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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放着一叠毛笔书写的手稿《艺术市场冷思考》。捏着烟斗、正字斟句酌的王艺，看上去完全是民国旧式文人的做派。
王艺的“官方身份”是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时代美术馆馆长，经济学、艺术学双料博士。他很低调，听朋友私下聊起，这位诗、画、书俱佳的大胡子，虽然已自公司事务中退了下来，然治下部分产业，无不走在商业和娱乐时尚的尖端。
“我其实特想高调，但不知道该怎么高调。”王艺开玩笑说，他是那种躺着也能中枪的人，不巧赶上一些不能碰的事，于是一段段人生经历只能“此处隐去五百字”，留与晚年看看是否有兴趣写回忆录。
有一天，王艺大醉，梦己身居皇位，为反贼追杀，情急之中高呼：“朕乃一介平民！”
“自称朕，即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又称一介平民，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王艺如此解释。他最看重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无论哪个朝代，动不动就株连九族，官场斗争中怎么生存下来？得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寄情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这就是王艺：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浪漫，商人与书生，恣肆飞扬与谨言慎行，睥睨天下与平民意识，快意人生与负重前行，看似混搭，实为中和。
吃得苦中苦
工、农、兵、学、商，在王艺的人生经历中，一个都没少。其前半生奋斗史，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穷小子白手起家的励志剧，以王艺自己的话说：“男主角自己来演，女一号由许晴来演，放映天下，激励后代。”
王艺1960年11月生于江苏省东海县。“我们家兄妹5个，我是男孩里的老大。父亲1980年才开始平反有工资，家里仅靠母亲一人的工资在支撑。”王艺母亲当时的工资不过四五十元，养活那么多口人，境况可想而知。他从小被送到农村老家，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王艺曾在博客中记录过那段日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革命就是要革红薯的命，打倒就是要打倒红薯。因为这红薯实在是给了我苦难的记忆。六十年代初为求粮食高产，以果人民之腹，我们那个地方开始大量种植高粱、红薯、杂交稻。几千斤红薯是你全家和猪狗们大半年的粮食。”这些红薯除了窑藏一部分，其余的要连夜切成片晾晒。几千斤红薯切成片不知有多少，反正就蹲在地上拣吧，拣到发疯的地步，一点丰收的喜悦都没有。
不过王艺注定这辈子不是捡红薯干的命。
早在下乡插队的时候，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他就能从“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娶……”一直背到底。
1977年恢复高考，王艺考试成绩好到读北大都没问题，可惜家里成分不好，政审不过关。第二年他就想，一定要读书，再不走就完蛋了。想来想去，那时候既没什么常识，也没任何人会来辅导，他就自己琢磨着武汉大学地域这么偏远，肯定没人报，铁定了心思，8个志愿，7个填了武大。以至于到武大之后，人们都好奇地来围观，想知道这傻小子到底是谁。不料第二天一早，王艺就提出了退学——他不知道这个学校是要交学费的。当时他口袋里只有5块钱，带的裤子里还有打补丁的。直到听老师说有补助，心想“肯定能补助我，我们家最苦”，这才留下来，不过好日子只延续了一学期。
“我因为农村出身，怕丢人，总是把衣服弄的利索一点。看我平时穿得干干净净，辅导员就以为我家情况还过得去，第二学期就把补助取消了，我只能去勤工俭学。那时候从来不去食堂打菜，因为食堂里的菜最少的是一毛，我都是5分钱买一份当地老百姓卖的辣椒炒的小河虾，吃辣椒就是那时候学会的。大学读下来很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之所以后来想着要再去读一个博士，就是为了想在武汉大学过一天不愁吃喝的日子。”
从武大经济系毕业后，王艺当过兵，曾在国内管理类著名刊物做过5年总编辑，在多所大学任兼职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发展研究工作。
