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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我见到百花社的老编辑董令生,她送给我几本由她编的艺术类图书,其中有一本《中国民间纸马艺术史话》,作者是年画研究专家王树村先生。她告诉我,王老自从2003年被诊断出得了肺癌,写作编书更加勤奋,平均每年都要出版三四本书。“这老爷子简直就是拼命啊!”她感叹着,“不过,最终还是没斗过癌症,去年10月过世了,可惜啊!”我闻言,免不了一番唏嘘感叹。翻看着王树村先生的新著,我不禁忆起了90年代初期与王树村先生的一段书缘。
我对年画艺术的兴趣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在天津日报农村部当记者,天津的年画之乡杨柳青镇刚好就在我的分管范围里。我经常去那里采访,自然听到很多关于杨柳青年画的故事,还采访过几位健在的老年画艺人。尽管此时年画艺术久已凋零,年画之乡也难寻百年前的那种繁华景象了,但是老艺人们每每谈起杨柳青年画兴盛时期的陈年往事,依然是津津乐道,滔滔不绝。其间,有一位姓王的老先生还不无炫耀地跟我谈起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是专门研究杨柳青年画的专家,名叫王树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树村的名字。此后,我特意找到一些他的文章和专著认真研读,深深服膺他对年画这种不被文人雅士们放在眼里的民间艺术,收藏之早、研究之细和开掘之深。可以说,我对年画艺术的最初认知,就是由王树村先生的著述引导入门的。
大概是1986年吧,我有一次到陕西凤翔采访的机会,顺道探访了凤翔的年画之乡。由此对杨柳青和凤翔这两个地方的年画艺术都有了直观的认识,也产生了深入研讨和比较这两种不同地域的年画艺术的浓厚兴趣。转眼到了90年代初期,在冯骥才先生的倡导下,天津要搞一次大型的杨柳青年画艺术节,我也被招揽到其麾下参与其事,重点是筹备一次高水平的年画艺术学术研讨会。在论证邀请专家的名单时,我最先想到的就是王树村先生。我的提议当即得到了主办方之一、杨柳青画社社长李志强先生的赞赏。据他透露,杨柳青画社正准备出版一本王树村先生的年画专著,他刚刚看过样稿,那真是名副其实、首屈一指的年画专家,如能把他请来参会,我们的研讨会就是一流的。时隔不久,北京就传来信息,说王树村先生已经答应前来赴会了,这让我颇有几分兴奋,毕竟,这是一次难得的向国内一流专家当面请教的良机。
正是基于这种求学问道的动机,我那些日子非常用功、非常勤奋,以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把几年来研究年画艺术积累的心得和感悟,赶写成两篇论文,一篇是《杨柳青与西北风——天津杨柳青年画与陕西凤翔年画的比较研究》,另一篇是《日本浮世绘与中国木版年画——兼论其与杨柳青年画之异同》。本来我想,这两篇文章能被组委会挑出一篇,作为提交给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不想组委会的评委们把这两篇都选中了。而且,冯骥才先生还点名让我在下午的专题研讨会上第一个发言,宣读那篇《杨柳青和西北风》的论文。
研讨会开幕那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王树村先生也出现在主席台上,那是一个面容清癯的老者。会议将特邀嘉宾的演讲都安排在上午,王树村先生在演讲中盛赞这次年画节和研讨会是“亘古未有的创举”,他还回顾了年画艺术从兴盛到逐步走向衰落,以至近百年来被漠视被摈弃被损毁的历史命运,同时也对海外日益升温的中国年画艺术研究热进行了分析和介绍,最后,他对国内艺术界终于重新发现和重视年画的魅力和价值,发出由衷的赞叹。我听着王树村先生不紧不慢的话语,心头不禁涌动起一股热流,是啊,作为一位在几乎是一片荒芜的园地里筚路蓝缕耕耘了半个世纪的老学者,他此时此刻的感受肯定会比我们这些后来者要复杂得多,也深邃得多了。
下午,轮到我发言了。我非常紧张,毕竟这是第一次在这么高规格的专业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尽管当时正值数九隆冬,我还是读得满头大汗,而且因不懂控制节奏而严重超时。当我语无伦次地向大家致歉并草草结束发言时,没想到,全场竟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等散会,王树村先生就来到我跟前,对我的论文给予充分肯定,并相约要找个时间深入地聊一聊。我说,王先生,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啊!
