当的提名和给予认可就可以了，只要记住一点，千万别把他们推到人群的最前面。
这里所说的科学家，并不是普遍意义上对大公司里资深研究人员的称谓。它是设立于大公司中研发部门的一个职位，就像中枢大脑一样至关重要。
从学校到商业公司，这些科学家需要适应截然不同的工作节奏。除了在研发上顺应实验周期，他们每年都必须为自己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包括每个阶段可以产出的成果，这相当于他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与他们共事的也不仅仅是自己人，包括市场、销售、产品甚至公关部门，都需要这些技术人员密切合作。比如一款新产品的包装上该出现什么样的宣传词句，即使是市场部门的工作，内容也必须经由科学家们一一过目。
更重要的是，比起实验室的安稳平静，市场更迭之快往往让人措手不及。科学家们的成绩直接决定了公司在市场里的商业表现，甚至有可能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在商业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GE的科学家发明了易塑的钨丝，这个产品使GE白炽灯的耐用性比最初的设计有了大幅度提高，让GE在1900年代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对计算机硬件技术起着至关重要进化作用的现代硬盘则诞生于IBM，工程师兼研发项目组长阿兰•舒加特对它功不可没，后来他又帮助IBM发明出了直径为32英寸的世界上第一张软盘—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则是希捷硬盘的创始人。
全球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制造商宝洁同样受益于28个研发中心的科学家们贡献的“具有革命意义的产品”，比如，中国市场上第一款具有美白功效的玉兰油护肤面霜、能够贴在脸上的面膜以及护发素。仅仅去年在北京建立的技术研发中心，已经有上千名科学家为宝洁的各线产品服务。每位科学家都心怀理想，但会把它隐藏得很深，他们喜欢跟自己较真。
史运明从北大博士毕业之后并没有选择出国深造的博士后道路。他觉得自己在学校做的蓝藻细胞分化研究过于基础，或许要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看到实际应用中的成果，史运明希望找一份更有成就感的工作。他选择了以科学家的身份进入宝洁，负责佳洁士牙膏的技术研发。
毕竟这是一个周期性更短、对商业化要求更高的职位，每当参与的项目顺利发布，史运明就会对它们产生看到自己孩子一样的感情，毕竟是他亲手调配了每一个配方。
在屈臣氏的牙膏货架停留十几分钟是常事，他很关心产品在货架摆放位置的变化，甚至会数数有多少顾客想把它们带走。
最开始史运明参与制作工艺研究，解决牙膏在实验室里制成之后从小容器到大工厂的参数误差问题。转到配方研究的团队之后，他感到了更大的压力。
佳洁士每年有三个新品发布季，按照美白、健康和普通系列划分。每年每个系列只能有一款产品被成功发布，但往往有好几个团队在同时研发产品，比如针对健康系列，就有抗敏感和抗牙龈炎之间的竞争。
一旦错过新品发布的时机，这个项目或许就只能死在实验室里。
所以研究的过程也是分秒必争，配方包含活性物质的比例调配。在最开始两个月之内，史运明必须设计出七八个方案，保证实验后至少有一到两个比较靠谱，否则错过了这一季的时间，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7月，史运明主导研发的佳洁士健康科学牙膏上市，这款以保护牙龈为主打功效的产品意味着史运明两年的研发心血得以实现。
因为这样的竞争，很多项目都会被中途停掉，好在这些科学家往往身兼多个项目，一两个实验被停并不会太影响到他们的年终考评。
创新意味着失败的可能性，大公司对这些科学家们的考核也给予了足够的宽容。除了量化指标之外，定性考核往往是更合适的办法。佳洁士的做法是，在每个财年的开端由科学家和直接领导共同制定研究计划，这个计划会随着产品研发进度不断调整。一年过后，上司会根据计划的完成情况和期望值，给科学家们一个合适的评分。
而GE也有着类似的想法，除了硬性指标之外，科学家们的工作态度、分享精神，是否有好奇心以及承担风险的勇气，都被列入软性的考核当中。“即使有些项目中途死了，我们也会嘉奖员工，他能发现问题及时终止项目，也是为公司省钱。”邱海这样说道。
史运明现在已经是佳洁士口腔护理研究院的高级科学家。他逛超市的时候总会在牙膏货架附近流连忘返。处在这样职位上的人，往往经历过那么一两件特别的事情。
2009年4月，在技术部门待了半年多之后，史运明被派往美国学习抗敏感牙膏的功效验证实验方法。在此之前，抗敏感功效的实验一直无法在实验室中完成，只能借由费时又费钱的临床实验。
牙敏感与牙本质暴露有关，而抗敏感的牙膏则可以利用活性物质堵住牙本质内的细管，从而缓解敏感症状。到了美国之后，史运明才知道所谓的新方法还没什么眉目—即使宝洁研发团队级别最高的科学院院士和首席科学家都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看起来史运明是没法带着太多的经验回去了。
作为入职不到两年的新人，史运明每天花着公司的钱在酒店住得不太心安。公司在这份差上很慷慨，给了史运明3个月的时间，他只能每天泡在实验室，在前辈们忙碌的时候搭把手。
史运明决定自己去试一试，尽管他能想到的方法早就已经被用过，并且被证实不可行。