王石曾言：“生命无法拉长，但可以在宽度上做得更丰富多彩。”这是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中年老男人的战斗檄文，但对青年王艺而言，他却是有些被动地、幸运地嵌入了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改革开放刚开始，我记得有一次开会，谈论社会主义有劳动竞争关系，马上就有人拍桌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都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怎么可以说是‘竞争’？竞争是残酷的，是带血的，只能用‘劳动竞赛’这个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经历也让王艺倍觉怀念：“政策的问题、现实的问题、未来的问题，只要想到的就可以说。说什么领导都听，哪怕你大骂一声。单位里正气很重，哪怕是分苹果，每次都是把最好的、一般的、最差的分三堆，各堆拿几个出来混在一起，每人领一份回家。”
本来“书生”王艺的生活，可以一直这么下去，但是命运偏要把“创业”这个艰辛的课题塞给他。一桩意外事件，让重情重义的王艺默默扛下了一笔不属于他的巨大债务。
“那个时候想象力不够，觉得自己一辈子都还不完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疯狂地去做很多事情。”读大学之前他曾学过几年美术，所以第一份兼职就是给新书设计封面。这个完全不懂电脑、以毛笔为基本书写工具的人，在巨大压力下，半个月内掌握了电脑设计。“当时30多岁，很早就离婚了，儿子是我自己带大的。每天带着孩子去上班，把一个书的封面做完，孩子已经睡着了，再把他抱回家。这么干了一段时间，后来想想不是个事，就离职出来了。”
此前无论大小采访，王艺从来不提做生意这茬。他说，“刚创业的艰难可想而知。这就是我的工作，喜不喜欢都要去做，没有人把工作拿出来说事。其实我天生不是做生意的人，我也不会做生意。”
从本质上说，王艺的性格更偏重艺术家特质，用给他自己的话说：“矛盾，纠结。自卑的时候无地自容，开心的时候膨胀到天下唯我独尊。”而且童心极重，最近画了一个系列，都是鱼在天上飞。
但正是这个不会做生意的人，据“百度百科”所载，“2004年，曾作为15名中国企业家代表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进行对话交流。”“2005年，作为企业家代表随同胡锦涛主席出访欧洲。”
他的“生意经”乃是：“不管什么事，你给上家、下家都留点余地，这个生意即使做不成，也是好朋友。”
很多人说商场就是战场，王艺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做生意其实空间是很大的，谈不上战，我也没跟人打过。我比较欣赏广东人，算一算够我的成本，还能赚一点，就ok。至于卖给你之后，你又卖了多少钱，跟我没多大关系，那是你的能力。而有些人不是这样，除了算自己，还要算对方赚了多少钱，一看赚多了，还得抠回来一点。甚至自己赚钱，希望别人最好别赚。只要你按照广东人的方式去做生意，你会有朋友、市场，也会有你的空间。”
老王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也做过很苦的领域，有的公司十年往里砸了好几个亿都没赚钱。
方为大玩家
最为人称奇的是，他唯一的书写工具竟是毛笔。他在博士生考试时，坚持要用蝇头小楷答卷，并称如不用毛笔，思路枯竭，无从下手。当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张晓凌在灯下看到王艺试卷时，击节赞叹：“其工谨绢秀的毛笔字所书写的卷面，铺陈有序，层次丰赡，生意盎然，是我近10年阅卷生涯中所仅见。”
私下揣度，张晓凌认为，“王艺对书法的痴狂与热情源于家族的记忆。在中国历史上，对汉民族书写方式产生影响之大者，莫过于以王羲之为代表的王氏家族。”
不过这又是一个王艺不肯谈的事。“我们那个农村叫王巷，有一万多人，但宗法观念和氏族传统观念已经被破坏了，祠堂也没了。唯一有关系的是，小时候都必须写毛笔字。以至于我拿钢笔，永远不如拿毛笔顺当，上大学开始学钢笔，一毕业回自己家还是用毛笔。在20岁以前，觉得那是个痛苦的事情。别人老觉得你怪怪的，太迂腐了。我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虽然也写，也应酬，也卖钱，但更多只是把毛笔当书写工具。”
对王艺而言，他是“一流诗、二流文，三流画，不三不四是书法。”他一向对自己的诗相当自信。
正如他在微博里说的：“失去浪漫，现实就会变得生硬、冰冷、苦涩甚至残酷。”他拼命赚钱，既为还债，也为救济他人，一直承担了十多年。长期伏案工作，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曾经连续有大半年，王艺每天都在夜半三点醒来，醒来就再也无法入睡，翻来覆去想自己哪些事做的差劲，心里灰灰的。去医院找大夫，大夫说这是抑郁症。
