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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科技脱钩渐成事实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加速建立自己IT国产化生态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在党政及重点行业里的IT系统建设里，逐步采用中国公司研发的IT设备、软件和云服务。
这一动作公开的代号叫“信创”工程，即“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的简称，但私下很多人仍直白地称之为“IT国产化”或“国产化替代”。
2019年，一个“三年行动计划”的传言盛行在IT圈子里：2020年-2022年三年里，党政IT系统中国产化设备与应用要达到一个可观的比例。无人清楚这个“可观的比例”究竟是多少，但IT国产化无疑是门确凿且巨大的生意。
河南某市的一位接近政府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该市经济虽然不太发达，为此支出的费用也高达数亿元。他说，国家有一定补助，但资金大头主要还是各地方政府承担，2019年起，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确实设立了财务专项支出项目。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所等机构的预测，仅党政系统的IT国产化生意将达到千亿元规模，如果能铺向到消费级市场，规模将超过万亿。
但从更高的维度上说，这不仅是一门生意，更关键的是，它的推进，很有可能将令未来全球的科技体系逐步从美国“一极”向中美“两极”演化。
面对这样的趋势，支持者认为中国IT产业终于迎来了发展契机;另一种观点则担心一旦范围铺开，中国科技产业脱离全球科技主航道，未来很有可能反而导致中国科技产业失去外部竞争力。
此前在集成电路领域的国产化热潮中，清华大学魏少军教授就曾公开指出，国产替代是要用先进的东西替代落后的东西，如果用落后的东西替代人家落后的东西，那是没希望的。这一担忧对于IT领域的国产化运动同样深具借鉴意义。
9月初，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子”）推出了名为“中国电子云”的云服务。一个月后，中国电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也推出了中国电科云。
无论是中国电子云，还是中国电科云，其特色主打安全可控，主要是面向政府机构和国企央企的云需求，而非一般的民营企业。云服务的推出意味着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进一步完善了IT国产化产品与服务组合。
目前，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是承担IT国产化的两支主力军，被视为“国家队”。
中国此前一直有一些致力于IT国产化的中小公司，例如龙芯、飞腾、申威等研发通用CPU（芯片）;南大通用和人大金仓发力国产数据库;中标麒麟、深度（Deepin）主攻操作系统，等等。这些公司所做的事都是在挑战国际IT巨头，难度巨大，由于所涉及的行业技术要求高，攻关难度大，因此基本上无法离开政府补贴和扶持。
过去三年里，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收购、投资、产业合作等手段，将上述曾经单打独斗的国产IT厂商收归旗下，各自组成了一套从芯片到操作系统都可控的完整国产化替代方案。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作为领头者，负责持续培育旗下的IT生态的同时，将其推向应用落地。
两支“国家队”的出现说明了三个变化。
其一，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对IT国产化生态的培育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从过去零散不成体系的支持，变成了系统的、长期的，以产业链合作的模式。
其二，国有企业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双双担此重任，意味着IT国产化如同大飞机项目一样，属于国家级的重大任务。从现实角度而言，党政机构的国产化替代工程都是长期的大工程，也需要大国企们作为项目总负责人的身份存在。
其三，希望借助竞争保持活力筛出强者。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之间不仅仅是在具体项目上展开竞争，也代表着两套IT体系的竞争。发展IT生态，首先是确定最底层的芯片，芯片相当于IT生态的“根”，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一个选择了飞腾芯片，一个选择了申微芯片，因此，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之间的竞争，也是飞腾芯片生态与申微芯片生态之争。
两大国企之外，还出现了一支IT国产化势力——华为。
华为六七年前开始自研如今命名为“鲲鹏”的通用芯片。美国的制裁促使华为加速将该芯片推向市场，发展鲲鹏计算生态成为该公司战略之一。鉴于华为在业界的影响力，选择加入华为鲲鹏生态的软硬件企业也很多，湖南、河南、福建等多地已经建成了鲲鹏服务器整机产线。
