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沙特女性而言，2019年可谓喜讯连连：继获准可以参军、自由入场看球赛、独立申请护照和独立旅行后，又获得一项“新权”—不用在餐厅和陌生男性分开就餐区域。而在邻国阿联酋，女性在联邦全国委员会中的比例，也在这一年首次被提高至50%。
　　如果据此认为，阿拉伯世界的女权状况正在进入良性轨道，可能就忽略了该地区女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事实上，从伊拉克美女博主Tara遭极端分子当街射杀，到卡塔尔社会学家上传家暴教学视频，再到阿联酋迪拜王妃哈雅携子女逃亡英国，无不映射着阿拉伯世界的男女平权仍是路漫漫而修远。

沙特女权改革为哪般？

　　长期以来，凭借“女人不得驾车”“女人不得游泳”“女人不得单独外出”“公共场所男女隔离”等奇葩规定，沙特在众多阿拉伯国家中最为引人注目。为了在符合这些规定的同时能释放家庭的购买力，沙特的不少商场都设有专门接待夫妻团的家庭日，当天不对散客开放。
　　沙特阿拉伯基于瓦哈比主义的教法，除了主要针对男性的严格禁酒和穿大白袍要求，对妇女行为举止的规定尤为严苛，包括全球罕见的女性驾车禁令。2013年，几名沙特女性将她们开车的视频传到了YouTube上，下面的评论几乎都在抨击她们是妓女、不守妇道，甚至有人威胁要强暴、谋杀她们。
　　近些年，从开放电影院营业到解除女性驾车禁令，从任命丽玛公主为首位驻美女大使到2020年举办首届女子高尔夫赛事，沙特王室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决心不可谓不强。而这一切似乎都要归功于一位关键人物，即集活力与狠辣于一身的“85后太子”小萨勒曼。
　　小萨勒曼的上位之路，掀起一出又一出宫斗大戏，甚至以反腐为名，软禁数百名与己不和的王室宗亲与达官显贵，逼其交钱交权。尽管小萨勒曼凭借为期一年多的反腐风暴肃清了反对派，但也因此在统治集团内部树敌无数。而日前沙特国营的阿美石油公司在利雅得首次公开募股的股价，显著低于太子的当初预期，也反映了其高调兜售的“2030愿景”在国际上说服力不足。
　　另一方面，早在小萨勒曼担任国防部长时发起的进攻也门行动，迄今已造成超过1万也门平民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就在这一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发酵、引发国际谴责之际，“鲁莽太子爷”又因卡舒吉案陷入国际舆论的漩涡。时下，纵然有父王与美国“第一女婿”库什纳兜底，小萨勒曼仍须尽快显示政绩，改变“暴君”人设。
　　重重挑战之下，为获取民心、重塑国际形象，推进女性权益改革就成为小萨勒曼成本最低、见效较大的政治手段。

妇女权益的集体硬伤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小萨勒曼解绑妇女的姿态确实有目共睹。但从目前看来，沙特的女权之路仍是道阻且长。
　　首先，时至今日，他国女子习以为常的着装自由，依然是沙特妇女遥不可及的奢求。在宗教警察的日常监管之下，大部分沙特女性被迫一年四季在公共场合穿着剪裁宽松、从头盖到脚的传统长袍“阿巴亚”，并避免过多使用化妆品或裸露皮肤。早些年，英国王储查尔斯的夫人卡米拉、美国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访问沙特时，都“入乡随俗”地全程戴上头巾。2017年7月，一名沙特神职人员甚至公开宣称，妇女不仅应当身穿黑袍，而且应当抵制带有花纹或亮片的长袍。

当女性戴上面纱、穿上长袍后，面纱与长袍下婀娜多姿的身影与环佩叮当的声响反而更添性感与诱惑，在男性面前更为撩人心弦。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由此产生。

　　其次，饱受非议的男性监护人制度（有关女性的重大决定必须由其父亲、兄弟、丈夫或儿子等男性监护人代为做主）尚未彻底解除。除了人身自由受限，此项政策的最大槽点在于，遭遇家暴的女性在寻求法律救助之时，必须获得男性监护人的授权，否则无法对施暴者提起刑事诉讼。这就意味着当丈夫对妻子挥拳相向，忍气吞声几乎是后者的下意识选项。
　　再次，沙特至今未奉行一夫一妻制，女性单方面申请离婚的批准率很低，甚至没有政府允许，女性不得和非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或无神论者结婚。从2018年开始，沙特女性才开始有权利在离婚后申请子女的监护权。
　　当然，男尊女卑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沙特。事实上，放眼阿拉伯世界，女权缺失可谓集体硬伤，只不过程度有所差异。
　　在也门，大约2/3的妇女目不识丁，将近一半的女性不得不在18岁之前出嫁。在埃及，15～17岁的少女中超过60%经历过女性割礼，反杀性侵者的15岁少女险些面临谋杀指控。在社会相对开放的阿联酋和卡塔尔，妻子主动与丈夫离婚的难度远远大于相反情况，且离婚后无论何种情况，父亲都是孩子名义上的监护人。
　　在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阿拉伯国家无一进入前100名，且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均高于平均线。同时，在汤森路透社基金会公布的“全球对女性最危险国家”排行榜上，阿拉伯国家占据3席（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
　　当然，也有相对世俗的阿拉伯国家，比如黎巴嫩、约旦、摩洛哥、巴林，社會制度对女性较为宽松。2017年9月，突尼斯总统宣布废除禁止穆斯林女性与非穆斯林通婚的法令，更是石破天惊。