“我有相当长时间，经常控制不住想往下跳。后来能控制，是朋友介绍了一个人给我认识。他问了我三句话：1、你真的想跳楼吗？如果跳了，会怎么样？2、你要想跳就跳吧，没事。3、跳之前，你再想一遍，后事都安排好了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王艺反而突然明白了，如释重负。
而诗歌是他永恒的心灵栖息地。除了脍炙人口的《爱你千万年——致长城》、《想你》，王艺为一部描写黄河金三角地区的电视专题片而作的“黄河信天游”，甚是情思旖旎、韵味十足：“这一等望穿秋水，花应憔瘦，敢设个牙疼咒。哥哥你不再远游，妹妹你莫再等候。这一走千里万里，华发悲秋，咋信那千杯酒。” 一下子把人带到了那一座座山沟沟，那一条条河沟沟。
前段时间，有家出版社找到王艺，他们正在策划一本书“国内五大玩家”，王艺为其中之一。对王艺而言，很多事情都很好玩儿，比如他最近正在准备明年的雕塑个展。并没有刻意去学过，都是跟着朋友玩，一玩，还行。
与大多数人收藏以投机为目的不同，王艺的收藏往往是出于要做研究。
“我收藏的大部分东西，都跟我的研究课题有关系，研究完之后，会选个地方进行展示，或者捐出去。比如收藏彩绣，各种各样的绣片我全有，做完研究以后，就捐给一个专门做这个研究的朋友了。收藏古民居，是因为我在研究中国民间建筑艺术。”
如今王艺已经收藏了几百套古民居，涵盖了从明中期到清晚期的多种建筑风格。
其实一开始他只是收对联，发现都是从古民居上拆下来的，就希望他们不要拆。“我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看好哪个去收，我是被动式收藏，希望好好保护，实在保护不了，可以跟我打电话，然后就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著名油画家艾轩这么形容自己的朋友：“他将散落在中国各地面临灭顶之灾的古代大宅子整个搬来北京。这种抢救性的活儿非常人能涉足。扪心自问，别说动手干了，光是一听，就一个头两个大，这等魄力、这等毅力、这等体力、这等耗力。再看看这人，像吗？慢悠悠，笑容可掬地站在那儿，但眼神还是不容置疑地告诉你，已经搞掂了！”
“每个柱子、每个门、每个窗子、每个础石、每块砖瓦都需要严格编号，对号注册、梳理，对位拆下，在原地再重新按号盖一遍，看看有无缺失，再拆下装至北京，工程之浩繁难以想象。且非一处，一弄就是十几处；且非一地，天南海北。”
王艺说：“都是古建研究所去测绘、标号，一栋古民居就要花一个半月，现在好多古建研究所的工人还在养着，要不然恢复的时候很麻烦。”
目前这些民居都堆在通县一个仓库里，他希望有关部门能给块地建个博物馆，把这些民居复原起来。但让他烦恼的是，一谈都是商业用地。几百亩商业用地，古民居又没有商业模式，为之奈何？
开在中环世贸的“时代美术馆”，是这个性情中人做的又一件性情事。他致力于为当代中国艺术发展提供一个展示与实践的平台，向公众免费开放。一年开销几百万，赚点钱全砸进去了，还不包括收画。“不是说财大气粗才办美术馆，我们美术馆也很困难，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但这是你自己决定的，本来定位就是非盈利，而不是非盈利不可。”
参与大型油画“热血5月·2008”的创作，则是王艺一生中非常自豪的事情。
汶川地震第二天，中国写实画派在著名画家艾轩、杨飞云、王沂东等的建议下为地震创作一幅大型油画。画家们没有固定的创作地方，王艺不仅腾出了美术馆，还细心地将油画创作所必需的配置全部安排到位。
拍卖的时候，据说王艺与王沂东压力特别大，每隔几分钟就要去看看拍卖开始没，就担心艺术家们为这幅画付出了这么多，到最后拍不出一个好价格。
最终这幅油画以3350万元人民币成交，全部捐赠给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用于受损严重的羌族博物馆建设，以及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和绵竹年画博物馆的修复。这是地震后第一笔来自文化界的捐赠。
“那些艺术家后来做展览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履历打上‘参与《热血5月》的创作。’大家都很有个性，相当有知名度，艺术成就很高，但是为了创作这幅画，每个人都把个性放下了。这样的朋友，我走到哪里，都觉得很开心。”王艺说，“我人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朋友。”
他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为“入若自闭，出则通达。”——关起来，自己能呆得住。想出来，还有很多朋友。郁闷的时候，唱唱歌，幻化为“陈不我”上博客写写文章、骂骂人，哪怕刚发出来一小时就被干掉了，他还是挺开心——毕竟有人看到了。哈哈一笑，这事过了。
