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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工业领域最具革命性、和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变革，很可能是手机从“通讯工具”向“移动终端”的过渡。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DC今年1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超过功能手机，达到10亿部。
无论在功能手机时代，还是在智能手机时代，“中国制造”一直保持着在手机制造环节毫无争议的统治地位。按照业内的估计，这10亿部手机中，至少六成在中国完成生产。可是在手机制造业最关键的芯片、屏幕等环节，“中国制造”尚未取得应有的席位。这导致在手机产业的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的利润出奇的微薄。
利润的微薄和经营上的分散，又使得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只能陷入恶性循环。“中国制造”只能在产业链的低利润环节原地打转，同一环节的企业陷入恶性竞争成为常态。当海外市场增长放缓，内部人力成本飙升，“中国制造”的日子正变得越来越难过。
“中国制造”总能最迅捷地跟紧行业变革的步伐，却未能引领潮流。
“中国制造”从深圳开始。早在1970年代末，深圳的蛇口便在改革派地方大员袁庚的带领下，搞起了“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彼时，珠三角尚不具备产业链的概念，即便是最初级的原材料也基本上是进口，而深圳只出厂房和人力。
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中国制造”开始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深圳和东莞以及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在电子、纺织、五金、食品等领域开始形成了“产业链”—但仍是不涉及核心元部件的产业链。
出生于1970年代的李俊是深圳一家“芯片方案”供应商的管理者，在“业外人士”看来，这似乎是手机制造的核心。但业内都明白，这个称谓有着和“中国制造”一样的尴尬， “听起来很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谈及利润问题，李俊用手指着一个浮着褐色泡沫的咖啡杯子说，“卖咖啡的利润率比我们高100倍。”
所谓“芯片方案”，本质是购买芯片和其他部件，然后组装成手机主板，向手机集成商或者说品牌商销售。“芯片方案”供应商赚取的利润是主板原配件采购和主板销售的差价，和真正的原创性研发关系不大。可以说，“手机主板组装商”才是这个行业最贴切的称谓。
对“中国制造”本身来说，“芯片方案”也算是较为重要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百个零部件会被组装成主板，这是手机的“骨架”。但对“芯片方案”供应商来说，最核心的原材料—芯片—的价格一直是心病。深圳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和交易集散地，但手机芯片并非“深圳制造”，深圳厂家必须从美国的高通、德州仪器，荷兰的飞利浦和中国台湾的联发科等芯片商那里购买。
“芯片降价比手机降价慢很多。”李俊透露，以一款在非洲銷售的“入门级”低端智能机为例，其在非洲零售市场的售价，折合为人民币约300元。由于非洲零售商一般要保持30%至40%的毛利，也就是说中国集成商的最终出口价格约为200元。但美国芯片商批发到中国的芯片价格可能就要2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50元。也就是说，中国境内的几十个生产环节只能分享剩下的50元人民币。
刘伟强是广东一家路由器生产企业的CFO（首席财务官），其所在企业年出货量位居全球前10，企业同样有着“芯片之痛”。
在一台看似简单的路由器中，芯片组的成本超过总成本的30%，其中关键芯片基本上是进口的。以高端路由器为例，其关键芯片主要来自于美国的Broadcom和Atheros两家企业。而很多中国制造商还必须从经销商手中拿货，也就是说，经销商还要吃掉一部分利润。
除芯片外，高端路由器的耐热材料也必须进口。“一台路由器每天开24小时，一年就是8000多小时，只有国外材料才耐热、稳定。”刘伟强无奈地说，在整个产业链中，中国路由器制造商获得的利润还不到美国芯片商的一半。
李俊和刘伟强的“痛苦”来自于世界产业格局的固化。目前，主要的芯片商集中在美国，其次是日本和中国台湾。进入1990年代，这些企业把自身的制造环节全部剥离，专注于设计和研发，又用专利来构建技术壁垒，最终在这个领域实现了强者越强。
