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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要梳理了社会实践理论的脉络和分析策略，介绍和阐释了布迪厄应用社会实践理论对体育场域的社会学分析。研究认为，布迪厄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有助于从理论上来思考“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问题。循着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使用的这条主线，进一步对体育与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研究中理论的使用和社会实践理论概念工具的适用做了反思。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社会实践理论；布迪厄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10-0026-06
布迪厄(1930-2002年)，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终生在追求解释“社会世界(法国)的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社会学问题。他用创制的社会实践理论及场域、惯习和资本的概念对文学场、法律场和教育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但鲜有人了解他在20世纪70、80年代用社会实践理论对体育场域、体育运动、体育参与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所做的启发性研究，其中蕴含丰富的体育社会学思想为日后法国乃至欧洲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我们认定布迪厄之研究为体育社会学范畴之时，则隐含了一个如何理解体育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样的研究才称得上是一项真正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它最终要完成什么任务或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本文将简要梳理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及分析策略，在阐释他的社会学研究之基础上，就“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问题做一探讨，并就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学理论的使用和适用性问题做进一步的反思。
1 社会实践理论脉络及分析策略
布迪厄追随涂尔干和莫斯的知识社会学，认为社会世界中的各种分类图式(见于一些成双的对立形容词，如“重”与“轻”，“高贵”与“低下”等)不仅是社会世界自我呈现的方式，更是社会世界合法化自身的方式。布迪厄想弄清楚的是，这些对立的价值判断(即价值标准)是如何可能落实到各个行动者的身体和心智之中，并被行动者认可和接受，从而使社会世界呈现出秩序。
首先指出的是，这里的“实践”，不是马克思常用的“实践”，而是人的“实际活动”，是指人类一般的日常性活动，包括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活动。社会实践理论的关注点在于阐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按照什么方式展开?在社会空间中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图式?这些问题得以同答后就是行动者社会实践的展开，即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依据，资本是行动者实践的工具，而场域为惯习和资本提供了运作的空间。
1989年，在东京的一次讲演，布迪厄针对《区隔》一书谈到了他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信念，即“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世界最深刻的逻辑，而且把这个特殊性建构成一个按加斯东·巴什拉尔所说的‘可能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就如同在一个可能构型的有限领域里的一个典型例子。”布迪厄要表达的是，对特定社会的理解不能建立在空泛的“社会”概念之上，而只有通过对一个个“社会小世界”即场域的研究才能理解社会。场域作为一种由资本数量和结构决定的客观力量的构型，深刻地表露了其关于社会世界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思想。正像他所指出的，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因为植根于人们使用的语言本身之中，“更适于表达事物而不是关系，呈现状态而不是过程”’。而事实上，“社会科学并无必要在这些极端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
在此进路下，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强加的各种价值标准就依托于场域而发生作用，对场域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特定社会空间建构的原则。在与社会空间具有结构同源性的特定场域中，同绕“何谓正当性”的斗争就表现为争夺某种正当性定义的权力，而惯习——行动者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本体论契合——则将这一有关“正当性／合法性”问题的斗争消解于无形之中。
布迪厄的这种思维方式还体现在他力图“防止对结构分析，或更恰当的说关系分析的‘实体性’阅读”。因为“每个社会的每个时刻，人们都要接触到全部社会位置，这些社会位置通过一种同源关系而与全部活动(打高尔夫球或弹奏钢琴)或财产(别墅或大师的画作)相结合，这些活动和财产本身具有明显的关系上的特征”。这一关系性的理解方式，“表明恰当解读社会地位、性情倾向(或惯习)同采取的立场和社会行动者在实践的不同领域，如烹调或体育运动、音乐或政治等方面所作的‘选择’之间关系的分析的首要条件”。它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某项体育运动与某一特定的群体或阶层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天然的，而实质上这一联系是在社会空间和体育场域之间的关系上被建立起来的，也只有从这一关系上来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才是有意义的，且布迪厄认为，这一思维模式适用于分析类似于体育实践活动的所有文化实践活动。
2 体育场域的社会学分析：体育供给与需求的逻辑
在社会实践理论观下，布迪厄将体育场域视作为体育供给和体育需求之间关系的产物，或可以说成是一个在给定的时点上提供的体育产品空间和有某种禀性(disposition)的空间(该禀性空间与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相联系，它可能用与另一个供给空间相联系的其它消费形式而得以表达)之间关系的产物。在这一假设下，布迪厄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体育场域的供给问题。在社会场域中，是否有一个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被社会性的意识到和接受的体育娱乐世界(体育场域的供给方)?第二个问题，体育场域的需求问题，即社会是如何生产出来对这些体育产品的需求的，人们又是怎样获得体育“品味”以及喜好某种运动而不是其他它运动?