两天以后,会议组织代表们参观杨柳青镇,王树村先生特意把我叫到他的那辆车上,就这样,我们一路同行,聊了很多关于年画的话题。我跟他提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向我介绍他的那位老艺人,他说那是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前几年就过世了。望着车窗外的街景,他给我指点着杨柳青镇的往昔,这里曾经是个老作坊,那里原来有个大画店,那条胡同里曾经住着一位有名的老画工……听着王树村先生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家乡的风土,我在想,杨柳青能走出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年画专家,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呢!
在参观石家大院时,王树村先生招呼我坐在一条回廊的长凳上,跟我聊起了我的论文。他说,我对杨柳青年画很了解,对凤翔年画也算有些研究,却从没想到要把这两者拿到一块去比较研究,这是你这篇东西的最大特色,而且你对这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的分析也很到位。当然,我看重的还不只这些,我觉得,你的这种研究思路,可以拓宽年画研究的许多领域——既然杨柳青可以和凤翔比较,那朱仙镇可不可以跟桃花坞比较一下呢?武强可不可以跟绵竹比较一下呢?这样一来,年画研究的天地就开阔多啦!我连忙告诉王树村先生,我写凤翔就参考了您的《汉中门画》的研究方法,我写杨柳青更是借鉴了您的大量文章资料,可以说,我早就是您的私淑弟子啦!王先生哈哈大笑说,那可不敢当,你这么年轻,一出手就拿出两篇有分量的东西,真是后生可畏呀!王先生一番话,把我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接着,王树村先生又关切地问起我的求学经历,是不是学过艺术史或者民间美术?我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土里憋”(天津话称一种红皮萝卜)。王先生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其实“土里憋”才是最可靠的,没有框框,加上自己喜欢,就有兴趣,就肯钻研。你看你一边当记者,一边搞研究,不是照样搞出学问来了?正说话间,杨柳青画社的李社长从我们跟前路过,王先生把他叫到一边,跟他轻声嘀咕了几句,李志强笑着答应一声就走了。我问王先生跟他说啥?王先生笑道:“我这次来,带的书太少了,昨天一到就被分光了。我要找李社长再索要一本,好送给你。我看你倒是个爱读书的人。现在,对年画感兴趣的人是越来越少啦,这次能遇见像你这么喜欢年画的年轻人,真是难得啊!”我闻言,内心竟生出几分感动。
当晚,王树村先生把一本签好名字的新书《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交给了我。这本书从此跟随着我走南闯北,成为我的珍藏,因为这当中贮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
我对年画艺术的兴趣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在天津日报农村部当记者,天津的年画之乡杨柳青镇刚好就在我的分管范围里。我经常去那里采访,自然听到很多关于杨柳青年画的故事,还采访过几位健在的老年画艺人。尽管此时年画艺术久已凋零,年画之乡也难寻百年前的那种繁华景象了,但是老艺人们每每谈起杨柳青年画兴盛时期的陈年往事,依然是津津乐道,滔滔不绝。其间,有一位姓王的老先生还不无炫耀地跟我谈起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是专门研究杨柳青年画的专家,名叫王树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树村的名字。此后,我特意找到一些他的文章和专著认真研读,深深服膺他对年画这种不被文人雅士们放在眼里的民间艺术,收藏之早、研究之细和开掘之深。可以说,我对年画艺术的最初认知,就是由王树村先生的著述引导入门的。
大概是1986年吧,我有一次到陕西凤翔采访的机会,顺道探访了凤翔的年画之乡。由此对杨柳青和凤翔这两个地方的年画艺术都有了直观的认识,也产生了深入研讨和比较这两种不同地域的年画艺术的浓厚兴趣。转眼到了90年代初期,在冯骥才先生的倡导下,天津要搞一次大型的杨柳青年画艺术节,我也被招揽到其麾下参与其事,重点是筹备一次高水平的年画艺术学术研讨会。在论证邀请专家的名单时,我最先想到的就是王树村先生。我的提议当即得到了主办方之一、杨柳青画社社长李志强先生的赞赏。据他透露,杨柳青画社正准备出版一本王树村先生的年画专著,他刚刚看过样稿,那真是名副其实、首屈一指的年画专家,如能把他请来参会,我们的研讨会就是一流的。时隔不久,北京就传来信息,说王树村先生已经答应前来赴会了,这让我颇有几分兴奋,毕竟,这是一次难得的向国内一流专家当面请教的良机。