“中国制造”曾经带给年轻人积极的人生观，如今越来越难满足他们更丰富的人生需求。
就在《南风窗》记者采访这几天，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对美国高通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工作。在李俊看来，高通这家公司“很牛”，“他们卖芯片，还卖所谓专利”。所谓专利费的意思是，中国的“芯片方案”供应商除了要付给高通芯片购买费用外，还要按照单机售价向高通额外支付3%到6%的专利授权费。比如，一部售价2000元的手机，高通最高可能要拿走120元专利费。
目前，国内手机制造业对高通芯片的依赖超乎想象。资深电信业专家项立刚说，中国手机的3G高端芯片和4G的主流芯片多为高通制造。所谓“中华酷联”以及小米等国内手机厂商，也都是高通芯片的主要客户，其采购量占据高通芯片全球销量的30%以上。
为何芯片是“中国制造”的痛？李俊认为，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打好“基础”。李俊说，所谓“芯片”其实就是一块集成电路。其生产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设计，第二步是晶元件生产，第三步是封装。
在设计环节，其“硬性门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但在关键的晶元生产环节，在大陆却很难找到一家合格的工厂。因为晶元工厂的要求高，投资大，民营资本不敢投，也投不起，而国有大企业有钱，却不愿投。
“有些东西都可以复制、模仿，甚至可以抄，但精密加工一定模仿不来。”李俊说，除了晶元件的生产之外，最后的封装环节看起来很简单，但同样在国内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工厂。手机芯片领域的“短板”充分说明，不少行业的“中国制造”，其实既无基础研发，也无精密加工，基本上就是粗加工和组装。 精密加工的“软肋”是普遍现象。此前，《南风窗》记者曾走访过珠三角一家移动硬盘生产企业，其出货量在全球排名前50名。一块移动硬盘被拆开后，其实就是一块扁平的电路板，但是上面有近百个细微的元部件，而移动硬盘的生产过程就是用机械手把近百个元部件，按设计的位置精确地贴到面积不到3平方厘米的电路板上。误差必须尽可能小，才能保持存储功能的稳定。
“德国人用的移动硬盘可能都是中国造，但用的却是德國造的机械手。”该企业的人士透露，机械手“贴片机”的技术核心是精度，国内的机器不好用，客户那里过不了关。因此，老板花了血本，所有生产线只采购德国设备。
从世界工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每到产业技术或业态发生变革的节点，“后来者”就有了超越“领先者”的机会。以汽车产业为例，日本人曾效法美国，却后来居上。中国作为最大的移动设备生产国，目前还看不到重演历史规律的可能性。
目前，手机行业的变革大趋势是“手提电话”逐步变为“移动终端”，即消费者手中的“手机”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炫，最后成为了一台娱乐工具；另外，笔记本电脑也开始向平板电脑过渡，其本质上也在“移动终端化”。这个所有随身的电子消费品都变成“移动终端”的过程，对产业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芯片必须更强大，以驱动更多功能；二是屏幕必须更灵敏，以带来更舒适的使用体验。
在芯片领域，“中国制造”追赶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屏幕环节，“中国制造”竟已被韩国超越。“高端手机的面板，基本上都会从日本人和韩国人那里买。”李俊认为，国内尽管也有很多面板企业，但做出来的屏幕在分辨率和灵敏度上很差，只能在低端机上使用。
不过，“中国制造”的优势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基于人力优势的拼价能耐，一直以来，通宵达旦的廉价工程师、流水线上不分昼夜的工人，以及广深公路上深夜疾驰的货柜车司机才是“中国制造”强大竞争力的最好注脚。李俊所在的企业有数百名工程师，年出货芯片组超过3000万（几乎等于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年销售总数的1/30），其中70%出口。出口的方式是，由珠三角的集成商或者品牌商组转成整机后，销往欧美、中东、拉美和非洲等地。
“200元人民币就能买智能机，能用Wi-Fi，能听音乐，在第三世界卖得很好。”李俊说，“中国制造”除了便宜，还有就是生产的速度快、效率高，正好适应手机行业更新换代极快的特征。说这话时，公司又在招聘工程师，要求是“能够加班”。
按照《南风窗》记者的调查，珠三角的手机主板组装工厂中，工人的月薪约为2000元至3500元，而新毕业大学生作为“初级工程师”的起步月薪仅为4000，成为熟手后，月薪会涨到1万以上。