如今，三大IT国产化势力所提供的IT系统已经达到基本“可用”，不至于被卡脖子，但是离“好用”还有比较远的距离，想要与现有IT系统抗衡还需要长期努力。
2020年起，多个迹象显示IT国产化正呈现规模化落地趋势。
例如，中国电子全资子公司中国长城的财报显示，2020年上半年，天津飞腾芯片实现收入3.38亿元，实现净利润4805.13万元，收入和净利润均超上年全年水平。又例如，三大运营商2020年服务器集采数量共计约31.8万台，其中，电信和移动国产服务器采购占比约20%左右，联通采购比例达到了40%。
不仅是硬件，核心软件的替换也日益增多：中国工商银行对公（法人）理财系统正在迁移至蚂蚁集团自研数据库;贵阳银行公告称，贵州易鲸捷公司中标该行核心业务系统的国产数据库项目，中标金额4.26亿元;长亮科技中标交通银行信用卡中心新核心授权系统和发卡系统两大项目;金蝶软件集团在近期中报披露苍穹平台成功签约海信、中联水泥等国产替代项目。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制表：于宗文
可以看出，不仅仅党政系统，通信、金融、能源等八大重点行业也启动了IT国产化进程，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核心业务层面都在尝试国产软硬件，不像过去主要在一些边缘业务上象征性地使用，说明IT国产化推广的广度与深度都显著增加。
大企业大机构的采用无疑有助于IT国产系统从“可用”走向“好用”。不少行业人士认为，过去国产化IT生态迟迟发展不起来的一个客观原因是“用的太少”，如今这一困境有望大幅缓解。
但另一方面也不应过于乐观。IT行业的规律是：在“芯片+操作系统”层面，数量少且稳定，例如全球芯片（个人电脑与服务器）90%来自英特尔和AMD，且均属于x86芯片架构，之上再“长出”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在基础软件之上就是五花八门的应用软件、活跃的开发者群体及海量用户。
换言之，全球IT市场才养活了英特尔、AMD、IBM等少数几家商业芯片公司，中国虽然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但其规模仍不算大，更何况中国目前仅计算芯片就多达6种，操作系统一度也有近10家，各家用户规模都不大，适配成本高，给应用开发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不利于生態壮大。
去年，国产操作系统行业已经有过一轮整合。中国电子、武汉深度、南京诚迈科技、中兴新支点等操作系统厂商联合成立统信软件，共同打造中国操作系统创新生态，中国软件旗下两大“麒麟”也完成了合并。
芯片层面的整合比操作系统更难，
短期内谁都能分到国产化替代的“羹”，谁也不愿意主动退出，届时可能行政力量会介入。
此外，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一种通用计算芯片的兴起通常是抓住了时代的新机会，而非在成熟市场替代已有的王者，例如ARM就是抓住了移动终端时代，中国相关企业要发展自己的芯片也要留心5G、物联网、云计算、AI等新技术带来的新机会和新赛道。
编辑：谢丽容
这一动作公开的代号叫“信创”工程，即“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的简称，但私下很多人仍直白地称之为“IT国产化”或“国产化替代”。
2019年，一个“三年行动计划”的传言盛行在IT圈子里：2020年-2022年三年里，党政IT系统中国产化设备与应用要达到一个可观的比例。无人清楚这个“可观的比例”究竟是多少，但IT国产化无疑是门确凿且巨大的生意。
河南某市的一位接近政府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该市经济虽然不太发达，为此支出的费用也高达数亿元。他说，国家有一定补助，但资金大头主要还是各地方政府承担，2019年起，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确实设立了财务专项支出项目。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所等机构的预测，仅党政系统的IT国产化生意将达到千亿元规模，如果能铺向到消费级市场，规模将超过万亿。
但从更高的维度上说，这不仅是一门生意，更关键的是，它的推进，很有可能将令未来全球的科技体系逐步从美国“一极”向中美“两极”演化。
面对这样的趋势，支持者认为中国IT产业终于迎来了发展契机;另一种观点则担心一旦范围铺开，中国科技产业脱离全球科技主航道，未来很有可能反而导致中国科技产业失去外部竞争力。
此前在集成电路领域的国产化热潮中，清华大学魏少军教授就曾公开指出，国产替代是要用先进的东西替代落后的东西，如果用落后的东西替代人家落后的东西，那是没希望的。这一担忧对于IT领域的国产化运动同样深具借鉴意义。
三大国产化势力兴起
9月初，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子”）推出了名为“中国电子云”的云服务。一个月后，中国电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也推出了中国电科云。
无论是中国电子云，还是中国电科云，其特色主打安全可控，主要是面向政府机构和国企央企的云需求，而非一般的民营企业。云服务的推出意味着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进一步完善了IT国产化产品与服务组合。
目前，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是承担IT国产化的两支主力军，被视为“国家队”。