正是基于这种求学问道的动机,我那些日子非常用功、非常勤奋,以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把几年来研究年画艺术积累的心得和感悟,赶写成两篇论文,一篇是《杨柳青与西北风——天津杨柳青年画与陕西凤翔年画的比较研究》,另一篇是《日本浮世绘与中国木版年画——兼论其与杨柳青年画之异同》。本来我想,这两篇文章能被组委会挑出一篇,作为提交给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不想组委会的评委们把这两篇都选中了。而且,冯骥才先生还点名让我在下午的专题研讨会上第一个发言,宣读那篇《杨柳青和西北风》的论文。
研讨会开幕那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王树村先生也出现在主席台上,那是一个面容清癯的老者。会议将特邀嘉宾的演讲都安排在上午,王树村先生在演讲中盛赞这次年画节和研讨会是“亘古未有的创举”,他还回顾了年画艺术从兴盛到逐步走向衰落,以至近百年来被漠视被摈弃被损毁的历史命运,同时也对海外日益升温的中国年画艺术研究热进行了分析和介绍,最后,他对国内艺术界终于重新发现和重视年画的魅力和价值,发出由衷的赞叹。我听着王树村先生不紧不慢的话语,心头不禁涌动起一股热流,是啊,作为一位在几乎是一片荒芜的园地里筚路蓝缕耕耘了半个世纪的老学者,他此时此刻的感受肯定会比我们这些后来者要复杂得多,也深邃得多了。
下午,轮到我发言了。我非常紧张,毕竟这是第一次在这么高规格的专业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尽管当时正值数九隆冬,我还是读得满头大汗,而且因不懂控制节奏而严重超时。当我语无伦次地向大家致歉并草草结束发言时,没想到,全场竟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等散会,王树村先生就来到我跟前,对我的论文给予充分肯定,并相约要找个时间深入地聊一聊。我说,王先生,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啊!
两天以后,会议组织代表们参观杨柳青镇,王树村先生特意把我叫到他的那辆车上,就这样,我们一路同行,聊了很多关于年画的话题。我跟他提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向我介绍他的那位老艺人,他说那是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前几年就过世了。望着车窗外的街景,他给我指点着杨柳青镇的往昔,这里曾经是个老作坊,那里原来有个大画店,那条胡同里曾经住着一位有名的老画工……听着王树村先生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家乡的风土,我在想,杨柳青能走出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年画专家,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呢!
在参观石家大院时,王树村先生招呼我坐在一条回廊的长凳上,跟我聊起了我的论文。他说,我对杨柳青年画很了解,对凤翔年画也算有些研究,却从没想到要把这两者拿到一块去比较研究,这是你这篇东西的最大特色,而且你对这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的分析也很到位。当然,我看重的还不只这些,我觉得,你的这种研究思路,可以拓宽年画研究的许多领域——既然杨柳青可以和凤翔比较,那朱仙镇可不可以跟桃花坞比较一下呢?武强可不可以跟绵竹比较一下呢?这样一来,年画研究的天地就开阔多啦!我连忙告诉王树村先生,我写凤翔就参考了您的《汉中门画》的研究方法,我写杨柳青更是借鉴了您的大量文章资料,可以说,我早就是您的私淑弟子啦!王先生哈哈大笑说,那可不敢当,你这么年轻,一出手就拿出两篇有分量的东西,真是后生可畏呀!王先生一番话,把我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接着,王树村先生又关切地问起我的求学经历,是不是学过艺术史或者民间美术?我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土里憋”(天津话称一种红皮萝卜)。王先生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其实“土里憋”才是最可靠的,没有框框,加上自己喜欢,就有兴趣,就肯钻研。你看你一边当记者,一边搞研究,不是照样搞出学问来了?正说话间,杨柳青画社的李社长从我们跟前路过,王先生把他叫到一边,跟他轻声嘀咕了几句,李志强笑着答应一声就走了。我问王先生跟他说啥?王先生笑道:“我这次来,带的书太少了,昨天一到就被分光了。我要找李社长再索要一本,好送给你。我看你倒是个爱读书的人。现在,对年画感兴趣的人是越来越少啦,这次能遇见像你这么喜欢年画的年轻人,真是难得啊!”我闻言,内心竟生出几分感动。
当晚,王树村先生把一本签好名字的新书《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交给了我。这本书从此跟随着我走南闯北,成为我的珍藏,因为这当中贮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