2008年之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工程师5年之内即可轻松在深圳市区买下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公寓。并不一定要家里背景“硬”才能赚大钱，这是“中国制造”曾经带给他们的积极人生观。但事情已经起了变化，2008年后深圳市区的房价上涨了2至4倍，但工程师的工资并没涨，“入门级”工程师薪水仍是每月4000。
不论是对员工还是企业所有者来说，赚钱已是历史。
2006年和2007年是行业的巅峰时期，深圳手机行业几乎是暴利，出口和内销的需求都非常大，而供给却相对较少。“芯片方案”供应商卖一个主板的利润有30%至50%，老板们开着百万豪车四处看楼，一口气可以买下20套豪宅。
但这个行业门槛太低，不到3年，深圳的“芯片方案”供应商就从几十家变成了几百家，就如同自然界的孢子繁殖一样。因为芯片都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对于进入者来说，组装环节可以外包给东莞的工厂来做，只要能凑一笔钱，租间办公室，雇几个工程师，第二天就可以出货。这种恶性竞争，迅速抵消了规模和低成本优势，让利润迅速收窄。
目前，深圳很多手机“芯片方案”供应商的利润已从30%下降为5%以下，原因之一是人工成本上升。几位受访的企业家都向《南风窗》记者表示，差不多从2009年开始，内地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工程建筑行业大有和珠三角制造业“抢工人”的趋势。很多时候，内地高速公路的工地可以给农民工开出3000元的月薪，而东莞的工厂只有2000元。
事实上，“抢工人”的情况反映的是“中国制造”的另一个危机。工程建筑业能够支持“高薪”很大程度来自于金融体系对“铁公基”的政策倾斜，简而言之，就是基建项目融资通过银行的融资成本极低，低利率客观上为“铁公基”增加建筑工人的工资提供了空间。但在制造业却刚好相反，利润一直在下降，当然工资没有上涨的可能。
“勤快的、体力好的，很多都回老家的市里、县里修公路去了，留在厂里的都是染着黄头发的‘90后’。”另外一位深圳的制造业企业主曾对《南风窗》记者这样抱怨。
“现在能赚一点就赚一点，厂房、设备这些固定资产都已经投下去，没人接盘，怎么办？”刘伟强说，不论是手机，还是路由器，这些行业都今不如昔。
“中国制造”就如同是一场流水宴席，“70后”的创业者、“80后”的工程师、“90后”的流水线工人，都将成为过客。当青春消逝，还能留下什么？
（文中李俊、刘伟强为化名）
无论在功能手机时代，还是在智能手机时代，“中国制造”一直保持着在手机制造环节毫无争议的统治地位。按照业内的估计，这10亿部手机中，至少六成在中国完成生产。可是在手机制造业最关键的芯片、屏幕等环节，“中国制造”尚未取得应有的席位。这导致在手机产业的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的利润出奇的微薄。
利润的微薄和经营上的分散，又使得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只能陷入恶性循环。“中国制造”只能在产业链的低利润环节原地打转，同一环节的企业陷入恶性竞争成为常态。当海外市场增长放缓，内部人力成本飙升，“中国制造”的日子正变得越来越难过。
“听起来很牛”
“中国制造”总能最迅捷地跟紧行业变革的步伐，却未能引领潮流。
“中国制造”从深圳开始。早在1970年代末，深圳的蛇口便在改革派地方大员袁庚的带领下，搞起了“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彼时，珠三角尚不具备产业链的概念，即便是最初级的原材料也基本上是进口，而深圳只出厂房和人力。
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中国制造”开始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深圳和东莞以及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在电子、纺织、五金、食品等领域开始形成了“产业链”—但仍是不涉及核心元部件的产业链。
出生于1970年代的李俊是深圳一家“芯片方案”供应商的管理者，在“业外人士”看来，这似乎是手机制造的核心。但业内都明白，这个称谓有着和“中国制造”一样的尴尬， “听起来很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谈及利润问题，李俊用手指着一个浮着褐色泡沫的咖啡杯子说，“卖咖啡的利润率比我们高100倍。”
所谓“芯片方案”，本质是购买芯片和其他部件，然后组装成手机主板，向手机集成商或者说品牌商销售。“芯片方案”供应商赚取的利润是主板原配件采购和主板销售的差价，和真正的原创性研发关系不大。可以说，“手机主板组装商”才是这个行业最贴切的称谓。