中国此前一直有一些致力于IT国产化的中小公司，例如龙芯、飞腾、申威等研发通用CPU（芯片）;南大通用和人大金仓发力国产数据库;中标麒麟、深度（Deepin）主攻操作系统，等等。这些公司所做的事都是在挑战国际IT巨头，难度巨大，由于所涉及的行业技术要求高，攻关难度大，因此基本上无法离开政府补贴和扶持。
过去三年里，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收购、投资、产业合作等手段，将上述曾经单打独斗的国产IT厂商收归旗下，各自组成了一套从芯片到操作系统都可控的完整国产化替代方案。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作为领头者，负责持续培育旗下的IT生态的同时，将其推向应用落地。
两支“国家队”的出现说明了三个变化。
其一，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对IT国产化生态的培育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从过去零散不成体系的支持，变成了系统的、长期的，以产业链合作的模式。
其二，国有企业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双双担此重任，意味着IT国产化如同大飞机项目一样，属于国家级的重大任务。从现实角度而言，党政机构的国产化替代工程都是长期的大工程，也需要大国企们作为项目总负责人的身份存在。
其三，希望借助竞争保持活力筛出强者。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之间不仅仅是在具体项目上展开竞争，也代表着两套IT体系的竞争。发展IT生态，首先是确定最底层的芯片，芯片相当于IT生态的“根”，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一个选择了飞腾芯片，一个选择了申微芯片，因此，中国电子与中国电科之间的竞争，也是飞腾芯片生态与申微芯片生态之争。
两大国企之外，还出现了一支IT国产化势力——华为。
华为六七年前开始自研如今命名为“鲲鹏”的通用芯片。美国的制裁促使华为加速将该芯片推向市场，发展鲲鹏计算生态成为该公司战略之一。鉴于华为在业界的影响力，选择加入华为鲲鹏生态的软硬件企业也很多，湖南、河南、福建等多地已经建成了鲲鹏服务器整机产线。
如今，三大IT国产化势力所提供的IT系统已经达到基本“可用”，不至于被卡脖子，但是离“好用”还有比较远的距离，想要与现有IT系统抗衡还需要长期努力。
生态仍需整合
2020年起，多个迹象显示IT国产化正呈现规模化落地趋势。
例如，中国电子全资子公司中国长城的财报显示，2020年上半年，天津飞腾芯片实现收入3.38亿元，实现净利润4805.13万元，收入和净利润均超上年全年水平。又例如，三大运营商2020年服务器集采数量共计约31.8万台，其中，电信和移动国产服务器采购占比约20%左右，联通采购比例达到了40%。
不仅是硬件，核心软件的替换也日益增多：中国工商银行对公（法人）理财系统正在迁移至蚂蚁集团自研数据库;贵阳银行公告称，贵州易鲸捷公司中标该行核心业务系统的国产数据库项目，中标金额4.26亿元;长亮科技中标交通银行信用卡中心新核心授权系统和发卡系统两大项目;金蝶软件集团在近期中报披露苍穹平台成功签约海信、中联水泥等国产替代项目。
表：IT国产化主要厂商
可以看出，不仅仅党政系统，通信、金融、能源等八大重点行业也启动了IT国产化进程，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核心业务层面都在尝试国产软硬件，不像过去主要在一些边缘业务上象征性地使用，说明IT国产化推广的广度与深度都显著增加。
大企业大机构的采用无疑有助于IT国产系统从“可用”走向“好用”。不少行业人士认为，过去国产化IT生态迟迟发展不起来的一个客观原因是“用的太少”，如今这一困境有望大幅缓解。
但另一方面也不应过于乐观。IT行业的规律是：在“芯片+操作系统”层面，数量少且稳定，例如全球芯片（个人电脑与服务器）90%来自英特尔和AMD，且均属于x86芯片架构，之上再“长出”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在基础软件之上就是五花八门的应用软件、活跃的开发者群体及海量用户。
换言之，全球IT市场才养活了英特尔、AMD、IBM等少数几家商业芯片公司，中国虽然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但其规模仍不算大，更何况中国目前仅计算芯片就多达6种，操作系统一度也有近10家，各家用户规模都不大，适配成本高，给应用开发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不利于生態壮大。
去年，国产操作系统行业已经有过一轮整合。中国电子、武汉深度、南京诚迈科技、中兴新支点等操作系统厂商联合成立统信软件，共同打造中国操作系统创新生态，中国软件旗下两大“麒麟”也完成了合并。
芯片层面的整合比操作系统更难，
短期内谁都能分到国产化替代的“羹”，谁也不愿意主动退出，届时可能行政力量会介入。
此外，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一种通用计算芯片的兴起通常是抓住了时代的新机会，而非在成熟市场替代已有的王者，例如ARM就是抓住了移动终端时代，中国相关企业要发展自己的芯片也要留心5G、物联网、云计算、AI等新技术带来的新机会和新赛道。
编辑：谢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