王艺的“官方身份”是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时代美术馆馆长，经济学、艺术学双料博士。他很低调，听朋友私下聊起，这位诗、画、书俱佳的大胡子，虽然已自公司事务中退了下来，然治下部分产业，无不走在商业和娱乐时尚的尖端。
“我其实特想高调，但不知道该怎么高调。”王艺开玩笑说，他是那种躺着也能中枪的人，不巧赶上一些不能碰的事，于是一段段人生经历只能“此处隐去五百字”，留与晚年看看是否有兴趣写回忆录。
有一天，王艺大醉，梦己身居皇位，为反贼追杀，情急之中高呼：“朕乃一介平民！”
“自称朕，即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又称一介平民，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王艺如此解释。他最看重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无论哪个朝代，动不动就株连九族，官场斗争中怎么生存下来？得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寄情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这就是王艺：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浪漫，商人与书生，恣肆飞扬与谨言慎行，睥睨天下与平民意识，快意人生与负重前行，看似混搭，实为中和。
吃得苦中苦
工、农、兵、学、商，在王艺的人生经历中，一个都没少。其前半生奋斗史，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穷小子白手起家的励志剧，以王艺自己的话说：“男主角自己来演，女一号由许晴来演，放映天下，激励后代。”
王艺1960年11月生于江苏省东海县。“我们家兄妹5个，我是男孩里的老大。父亲1980年才开始平反有工资，家里仅靠母亲一人的工资在支撑。”王艺母亲当时的工资不过四五十元，养活那么多口人，境况可想而知。他从小被送到农村老家，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王艺曾在博客中记录过那段日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革命就是要革红薯的命，打倒就是要打倒红薯。因为这红薯实在是给了我苦难的记忆。六十年代初为求粮食高产，以果人民之腹，我们那个地方开始大量种植高粱、红薯、杂交稻。几千斤红薯是你全家和猪狗们大半年的粮食。”这些红薯除了窑藏一部分，其余的要连夜切成片晾晒。几千斤红薯切成片不知有多少，反正就蹲在地上拣吧，拣到发疯的地步，一点丰收的喜悦都没有。
不过王艺注定这辈子不是捡红薯干的命。
早在下乡插队的时候，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他就能从“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娶……”一直背到底。
1977年恢复高考，王艺考试成绩好到读北大都没问题，可惜家里成分不好，政审不过关。第二年他就想，一定要读书，再不走就完蛋了。想来想去，那时候既没什么常识，也没任何人会来辅导，他就自己琢磨着武汉大学地域这么偏远，肯定没人报，铁定了心思，8个志愿，7个填了武大。以至于到武大之后，人们都好奇地来围观，想知道这傻小子到底是谁。不料第二天一早，王艺就提出了退学——他不知道这个学校是要交学费的。当时他口袋里只有5块钱，带的裤子里还有打补丁的。直到听老师说有补助，心想“肯定能补助我，我们家最苦”，这才留下来，不过好日子只延续了一学期。
“我因为农村出身，怕丢人，总是把衣服弄的利索一点。看我平时穿得干干净净，辅导员就以为我家情况还过得去，第二学期就把补助取消了，我只能去勤工俭学。那时候从来不去食堂打菜，因为食堂里的菜最少的是一毛，我都是5分钱买一份当地老百姓卖的辣椒炒的小河虾，吃辣椒就是那时候学会的。大学读下来很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之所以后来想着要再去读一个博士，就是为了想在武汉大学过一天不愁吃喝的日子。”
从武大经济系毕业后，王艺当过兵，曾在国内管理类著名刊物做过5年总编辑，在多所大学任兼职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发展研究工作。
