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将文化和思想留作底蕴，做好差异定位，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将一切外表看起来“高大上”的东西都揽入怀中、将所有自认“低端”的人群和产业赶出，才是北京市能够减掉“雾霾”，同时又从质上再度丰盛起来的办法。
　　虽然有北京官员澄清“北京不会清理低端人群”，但中心城区的某些动作早已开始。包括媒体上议论纷纷的将北京人心目中具有极强符号意义的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小商品市场迁出城区，整治群租房等。但其手段显然远远不止这些。
　　在城市化浪潮中，中国正面临着各种城市病，而积聚了全国最重要资源的首都北京为甚，雾霾，拥堵，缺水等等都能占上头筹。据政府相关部门说，这个已经2000多万人的特大城市，人口还在以每年约60万的速度持续拥入。
　　前段时间公布的城镇化规划告诉我们，政府试图以“提质量”、“调结构”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城市化困境。现在，北京显然开始了自己的“提质量”进程。它要往“高”端走，收入过低，租不起、买不起一定价格房屋的，从事的职业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的，或将受到一定限制。
　　然而，一座城市真的可以凭简单的管理来决定人员的结构和去流，以及整个城市的面貌吗？
　　那些愿意花更多房租住在更为拥挤的内城的人，显然是因为那里有他更为在意的东西，比如就业，比如子女教育等。不从更深的结构性上考虑，希望通过一迁了之或一赶了之的简单手段来解决问题，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城市功能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位于内城的“高端”资源，必然以各种更为扭曲的方式吸引着“低端”人群的进入。另外，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城市生态往往是一个互相依赖的生态圈，将“低端”人群赶出主城区，实质上加大了“高端”人群的生活成本，因为前者往往是为后者服务的。
　　仅仅10多年以前，北京曾经是各地青年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心中的圣地，一个相当理想主义之地。曾几何时，我向别人介绍北京的好处时说，在这里，从乡下来的在餐厅做工或摆小地摊的、大学毕业在公司或文化机构上班的，到各地最有钱的来北京买尊贵的，各色人等都能找到自己合理生活的圈子。

或许，将文化和思想留作底蕴，做好差异定位，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将一切外表看起来“高大上”的东西都揽入怀中、将所有自认“低端”的人群和产业赶出，才是北京市能够减掉“雾霾”，同时又从质上再度丰盛起来的办法。

　　现在，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北京越来越放大自己的现实主义。它越来越商业化、庸常化。在地方政府的GDP大赛中，凭借自己的首都优势，大揽包括金融、汽车在内的各种产业。正召开的北京“两会”上，“以房控人、以业管人”的“顺义模式”，被视为今后北京管控的推广方向。事实是，顺义仅一个现代汽车城就聚积了大量产业人口。讨论多年的京津翼一体化进程缓慢，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另两大中国经济圈相辅相成的分工合作态势成对比。
　　作为一个13亿人口国家的首都，既想做集政治、金融、产业和文化等各种“高端”行当大而全的基地，而又不希望出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问题，是不现实的。
　　“摊大饼”一词，这些年被用来形容北京的经济地理建设欠缺特色，只是量的粗糙放大。除了高校和学术机构云集支撑起了一个活跃的国内思想市场外，它很难在国际思想和文化舞台上有什么突出地位，虽然好奇的“老外”仍会来游览故宫和颐和园。
　　或许，将文化和思想留作底蕴，做好差异定位，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将一切外表看起来“高大上”的东西都揽入怀中、将所有自认“低端”的人群和产业赶出，才是北京市能够减掉“雾霾”，同时又从质上再度丰盛起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