到了实验最关键的一步，史运明发现显微镜下的实验牙都被水汽蒙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但当时的直觉没有让他立即放弃这个实验。在实验室里坐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水雾层散去，牙本质当中的细管和牙膏的注入都能被清楚地 显示出来。
最大的阻碍被冲破了，但史运明并没有立刻跳出去宣告自己的成功，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去验证和完善实验，而后才对前辈们说出了这个方法。
“可能也是我比较幸运，之前没有人想到要多等一等。”就这样，史运明的办法被肯定了，他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了传授者。这个成果还为史运明带来了一些额外的奖励，比如比同期新人至少早了半年的升职。
“在别人眼里，美国人花了好几年没能解决的问题被我攻破了，看起来特别牛，”史运明说，“我自己也觉得很牛。但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即使是被别人否认的方法，我也要去尝试。”
劲头上来了，和自己较真也没关系—在GE做了五六年飞机引擎诊断的邱海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飞机在每次起飞、着陆和空中飞行的过程中，邱海的团队都会对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如果数据出现问题，飞机一降落，工程师就会将备件准备好进行维修。
在一次故障诊断中，有一个飞机零件总是出现问题，但团队把数据全部搜集起来，一直没有查出症结所在。
在邱海加入之前，这个项目已经持续了半年。因为机型的缘故，上千个传感器输出的数据总量非常庞大。而过去这个零件已经坏掉15次了，邱海和他的同事们必须从数据分析中找出相关性。他们想了很多办法，甚至包括统计方法和人工智能，但都没能解决问题。
邱海机械工程的专业背景开始发挥作用，因为其他人都是计算机和统计学的背景，所以所有人都在从数据的角度使劲，“这个方法不可行，那我就去研究一下机械原理。”邱海说道。
和我们的前一位科学家一样，有时候灵感就是突如其 来。
一天晚上，邱海在上千个传感器中，将出错范围锁定在三四个会导致零件故障的传感器上，一直做到半夜三点，终于找到了隐藏的问题数据。不仅如此，邱海还发现这个故障损坏的规律—它们并不会一下子就崩溃掉，而是慢慢坏 死。
第二天早上，邱海的组长用黑莓手机查到他连夜发去的邮件，一个没注意险些撞到前面的车辆。他们随即把其他14个案例拿出来比照，结果全部吻合邱海的发现成果。这其实是邱海非常享受的工作状态。用他的话来说，每天都感觉事情没有做完，总是处于挠痒痒的抓狂状态之 中。
有时候项目做到一半，不得不回家休息，第二天醒来洗澡的时候就开始琢磨。
“这真是最美好的时候了，”邱海说，“就像刷房子刷了一半，忽然没电了，但是你特别惦记着把房子刷完，要看看最后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要知道，这种思来想去的抓狂往往是技术达人们最为熟悉的状态—不管他们面对的是飞机还是沐浴泡泡。舒肤佳家庭卫生研究院的高级科学家刘芃是在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读的生物化学博士。本科时候在医院实习的经历，让刘芃抗拒了在医学专业继续深造的可能性。虽然治好病人有很大的成就感，但每天面对无法避免的生老病死让刘芃觉得自己无法接受这份职业。
她看上去跟普通女孩没什么区别，周末通常是这么安排的：周五晚上是单身女友们的Friday Night，她们打算一起进城吃饭，再喝点小酒；周六和同组的同事们约好了桌游，周日则是和另一拨朋友去K歌。
博士毕业之前，她作为实习生进入了宝洁，再之后就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现在回想面试的过程她觉得自己有点后知后觉，当时三天的培训课程很有意思，刘芃却一直没有注意到边上密切观察包括自己在内32个候选人的面试官。
做了两年的配方之后，刘芃转到了产品研究的岗位。虽然仍然作为科学家参与研发，但这是一个需要与消费者打交道的职位。
会有一半的工作时间，刘芃需要与消费者聊天，甚至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以了解他们对产品的使用感受。然后她再把消费者的需求和感觉转化为研发语言，并且据此为团队制定下一个研发产品的参数和属性。
最开始刘芃并不清楚消费者们的生活方式。比如直到跟着一位消费者生活了8个小时，她才亲眼看见妈妈抱着两岁小孩上洗手间的繁琐过程：从穿鞋、擦手，到把孩子抱出洗手台，母亲始终没有让孩子接触到任何公共物品。
最让她头疼的是专业术语和生活用语的转换过程。
即使是沐浴露，也会有泡沫量、泡沫密度、洁净程度、冲洗度、肤感等非常多的指标需要从消费需求中被量化。
消费者并非都是善于倾诉的。遇到对洗澡的感觉只能说出“很舒服”三个字的消费者，刘芃只能借助其他辅助手段去引导描述，比如选取不同场景的图片，请消费者指出最为契合的那一张，再具体去展开分析。
在刘芃看来，虽然这项工作看起来有一点类似市场营销，但其实是研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对于一家商业公司而言，科学家决定着产品研发和创新的方向。
有时候对于同一个产品，消费者给出的描述截然不同。
他们不会说密度或者更专业的词语，顶多告诉刘芃这款沐浴露的泡沫丰富。但这些直观感受和季节还有生活习惯不无关系，沐浴的时候是否持续冲水，都是刘芃必须盘问出来的细枝末节。
在做一个沐浴露的开发时，刘芃买了四种竞争对手的沐浴露，加上自己的几款候选发布产品，每天洗澡的时候都会换着使用。