2.1 体育供给场域的生成
布迪厄认为：“从游戏到严格意义上体育的转换，发生于为未来社会精英所设置的教育部门内，如英国的公立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贵族或上流社会家庭的后代承袭了大量的平民游戏，并且……改变了原来承载在这些平民游戏上的意义和功能。”我们可以逐层递进来理解这一转变过程。
首先，民间游戏被改造成上流社会的体育运动。在精英学校里，身体训练“被剥去了附属于传统游戏上的社会和宗教功能”。它们信奉的理念是，进行体育活动仅仅是为了体育本身，体育和其它艺术形式是用来标榜自己以实现与其它社会阶层的区隔。布迪厄认为，所谓“公平竞赛”，其实也是贵族精英们用以维持与其它社会阶层予以区分的角色距离的一种方法，而且暗含在为未来领导者所设定的角色规范之中。
其次，通过“公平竞赛”等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规则，来祛除早期的地方差异所具有的特殊主义。在不同的公立学校建立选拔体育管理人员的机构被赋予自我管理和规则制定的权能，这预示着体育场域开始进 入一个相对自主发展的历史时期。同时，诸如英国等国家的体育场域的构成还与相应的体育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体育类似艺术，但比艺术更适合用来标榜和确证未来领袖之男子气概的优点。在此，“体育被想象为一种对勇气和男性气质的训练”，公平竞赛则被构想为专属于精英阶层的惯习，它不同于大众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的体育哲学。
布迪厄认为，即使在支配阶级中，作为被支配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后代们在学校中经常对精英阶层的后代在学术能力方面形成挑战。因此，精英阶层需要通过建立一种多元的成就标准，以使自身在品格上的卓越性得以现实化。与此相联系，体育被精英教育机构建构为“有活力的”、“有勇气的”、“具有意志力的”，而体育的这些品质是军队或企业未来领导者所不可或缺的美德。因此，“体育实践场域成为斗争的场所，其关键是对体育实践的功能进行合法性定义的垄断权的争夺”。
在民间游戏被改造成上流社会的体育运动之后，又经历了体育从精英学校向一般平民传播，并且变成为由专业选手来进行生产、成为大众消费的观赏活动的过程。布迪厄认为，这一逆向化过程最根本的根源在于，体育被政党、工会、教会和各种企业机构建构成填充时间的工具。政治权力的介入一方面支配了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当体育从政府获得资助的时候，体育也就开始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从而，当新的社会行动者(包括体育赛事组织者、体育商品制造商、健身产业和体育媒体)继续进入之后，他们或联合、或敌对，会对体育场域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体育场域的功能，并在国家宏观系统上呈现出来。由此，从场域的角度来谈论体育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2.2 体育场域中需求的逻辑——惯习的应用
布迪厄认为，对体育运动的研究不能忽略了阶层惯习。我们将求助于《区隔》一书所表达的思想来阐释惯习对理解体育需求的有用价值。
1)体育实践、品味与惯习。
布迪厄认为，体育实践如同听音乐、欣赏绘画等文化实践一样，构成了一种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文化实践的空间表征(f也称为“生活方式空间”)。他对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研究正是指向“生活方式空间”和他所称的“社会空间”(即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区隔》一书中，布迪厄描绘了一种在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之间的等级关系体系。“但他的分析目标并不是要识别社会群体的消费样式，而是要通过绘制社会位置间以及不同文化实践之间的图表来揭示对立的结构。他的这种分析关注不同群体施予实践的不同意义，而施予意义的社会分类则进一步让他能够揭露社会构成中起作用的权力关系”。为了分析这种权力关系，他集中于品味和品位判断(人们对某种生活方式的鉴赏程度)的研究。品位的表达使得社会科学家能够识别将鉴赏各种生活方式实践连接起来的生成性原则，比如品位能够揭示对健身活动而非表演性体育活动的偏好等等。进一步说就是，个体对自己和其它群体品位的判断构成了一种区分化和等级化社会群体的分类行动。因此，人们会选择适合自身品位的消费品和文化实践，当然包括体育实践。拉什和厄里认为，布迪厄所主张的中心论点是，“我们消费的不是产品，而是意图建立社会区分的符号”。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为此，布迪厄发展出“惯习”的概念，来说明社会结构和个体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布迪厄认为，是通过惯习这个动态的中介，社会空间中的位置才被“转译”成了文化实践和偏好。在动态的视角下，布迪厄认为“惯习”一方面被具有某个社会位置特征的现存条件所形塑，另一方面，它又是可分类的文化实践和品位判断的“发源地”或生成性原则。换言之，与不同社会位置相联系的不同存在条件会生产出不同的惯习，同时，惯习也是以品味形式来表达的文化实践的生成性原则，引导人们以契合其所属社会群体的方式来行动和作出反应。所以，惯习概念以它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特质，为我们理解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不同的惯习不能很容易地被识别出来，但尽管如此，惯习仍是通过实践表达出来的，所以，有可能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的实践、品位和品位判断的观察以及关系性的分析来重构实践生成的原则。那么，惯习对于体育场域的研究，其启发价值又在哪里呢?