对“中国制造”本身来说，“芯片方案”也算是较为重要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百个零部件会被组装成主板，这是手机的“骨架”。但对“芯片方案”供应商来说，最核心的原材料—芯片—的价格一直是心病。深圳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和交易集散地，但手机芯片并非“深圳制造”，深圳厂家必须从美国的高通、德州仪器，荷兰的飞利浦和中国台湾的联发科等芯片商那里购买。
“芯片降价比手机降价慢很多。”李俊透露，以一款在非洲銷售的“入门级”低端智能机为例，其在非洲零售市场的售价，折合为人民币约300元。由于非洲零售商一般要保持30%至40%的毛利，也就是说中国集成商的最终出口价格约为200元。但美国芯片商批发到中国的芯片价格可能就要2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50元。也就是说，中国境内的几十个生产环节只能分享剩下的50元人民币。
刘伟强是广东一家路由器生产企业的CFO（首席财务官），其所在企业年出货量位居全球前10，企业同样有着“芯片之痛”。
在一台看似简单的路由器中，芯片组的成本超过总成本的30%，其中关键芯片基本上是进口的。以高端路由器为例，其关键芯片主要来自于美国的Broadcom和Atheros两家企业。而很多中国制造商还必须从经销商手中拿货，也就是说，经销商还要吃掉一部分利润。
除芯片外，高端路由器的耐热材料也必须进口。“一台路由器每天开24小时，一年就是8000多小时，只有国外材料才耐热、稳定。”刘伟强无奈地说，在整个产业链中，中国路由器制造商获得的利润还不到美国芯片商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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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和刘伟强的“痛苦”来自于世界产业格局的固化。目前，主要的芯片商集中在美国，其次是日本和中国台湾。进入1990年代，这些企业把自身的制造环节全部剥离，专注于设计和研发，又用专利来构建技术壁垒，最终在这个领域实现了强者越强。
就在《南风窗》记者采访这几天，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对美国高通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工作。在李俊看来，高通这家公司“很牛”，“他们卖芯片，还卖所谓专利”。所谓专利费的意思是，中国的“芯片方案”供应商除了要付给高通芯片购买费用外，还要按照单机售价向高通额外支付3%到6%的专利授权费。比如，一部售价2000元的手机，高通最高可能要拿走120元专利费。
目前，国内手机制造业对高通芯片的依赖超乎想象。资深电信业专家项立刚说，中国手机的3G高端芯片和4G的主流芯片多为高通制造。所谓“中华酷联”以及小米等国内手机厂商，也都是高通芯片的主要客户，其采购量占据高通芯片全球销量的30%以上。
为何芯片是“中国制造”的痛？李俊认为，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打好“基础”。李俊说，所谓“芯片”其实就是一块集成电路。其生产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设计，第二步是晶元件生产，第三步是封装。
在设计环节，其“硬性门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但在关键的晶元生产环节，在大陆却很难找到一家合格的工厂。因为晶元工厂的要求高，投资大，民营资本不敢投，也投不起，而国有大企业有钱，却不愿投。
“有些东西都可以复制、模仿，甚至可以抄，但精密加工一定模仿不来。”李俊说，除了晶元件的生产之外，最后的封装环节看起来很简单，但同样在国内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工厂。手机芯片领域的“短板”充分说明，不少行业的“中国制造”，其实既无基础研发，也无精密加工，基本上就是粗加工和组装。 精密加工的“软肋”是普遍现象。此前，《南风窗》记者曾走访过珠三角一家移动硬盘生产企业，其出货量在全球排名前50名。一块移动硬盘被拆开后，其实就是一块扁平的电路板，但是上面有近百个细微的元部件，而移动硬盘的生产过程就是用机械手把近百个元部件，按设计的位置精确地贴到面积不到3平方厘米的电路板上。误差必须尽可能小，才能保持存储功能的稳定。
“德国人用的移动硬盘可能都是中国造，但用的却是德國造的机械手。”该企业的人士透露，机械手“贴片机”的技术核心是精度，国内的机器不好用，客户那里过不了关。因此，老板花了血本，所有生产线只采购德国设备。