父权制度的底层逻辑

　　有关“阿拉伯妇女地位低下”的论调，集中诟病两大问题，一是以多妻制为代表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二是以“头巾令”为代表的“妇女无自由”问题。
　　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男性至今仍被允许左拥右抱，迎娶四位美娇娘。同时，在不少阿拉伯国家，女性存在感淡薄，外出时轻则只许露脸，重则连面部都用黑纱遮挡。
　　关于此类问题的著述并不鲜见，但大多充斥着偏见与歧视。评论家们习惯于将鞭挞对象定格为“万恶的宗教”，抑或“丑陋的人性与民族性”。 　　事实上，阿拉伯世界推行多妻制，最初源于7世纪时战乱频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特定背景。然而，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战争的显著减少，延续下来的多妻传统逐渐演变为阶级分化的标志，妻妾成群成为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表面上看，太平盛世之下，女性是父权至上与多妻制度最大的牺牲品。实际上，无权无势的底层男性是更大的受害者。因为在男女比例正常的情况下，此种制度意味着其成功婚配的概率大为缩小。在现代社会，由于妇女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一些女性宁愿单身或独居也不愿低嫁，更加剧了底层男性的婚配难度。
　　在此背景下，咸猪手与性骚扰等社会问题日益严峻。有趣的是，为掩盖这类现象背后深层的阶级冲突，政治精英与教法学家将其归结于“两性矛盾”，宣扬“女性之所以被骚扰，是因为穿着暴露”，并引经据典，提出实现社会和谐之道在于加倍束缚女性的着装与隐藏女性的美貌。因而，一个荒谬的社会共识应运而生：每当女子受辱，男性非但不做自我检讨，反倒责怪女性包裹得不够严实。
　　说起来，头巾、面纱与罩袍最初既非阿拉伯人的发明，也非伊斯兰信徒的身份象征。早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西亚与中亚沙漠地带的游牧部族已有包头遮面的习俗，主要为了遮挡风沙与强光。
　　伊斯兰教兴起之初，对于妇女服饰的规定颇为模糊。《古兰经》提到女性要“遮蔽下身……遮蔽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但并未明确规定要遮盖头发或者容颜。然而，经过一代代政治精英与教法学家的诠释与附会，有关妇女着装的规定日益繁复，对女性的约束也层层累加。
　　然而，一众决策者万万没有料到，当男女情爱成为禁忌话题，当女性戴上面纱、穿上长袍后，面纱与长袍下婀娜多姿的身影与环佩叮当的声响反而更添性感与诱惑，在男性面前更为撩人心弦。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由此产生。

谁在打阿拉伯女权牌？

　　可悲的是，关于阿拉伯女权的争论，似乎从来都无关乎妇女权利本身。

正如同一时期抬高库尔德人、柏柏尔人等少数民族社会地位的做法，殖民者旨在通过促进阿拉伯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自我意识觉醒，瓦解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共同体。

　　追溯起来，最初“女權主义”传入阿拉伯世界，源于殖民时代欧洲宗主国的分化与同化政策。正如同一时期抬高库尔德人、柏柏尔人等少数民族社会地位的做法，大不列颠与法兰西殖民者旨在通过促进阿拉伯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自我意识觉醒，瓦解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共同体。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以肚皮舞为代表的一系列阿拉伯“新女性形象”，充斥着西方人对面纱下阿拉伯女性的东方主义遐想空间。只不过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中，西方男性成为了物化阿拉伯妇女的新主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高潮，作为对西式自由女权主义的回应，阿拉伯本土女权主义迅速崛起，《阿尔及利亚姑娘─嘉米拉》等革命题材的大女主影视作品纷纷涌现。然而，与其说反殖民女英雄形象的塑造代表了女性的解放，毋宁说对于女性形象的新诠释，彰显了阿拉伯男性在面对西方话语时对本土女性的争夺。
　　阿拉伯国家独立至今，“女权主义”又沦为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工具与砝码。一方面，突尼斯的布尔吉巴、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纳赛尔等政治强人，试图通过标榜“世俗化”与“国家女权主义”（政府通过推动女性就业与参政等方式，自上而下地减少性别不平等），在国内外换取其威权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反对威权统治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视“国家女权主义”为西化产物，指责此种思想不利于家庭的维系、极易导致社会道德的败坏，并提倡基于本土宗教文化传统的“伊斯兰女权主义”。
　　尽管两派均以女权的真正代言人自居，但谁又想到，在卡扎菲为鼓励职业女性而倾力打造美女保镖团的背后，是肆意将涉嫌“道德罪行”的妇女囚禁于“社会康复中心”；而在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力推全国首位女市长的背后，是对继承权男女平等的无情反对。
　　总之，在阿拉伯世界，“女权主义”自出现伊始，长期成为被政治劫持的空头概念，所谓的女性议题也早已变味为政客们掩盖政绩失败的遮羞布与开展政党斗争的锦囊牌。而几年前沙特召开没有妇女参与的女性大会，则反映出一个更为冰冷的事实：阿拉伯女性本身既非女权主义话语的主导者，也未曾是头巾、早婚、堕胎等议题的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