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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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诈骗是一种特殊的三角诈骗方式,其实现不同于普通诈骗中受害人直接主动交付财物,故此,在该类犯罪既遂的认定上,存在“被害人交付说”“裁判做出说”“类型区分说”三种观点.本文立足于“裁判做出说”,认为诈骗罪中的“财物”理应包含财产性利益.不论被害人是否交付财物,只要法院因受骗做出判决,无须被害人交付财物,行为人便获得了该财物的所有权,被害人也因此遭受损失,此时即可肯定诈骗罪的既遂.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不必为同一人,也无须考虑行为人获取财产性利益时间的长短等事后情状.法院在判决前采取的保全措施,因为被害人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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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诈骗是一种特殊的三角诈骗方式,其实现不同于普通诈骗中受害人直接主动交付财物,故此,在该类犯罪既遂的认定上,存在“被害人交付说”“裁判做出说”“类型区分说”三种观点.本文立足于“裁判做出说”,认为诈骗罪中的“财物”理应包含财产性利益.不论被害人是否交付财物,只要法院因受骗做出判决,无须被害人交付财物,行为人便获得了该财物的所有权,被害人也因此遭受损失,此时即可肯定诈骗罪的既遂.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不必为同一人,也无须考虑行为人获取财产性利益时间的长短等事后情状.法院在判决前采取的保全措施,因为被害人在规范意义上并未丧失对财物的控制,无法肯定诈骗罪既遂.采纳“裁判做出说”不会与虚假诉讼罪的司法解释相冲突,如果在骗取裁判后构成对其他类型法益造成侵害,原则上应当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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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风险预防责任规则不明是大量侵权纠纷的根源,风险预防应被确立为我国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自卡拉布雷西提出风险预防理念至今已逾大半个世纪,但法学仍未系统地接受它,部分原因在于对其逻辑完备性的质疑,另一方面源于对其原理缺乏系统简明的阐释.风险预防理论主要关注两个问题:风险预防和实体行为激励.关于风险预防不存在原理争议,可将其原理概括如下:若一方未采取社会最优预防,责令该方承担其提高预防水平至社会最优所能避免的社会损失,就可促使其采取社会最优预防水平.只要责任规则满足这一条件,就总是有效率的,并且,当一方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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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犯罪构成模型都必须完成两个基本任务:一是通过对行为要素的分析与综合,捕捉自身的经验对象;二是在刑事责任认定环节上对经验对象进行检验.于是,犯罪构成之原型必以行为要素和责任认定为其基本维度方能加以建构.以这个犯罪构成的基本原型为参照,反观四要件论体系与德日的位阶论体系,不难发现二者其实是一对同源变体,具有相互融合的先天血缘.因此,在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打造上,彻底重构并不具备重构者所预想的理论上的革命意义;相反,发掘传统的四要件理论,以其为根基吸收位阶论体系的营养却是一种必要的、务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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