王石曾言：“生命无法拉长，但可以在宽度上做得更丰富多彩。”这是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中年老男人的战斗檄文，但对青年王艺而言，他却是有些被动地、幸运地嵌入了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改革开放刚开始，我记得有一次开会，谈论社会主义有劳动竞争关系，马上就有人拍桌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都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怎么可以说是‘竞争’？竞争是残酷的，是带血的，只能用‘劳动竞赛’这个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经历也让王艺倍觉怀念：“政策的问题、现实的问题、未来的问题，只要想到的就可以说。说什么领导都听，哪怕你大骂一声。单位里正气很重，哪怕是分苹果，每次都是把最好的、一般的、最差的分三堆，各堆拿几个出来混在一起，每人领一份回家。”
本来“书生”王艺的生活，可以一直这么下去，但是命运偏要把“创业”这个艰辛的课题塞给他。一桩意外事件，让重情重义的王艺默默扛下了一笔不属于他的巨大债务。
“那个时候想象力不够，觉得自己一辈子都还不完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疯狂地去做很多事情。”读大学之前他曾学过几年美术，所以第一份兼职就是给新书设计封面。这个完全不懂电脑、以毛笔为基本书写工具的人，在巨大压力下，半个月内掌握了电脑设计。“当时30多岁，很早就离婚了，儿子是我自己带大的。每天带着孩子去上班，把一个书的封面做完，孩子已经睡着了，再把他抱回家。这么干了一段时间，后来想想不是个事，就离职出来了。”
此前无论大小采访，王艺从来不提做生意这茬。他说，“刚创业的艰难可想而知。这就是我的工作，喜不喜欢都要去做，没有人把工作拿出来说事。其实我天生不是做生意的人，我也不会做生意。”
从本质上说，王艺的性格更偏重艺术家特质，用给他自己的话说：“矛盾，纠结。自卑的时候无地自容，开心的时候膨胀到天下唯我独尊。”而且童心极重，最近画了一个系列，都是鱼在天上飞。
但正是这个不会做生意的人，据“百度百科”所载，“2004年，曾作为15名中国企业家代表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进行对话交流。”“2005年，作为企业家代表随同胡锦涛主席出访欧洲。”
他的“生意经”乃是：“不管什么事，你给上家、下家都留点余地，这个生意即使做不成，也是好朋友。”
很多人说商场就是战场，王艺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做生意其实空间是很大的，谈不上战，我也没跟人打过。我比较欣赏广东人，算一算够我的成本，还能赚一点，就ok。至于卖给你之后，你又卖了多少钱，跟我没多大关系，那是你的能力。而有些人不是这样，除了算自己，还要算对方赚了多少钱，一看赚多了，还得抠回来一点。甚至自己赚钱，希望别人最好别赚。只要你按照广东人的方式去做生意，你会有朋友、市场，也会有你的空间。”
老王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也做过很苦的领域，有的公司十年往里砸了好几个亿都没赚钱。
方为大玩家
最为人称奇的是，他唯一的书写工具竟是毛笔。他在博士生考试时，坚持要用蝇头小楷答卷，并称如不用毛笔，思路枯竭，无从下手。当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张晓凌在灯下看到王艺试卷时，击节赞叹：“其工谨绢秀的毛笔字所书写的卷面，铺陈有序，层次丰赡，生意盎然，是我近10年阅卷生涯中所仅见。”
私下揣度，张晓凌认为，“王艺对书法的痴狂与热情源于家族的记忆。在中国历史上，对汉民族书写方式产生影响之大者，莫过于以王羲之为代表的王氏家族。”
不过这又是一个王艺不肯谈的事。“我们那个农村叫王巷，有一万多人，但宗法观念和氏族传统观念已经被破坏了，祠堂也没了。唯一有关系的是，小时候都必须写毛笔字。以至于我拿钢笔，永远不如拿毛笔顺当，上大学开始学钢笔，一毕业回自己家还是用毛笔。在20岁以前，觉得那是个痛苦的事情。别人老觉得你怪怪的，太迂腐了。我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虽然也写，也应酬，也卖钱，但更多只是把毛笔当书写工具。”
对王艺而言，他是“一流诗、二流文，三流画，不三不四是书法。”他一向对自己的诗相当自信。
正如他在微博里说的：“失去浪漫，现实就会变得生硬、冰冷、苦涩甚至残酷。”他拼命赚钱，既为还债，也为救济他人，一直承担了十多年。长期伏案工作，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曾经连续有大半年，王艺每天都在夜半三点醒来，醒来就再也无法入睡，翻来覆去想自己哪些事做的差劲，心里灰灰的。去医院找大夫，大夫说这是抑郁症。