2)用惯习理解体育实践差异化分布。
为理解体育运动在阶层间的差异化分布，他原先求助于业余时间(经济资本的一种转化形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差异来解释。在他本人看来，这个模型还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体育运动与不同阶层间的统计关系强度，而且也没有考虑到不同的体育运动对不同的阶层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变化。因为在体育需求研究中，针对从体育运动练习中获得何种效果而言，不同的社会阶层其需求是不一样的，这种需求“不仅源于它有无可能满足人们经济或文化成本的那些因素，而且还源于不同体育实践所带来的即刻或延期收益的知觉和鉴赏力方面的变化”。他后来不仅对这3种因素按重要性进行了排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业余时间，而且还考虑到了差别化的身体倾向性和期望从体育实践中获得的收益——前者即为他提出的“作为手段的身体”和“作为目的本身的身体”，后者即为他所言的“真实的收益”(是阶层惯习所需要的、体育能够赋予的身体塑造、个性培养等功能)和“想象的收益”(也是阶层群体所需要的，这是一种信仰状态，源于他们期望从体育中获得社会收益，即体育所能提供的那种区隔化的、分配的意义，而这种分配的意义是体育运动从其分布于社会阶层中的行动者身上获得的)。
正因为体育为不同的身体塑造提供了可能性，所以体育实践是行动者想要展示自身伦理道德或社会价值印象的外在表现形式，由此，“刻在身体上的自然秩序”的差别上升到“具有重要区分意义的符号秩序”。既然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可分类的身体形态就成为社会结构中不同地位的符号表达，因此，有关身体形态的品位判断就成为了合法化社会差别的手段。3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
布迪厄将人所从事的体育实践活动看作为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一种，认为体育实践与其它文化实践活动一样，其中也充斥着何为“合法性／正当性”的斗争和争夺。他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体育场域中这一斗争背后掩藏的机制，从而批判性地来认识法国社会空间建构的原则和机制。进言之，就是揭示在法同社会的结构在行动者身上的承载如何可能表达、如何可能实现——这是布迪厄创制社会实践理论的起点和旨归。
前文已述，当我们从布迪厄研究体育角度将之归属为一位体育社会学家的时候，就隐性地提出了两个理论问题：“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本文认为，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第一个面向是，把体育用作理解社会的一把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社会实践理论；布迪厄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10-0026-06
布迪厄(1930-2002年)，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终生在追求解释“社会世界(法国)的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社会学问题。他用创制的社会实践理论及场域、惯习和资本的概念对文学场、法律场和教育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但鲜有人了解他在20世纪70、80年代用社会实践理论对体育场域、体育运动、体育参与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所做的启发性研究，其中蕴含丰富的体育社会学思想为日后法国乃至欧洲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我们认定布迪厄之研究为体育社会学范畴之时，则隐含了一个如何理解体育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样的研究才称得上是一项真正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它最终要完成什么任务或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本文将简要梳理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及分析策略，在阐释他的社会学研究之基础上，就“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问题做一探讨，并就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学理论的使用和适用性问题做进一步的反思。