从世界工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每到产业技术或业态发生变革的节点，“后来者”就有了超越“领先者”的机会。以汽车产业为例，日本人曾效法美国，却后来居上。中国作为最大的移动设备生产国，目前还看不到重演历史规律的可能性。
目前，手机行业的变革大趋势是“手提电话”逐步变为“移动终端”，即消费者手中的“手机”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炫，最后成为了一台娱乐工具；另外，笔记本电脑也开始向平板电脑过渡，其本质上也在“移动终端化”。这个所有随身的电子消费品都变成“移动终端”的过程，对产业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芯片必须更强大，以驱动更多功能；二是屏幕必须更灵敏，以带来更舒适的使用体验。
在芯片领域，“中国制造”追赶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屏幕环节，“中国制造”竟已被韩国超越。“高端手机的面板，基本上都会从日本人和韩国人那里买。”李俊认为，国内尽管也有很多面板企业，但做出来的屏幕在分辨率和灵敏度上很差，只能在低端机上使用。
“中国优势”
不过，“中国制造”的优势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基于人力优势的拼价能耐，一直以来，通宵达旦的廉价工程师、流水线上不分昼夜的工人，以及广深公路上深夜疾驰的货柜车司机才是“中国制造”强大竞争力的最好注脚。李俊所在的企业有数百名工程师，年出货芯片组超过3000万（几乎等于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年销售总数的1/30），其中70%出口。出口的方式是，由珠三角的集成商或者品牌商组转成整机后，销往欧美、中东、拉美和非洲等地。
“200元人民币就能买智能机，能用Wi-Fi，能听音乐，在第三世界卖得很好。”李俊说，“中国制造”除了便宜，还有就是生产的速度快、效率高，正好适应手机行业更新换代极快的特征。说这话时，公司又在招聘工程师，要求是“能够加班”。
按照《南风窗》记者的调查，珠三角的手机主板组装工厂中，工人的月薪约为2000元至3500元，而新毕业大学生作为“初级工程师”的起步月薪仅为4000，成为熟手后，月薪会涨到1万以上。
2008年之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工程师5年之内即可轻松在深圳市区买下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公寓。并不一定要家里背景“硬”才能赚大钱，这是“中国制造”曾经带给他们的积极人生观。但事情已经起了变化，2008年后深圳市区的房价上涨了2至4倍，但工程师的工资并没涨，“入门级”工程师薪水仍是每月4000。
不论是对员工还是企业所有者来说，赚钱已是历史。
2006年和2007年是行业的巅峰时期，深圳手机行业几乎是暴利，出口和内销的需求都非常大，而供给却相对较少。“芯片方案”供应商卖一个主板的利润有30%至50%，老板们开着百万豪车四处看楼，一口气可以买下20套豪宅。
但这个行业门槛太低，不到3年，深圳的“芯片方案”供应商就从几十家变成了几百家，就如同自然界的孢子繁殖一样。因为芯片都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对于进入者来说，组装环节可以外包给东莞的工厂来做，只要能凑一笔钱，租间办公室，雇几个工程师，第二天就可以出货。这种恶性竞争，迅速抵消了规模和低成本优势，让利润迅速收窄。
目前，深圳很多手机“芯片方案”供应商的利润已从30%下降为5%以下，原因之一是人工成本上升。几位受访的企业家都向《南风窗》记者表示，差不多从2009年开始，内地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工程建筑行业大有和珠三角制造业“抢工人”的趋势。很多时候，内地高速公路的工地可以给农民工开出3000元的月薪，而东莞的工厂只有2000元。
事实上，“抢工人”的情况反映的是“中国制造”的另一个危机。工程建筑业能够支持“高薪”很大程度来自于金融体系对“铁公基”的政策倾斜，简而言之，就是基建项目融资通过银行的融资成本极低，低利率客观上为“铁公基”增加建筑工人的工资提供了空间。但在制造业却刚好相反，利润一直在下降，当然工资没有上涨的可能。
“勤快的、体力好的，很多都回老家的市里、县里修公路去了，留在厂里的都是染着黄头发的‘90后’。”另外一位深圳的制造业企业主曾对《南风窗》记者这样抱怨。
“现在能赚一点就赚一点，厂房、设备这些固定资产都已经投下去，没人接盘，怎么办？”刘伟强说，不论是手机，还是路由器，这些行业都今不如昔。
“中国制造”就如同是一场流水宴席，“70后”的创业者、“80后”的工程师、“90后”的流水线工人，都将成为过客。当青春消逝，还能留下什么？
（文中李俊、刘伟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