这样洗澡的时候也不能闲着了，刘芃必须要像一个真正的消费者和技术人员一样，把体会到的感受一一记录在 案。
不过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刘芃就不会再去想工作上的事了。
刘鹏的工作听起来可能就没那么有意思，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词不是数据挖掘、算法分析，就是基础架构。不过这位跳槽到创业公司的70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科学家们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
2004年从清华电子系博士毕业之后，刘鹏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更像是一个博士后的位置，刘鹏继续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并想办法将最新的技术应用于合适的产品之 中。
他在微软参与研发了Vista系统的语音识别技术，但这件事情让他看到了商业与技术的不同。
为了测试Vista的语音识别准确率，当时的项目主管一直在办公室里试着用语音书写邮件。“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算识别率是100%，也很少会有人真正愿意对着电脑一字一句把邮件念出来。”刘鹏发现，为了避免使用太過超前或者偏离实际需求很大的技术，先要弄清楚商业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他的直属上司来自贝尔实验室，是电话、半导体、通信网等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也让刘鹏意识到从实际到技术的重要性。
在微软工作4年之后，刘鹏开始思考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彼时谷歌正好推出了自己的翻译产品，刘鹏意识到互联网公司与传统技术思路已经具有很大的分歧。谷歌根据庞大的数据，在云平台上计算和架构，而刘鹏所知道的传统做法是，先由人工把数据精挑细选，再做深加工。
这个分歧给刘鹏带来了冲击，他决定去互联网公司接触更广阔的技术方式。没多久，刘鹏成为拿到雅虎研究院第一个Offer的高级科学家，开始研究大规模数据对互联网广告的作用。
这听起来与语音处理差别甚远，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重新开始，但基础和数学模型的相通让刘鹏很快地上了手。去年一年，刘鹏的团队为日本雅虎带来了至少3500万美元的 额外广告营收。
他们主要的做法是，基于用户的浏览数据和行为，包括IP地址和Cookies，甚至账户的访问数据，为用户提供精准推送的显示广告。
作为团队技术上的领导，刘鹏负责制定团队的走向。这并不包括太多的人事管理，刘鹏崇尚技术性质的领导，有意识淡化人的作用，“在互联网公司这样一个文化里，如果是人员领导，团队很快会走不下去。因为技术发展太快。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刘鹏说道。
今年年中，刘鹏跳槽到了一家名为MediaV的互联网广告公司。这是一家做精准广告投放的创业公司，他们为广告商选择合适的人群和媒体投放。
作为首席科学家，刘鹏希望在相对小型的团队里能与产品更加亲近。虽然他们偶尔会和运营人员产生分歧—技术人员只需要优化数据，将投放效果做到最大化；而销售则希望更多的客户来埋单，而非将效果提升的成本仅仅压在一两家客户的肩上。
但这些碰撞正好符合刘鹏的“逻辑实证主义”。他反对技术人员一味跟随或者相信某种观点，“观点并非是最终的检验对象，数据和实际才是，”刘鹏也以此来解释他对流行产品不那么热衷的原因，“需要沉淀一下，避免自己成为什么东西的粉丝，从而坚持自己的判断。”
这名谨慎的科学家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身份，即是他的网名“北冥乘海生”。
这五个字意味着京剧和相声整理领域最富盛名的作者。作为一名京剧爱好者，刘鹏大学时候在社团里学唱老生，他的博士阶段除了学业，几乎都在翻录磁带和CD的工作中度 过。
这不是一个特别有技术含量的事情，用刘鹏的话来说就是个体力活，但在他坚持下来的4年中，一共翻录了4000多段戏曲音频，1000多段相声和评书音频，使这些段落以数字的形式得以继续保存。
他把这些MP3放在学校实验室自己搭建的FTP里，供人免费下载。目前网络中流传开来的曲艺段落，时间较早的基本都是刘鹏翻录过来的。
有些经典段落由于年代久远，用的都是唱片，他专门从朋友家里借来了老式的唱机，一点点翻录。
为了这项“事业”，4年里刘鹏用坏了6个随身听。
不仅仅是刘鹏执着于自己的爱好，史运明在博士期间加入了北大青年成才促进会。这是一个为残疾儿童表演的公益组织，算是一个契机，史运明从此喜欢上了专业魔术。
自从进入宝洁，史运明的魔术成为每年年会的保留节目。讀书期间跟着专业老师入了门，工作以后，他通过购买付费视频又自学了不少节目。让桌子在舞台上浮起来这样的游戏，已经难不倒史运明了。
“科学家们都是很聪明的人，每个人都有特别擅长的领域。如果连这些高洞察力的人都看不出门道，这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史运明偏着头想了想，说道，“我想至少在宝洁，我是最会变魔术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