1 社会实践理论脉络及分析策略
布迪厄追随涂尔干和莫斯的知识社会学，认为社会世界中的各种分类图式(见于一些成双的对立形容词，如“重”与“轻”，“高贵”与“低下”等)不仅是社会世界自我呈现的方式，更是社会世界合法化自身的方式。布迪厄想弄清楚的是，这些对立的价值判断(即价值标准)是如何可能落实到各个行动者的身体和心智之中，并被行动者认可和接受，从而使社会世界呈现出秩序。
首先指出的是，这里的“实践”，不是马克思常用的“实践”，而是人的“实际活动”，是指人类一般的日常性活动，包括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活动。社会实践理论的关注点在于阐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按照什么方式展开?在社会空间中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图式?这些问题得以同答后就是行动者社会实践的展开，即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依据，资本是行动者实践的工具，而场域为惯习和资本提供了运作的空间。
1989年，在东京的一次讲演，布迪厄针对《区隔》一书谈到了他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信念，即“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世界最深刻的逻辑，而且把这个特殊性建构成一个按加斯东·巴什拉尔所说的‘可能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就如同在一个可能构型的有限领域里的一个典型例子。”布迪厄要表达的是，对特定社会的理解不能建立在空泛的“社会”概念之上，而只有通过对一个个“社会小世界”即场域的研究才能理解社会。场域作为一种由资本数量和结构决定的客观力量的构型，深刻地表露了其关于社会世界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思想。正像他所指出的，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因为植根于人们使用的语言本身之中，“更适于表达事物而不是关系，呈现状态而不是过程”’。而事实上，“社会科学并无必要在这些极端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
在此进路下，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强加的各种价值标准就依托于场域而发生作用，对场域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特定社会空间建构的原则。在与社会空间具有结构同源性的特定场域中，同绕“何谓正当性”的斗争就表现为争夺某种正当性定义的权力，而惯习——行动者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本体论契合——则将这一有关“正当性／合法性”问题的斗争消解于无形之中。
布迪厄的这种思维方式还体现在他力图“防止对结构分析，或更恰当的说关系分析的‘实体性’阅读”。因为“每个社会的每个时刻，人们都要接触到全部社会位置，这些社会位置通过一种同源关系而与全部活动(打高尔夫球或弹奏钢琴)或财产(别墅或大师的画作)相结合，这些活动和财产本身具有明显的关系上的特征”。这一关系性的理解方式，“表明恰当解读社会地位、性情倾向(或惯习)同采取的立场和社会行动者在实践的不同领域，如烹调或体育运动、音乐或政治等方面所作的‘选择’之间关系的分析的首要条件”。它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某项体育运动与某一特定的群体或阶层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天然的，而实质上这一联系是在社会空间和体育场域之间的关系上被建立起来的，也只有从这一关系上来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才是有意义的，且布迪厄认为，这一思维模式适用于分析类似于体育实践活动的所有文化实践活动。
2 体育场域的社会学分析：体育供给与需求的逻辑
在社会实践理论观下，布迪厄将体育场域视作为体育供给和体育需求之间关系的产物，或可以说成是一个在给定的时点上提供的体育产品空间和有某种禀性(disposition)的空间(该禀性空间与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相联系，它可能用与另一个供给空间相联系的其它消费形式而得以表达)之间关系的产物。在这一假设下，布迪厄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体育场域的供给问题。在社会场域中，是否有一个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被社会性的意识到和接受的体育娱乐世界(体育场域的供给方)?第二个问题，体育场域的需求问题，即社会是如何生产出来对这些体育产品的需求的，人们又是怎样获得体育“品味”以及喜好某种运动而不是其他它运动?