“我有相当长时间，经常控制不住想往下跳。后来能控制，是朋友介绍了一个人给我认识。他问了我三句话：1、你真的想跳楼吗？如果跳了，会怎么样？2、你要想跳就跳吧，没事。3、跳之前，你再想一遍，后事都安排好了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王艺反而突然明白了，如释重负。
而诗歌是他永恒的心灵栖息地。除了脍炙人口的《爱你千万年——致长城》、《想你》，王艺为一部描写黄河金三角地区的电视专题片而作的“黄河信天游”，甚是情思旖旎、韵味十足：“这一等望穿秋水，花应憔瘦，敢设个牙疼咒。哥哥你不再远游，妹妹你莫再等候。这一走千里万里，华发悲秋，咋信那千杯酒。” 一下子把人带到了那一座座山沟沟，那一条条河沟沟。
前段时间，有家出版社找到王艺，他们正在策划一本书“国内五大玩家”，王艺为其中之一。对王艺而言，很多事情都很好玩儿，比如他最近正在准备明年的雕塑个展。并没有刻意去学过，都是跟着朋友玩，一玩，还行。
与大多数人收藏以投机为目的不同，王艺的收藏往往是出于要做研究。
“我收藏的大部分东西，都跟我的研究课题有关系，研究完之后，会选个地方进行展示，或者捐出去。比如收藏彩绣，各种各样的绣片我全有，做完研究以后，就捐给一个专门做这个研究的朋友了。收藏古民居，是因为我在研究中国民间建筑艺术。”
如今王艺已经收藏了几百套古民居，涵盖了从明中期到清晚期的多种建筑风格。
其实一开始他只是收对联，发现都是从古民居上拆下来的，就希望他们不要拆。“我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看好哪个去收，我是被动式收藏，希望好好保护，实在保护不了，可以跟我打电话，然后就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著名油画家艾轩这么形容自己的朋友：“他将散落在中国各地面临灭顶之灾的古代大宅子整个搬来北京。这种抢救性的活儿非常人能涉足。扪心自问，别说动手干了，光是一听，就一个头两个大，这等魄力、这等毅力、这等体力、这等耗力。再看看这人，像吗？慢悠悠，笑容可掬地站在那儿，但眼神还是不容置疑地告诉你，已经搞掂了！”
“每个柱子、每个门、每个窗子、每个础石、每块砖瓦都需要严格编号，对号注册、梳理，对位拆下，在原地再重新按号盖一遍，看看有无缺失，再拆下装至北京，工程之浩繁难以想象。且非一处，一弄就是十几处；且非一地，天南海北。”
王艺说：“都是古建研究所去测绘、标号，一栋古民居就要花一个半月，现在好多古建研究所的工人还在养着，要不然恢复的时候很麻烦。”
目前这些民居都堆在通县一个仓库里，他希望有关部门能给块地建个博物馆，把这些民居复原起来。但让他烦恼的是，一谈都是商业用地。几百亩商业用地，古民居又没有商业模式，为之奈何？
开在中环世贸的“时代美术馆”，是这个性情中人做的又一件性情事。他致力于为当代中国艺术发展提供一个展示与实践的平台，向公众免费开放。一年开销几百万，赚点钱全砸进去了，还不包括收画。“不是说财大气粗才办美术馆，我们美术馆也很困难，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但这是你自己决定的，本来定位就是非盈利，而不是非盈利不可。”
参与大型油画“热血5月·2008”的创作，则是王艺一生中非常自豪的事情。
汶川地震第二天，中国写实画派在著名画家艾轩、杨飞云、王沂东等的建议下为地震创作一幅大型油画。画家们没有固定的创作地方，王艺不仅腾出了美术馆，还细心地将油画创作所必需的配置全部安排到位。
拍卖的时候，据说王艺与王沂东压力特别大，每隔几分钟就要去看看拍卖开始没，就担心艺术家们为这幅画付出了这么多，到最后拍不出一个好价格。
最终这幅油画以3350万元人民币成交，全部捐赠给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用于受损严重的羌族博物馆建设，以及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和绵竹年画博物馆的修复。这是地震后第一笔来自文化界的捐赠。
“那些艺术家后来做展览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履历打上‘参与《热血5月》的创作。’大家都很有个性，相当有知名度，艺术成就很高，但是为了创作这幅画，每个人都把个性放下了。这样的朋友，我走到哪里，都觉得很开心。”王艺说，“我人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朋友。”
他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为“入若自闭，出则通达。”——关起来，自己能呆得住。想出来，还有很多朋友。郁闷的时候，唱唱歌，幻化为“陈不我”上博客写写文章、骂骂人，哪怕刚发出来一小时就被干掉了，他还是挺开心——毕竟有人看到了。哈哈一笑，这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