2.1 体育供给场域的生成
布迪厄认为：“从游戏到严格意义上体育的转换，发生于为未来社会精英所设置的教育部门内，如英国的公立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贵族或上流社会家庭的后代承袭了大量的平民游戏，并且……改变了原来承载在这些平民游戏上的意义和功能。”我们可以逐层递进来理解这一转变过程。
首先，民间游戏被改造成上流社会的体育运动。在精英学校里，身体训练“被剥去了附属于传统游戏上的社会和宗教功能”。它们信奉的理念是，进行体育活动仅仅是为了体育本身，体育和其它艺术形式是用来标榜自己以实现与其它社会阶层的区隔。布迪厄认为，所谓“公平竞赛”，其实也是贵族精英们用以维持与其它社会阶层予以区分的角色距离的一种方法，而且暗含在为未来领导者所设定的角色规范之中。
其次，通过“公平竞赛”等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规则，来祛除早期的地方差异所具有的特殊主义。在不同的公立学校建立选拔体育管理人员的机构被赋予自我管理和规则制定的权能，这预示着体育场域开始进 入一个相对自主发展的历史时期。同时，诸如英国等国家的体育场域的构成还与相应的体育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体育类似艺术，但比艺术更适合用来标榜和确证未来领袖之男子气概的优点。在此，“体育被想象为一种对勇气和男性气质的训练”，公平竞赛则被构想为专属于精英阶层的惯习，它不同于大众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的体育哲学。
布迪厄认为，即使在支配阶级中，作为被支配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后代们在学校中经常对精英阶层的后代在学术能力方面形成挑战。因此，精英阶层需要通过建立一种多元的成就标准，以使自身在品格上的卓越性得以现实化。与此相联系，体育被精英教育机构建构为“有活力的”、“有勇气的”、“具有意志力的”，而体育的这些品质是军队或企业未来领导者所不可或缺的美德。因此，“体育实践场域成为斗争的场所，其关键是对体育实践的功能进行合法性定义的垄断权的争夺”。
在民间游戏被改造成上流社会的体育运动之后，又经历了体育从精英学校向一般平民传播，并且变成为由专业选手来进行生产、成为大众消费的观赏活动的过程。布迪厄认为，这一逆向化过程最根本的根源在于，体育被政党、工会、教会和各种企业机构建构成填充时间的工具。政治权力的介入一方面支配了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当体育从政府获得资助的时候，体育也就开始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从而，当新的社会行动者(包括体育赛事组织者、体育商品制造商、健身产业和体育媒体)继续进入之后，他们或联合、或敌对，会对体育场域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体育场域的功能，并在国家宏观系统上呈现出来。由此，从场域的角度来谈论体育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2.2 体育场域中需求的逻辑——惯习的应用
布迪厄认为，对体育运动的研究不能忽略了阶层惯习。我们将求助于《区隔》一书所表达的思想来阐释惯习对理解体育需求的有用价值。
1)体育实践、品味与惯习。
布迪厄认为，体育实践如同听音乐、欣赏绘画等文化实践一样，构成了一种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文化实践的空间表征(f也称为“生活方式空间”)。他对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研究正是指向“生活方式空间”和他所称的“社会空间”(即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区隔》一书中，布迪厄描绘了一种在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之间的等级关系体系。“但他的分析目标并不是要识别社会群体的消费样式，而是要通过绘制社会位置间以及不同文化实践之间的图表来揭示对立的结构。他的这种分析关注不同群体施予实践的不同意义，而施予意义的社会分类则进一步让他能够揭露社会构成中起作用的权力关系”。为了分析这种权力关系，他集中于品味和品位判断(人们对某种生活方式的鉴赏程度)的研究。品位的表达使得社会科学家能够识别将鉴赏各种生活方式实践连接起来的生成性原则，比如品位能够揭示对健身活动而非表演性体育活动的偏好等等。进一步说就是，个体对自己和其它群体品位的判断构成了一种区分化和等级化社会群体的分类行动。因此，人们会选择适合自身品位的消费品和文化实践，当然包括体育实践。拉什和厄里认为，布迪厄所主张的中心论点是，“我们消费的不是产品，而是意图建立社会区分的符号”。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为此，布迪厄发展出“惯习”的概念，来说明社会结构和个体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布迪厄认为，是通过惯习这个动态的中介，社会空间中的位置才被“转译”成了文化实践和偏好。在动态的视角下，布迪厄认为“惯习”一方面被具有某个社会位置特征的现存条件所形塑，另一方面，它又是可分类的文化实践和品位判断的“发源地”或生成性原则。换言之，与不同社会位置相联系的不同存在条件会生产出不同的惯习，同时，惯习也是以品味形式来表达的文化实践的生成性原则，引导人们以契合其所属社会群体的方式来行动和作出反应。所以，惯习概念以它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特质，为我们理解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不同的惯习不能很容易地被识别出来，但尽管如此，惯习仍是通过实践表达出来的，所以，有可能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的实践、品位和品位判断的观察以及关系性的分析来重构实践生成的原则。那么，惯习对于体育场域的研究，其启发价值又在哪里呢?
2)用惯习理解体育实践差异化分布。
为理解体育运动在阶层间的差异化分布，他原先求助于业余时间(经济资本的一种转化形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差异来解释。在他本人看来，这个模型还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体育运动与不同阶层间的统计关系强度，而且也没有考虑到不同的体育运动对不同的阶层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变化。因为在体育需求研究中，针对从体育运动练习中获得何种效果而言，不同的社会阶层其需求是不一样的，这种需求“不仅源于它有无可能满足人们经济或文化成本的那些因素，而且还源于不同体育实践所带来的即刻或延期收益的知觉和鉴赏力方面的变化”。他后来不仅对这3种因素按重要性进行了排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业余时间，而且还考虑到了差别化的身体倾向性和期望从体育实践中获得的收益——前者即为他提出的“作为手段的身体”和“作为目的本身的身体”，后者即为他所言的“真实的收益”(是阶层惯习所需要的、体育能够赋予的身体塑造、个性培养等功能)和“想象的收益”(也是阶层群体所需要的，这是一种信仰状态，源于他们期望从体育中获得社会收益，即体育所能提供的那种区隔化的、分配的意义，而这种分配的意义是体育运动从其分布于社会阶层中的行动者身上获得的)。
正因为体育为不同的身体塑造提供了可能性，所以体育实践是行动者想要展示自身伦理道德或社会价值印象的外在表现形式，由此，“刻在身体上的自然秩序”的差别上升到“具有重要区分意义的符号秩序”。既然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可分类的身体形态就成为社会结构中不同地位的符号表达，因此，有关身体形态的品位判断就成为了合法化社会差别的手段。3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
布迪厄将人所从事的体育实践活动看作为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一种，认为体育实践与其它文化实践活动一样，其中也充斥着何为“合法性／正当性”的斗争和争夺。他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体育场域中这一斗争背后掩藏的机制，从而批判性地来认识法国社会空间建构的原则和机制。进言之，就是揭示在法同社会的结构在行动者身上的承载如何可能表达、如何可能实现——这是布迪厄创制社会实践理论的起点和旨归。
前文已述，当我们从布迪厄研究体育角度将之归属为一位体育社会学家的时候，就隐性地提出了两个理论问题：“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本文认为，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第一个面向是，把体育用作理解社会的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