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同志1944年在陕西安塞县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以身殉职。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他的精神一直教育激励着全国人民。张思德的父亲张行品是村苏维埃干部。他对革命忠心耿耿，是张思德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但20世纪30年代张国焘在苏区大搞肃反运动，张行品被坏人诬陷，惨遭杀害，直到1987年才得以平反昭雪。
　　张行品1878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今思德乡)韩家湾村，祖祖辈辈靠租佃几亩薄田度日。他虽没读过书，但聪明能干，忠厚勤劳，农闲时就帮人抬滑竿、担盐挑煤，挣几个铜板养家糊口。那时，苛捐杂税繁多，天灾不断，兵匪猖獗，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难。张行品的妻子朱氏长期患病，生下张思德7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长子拉犁干活，累得吐血，死在了地主田里；次子生病无钱医治，张行品是流着泪撕肝裂肺地看着次子死去的。家庭的惨状，令张行品痛不欲生；社会的黑暗，滋生了他强烈的反抗意识。张思德的乳名叫“谷娃子”，寄寓着父亲渴盼“稻谷满仓、生活太平”日子的到来。他经常教育儿子“对富人要恨，对穷人要帮”，“总有一天这个世道要变过来”。父子俩相依为命，仇恨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牢牢扎根。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大巴山攻占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社会上到处流传着“红军专门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打天下”的消息。张行品连忙步行到巴中等地打听红军消息，所见所闻令他深受鼓舞。不久，他受红军干部的派遣，回乡召集一些佃户秘密开会，宣传革命思想，把带回的宣传标语四处张贴，组织穷人们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准备迎接红军的到来。反动地主武装头目宁相奇对他恨之入骨，多次缉捕他。他被迫躲进山里。第二年7月，许世友率红9军解放了仪陇城。几天后，红军下乡，张行品主动当红军的向导，挨家挨户宣传红军政策，配合红军抓捕恶霸地主。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张行品被推选为韩家湾村内务委员兼土地委员。
　　张行品当上村苏维埃干部后，办事公道，不循私情，严格按照红军的土地政策，把好田好地分给军属，组织“代耕队”帮助耕种。他无微不至地关心贫苦人的生活。一次，挖开了地主藏有粮食、衣物等的地窖后，他请示乡上后，给村上最穷的每户发给大米3升，衣服一套。当时他掌管着大量没收来的地主浮财，每一笔都让文书登记造册，交给公家。1933年春节，有15户红军家属过年困难，他分给每户猪肉10斤，大米5斤。据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老人回忆，那一年张行品一家的年夜饭仅是几块红薯就几块咸菜。他对革命的忠诚和严于律己由此可见一斑。
　　川陕苏区建立后不久，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就调集20万兵力分六路围攻根据地，地主反动武装“还乡团”活动频繁，抢劫、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经常发生，韩家湾村就有几个革命积极分子被敌人抓去残酷杀害。但张行品不为所惧，他说：“在反动派欺压下，我家死了三口人。为了革命的胜利，搭上我这条命也值得。”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更激发了他的革命斗志，工作更加积极。作为内务委员的他，主要负责保卫红色政权工作。张行品不分白天黑夜、天晴下雨做群众工作，组建了村少先队、童子团，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动员了近百名青年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据统计，经张行品动员参加红军的30多人中，为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牺牲的有12人。他还募集了大量的粮、棉、布等军需物质，组织民工翻山越岭送到长胜、巴中等地支援前线部队，每次均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受到了红9军15团政治处的表彰。
　　张行品先是让儿子张思德参加了少先队。受父亲革命思想的熏陶，张思德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曾只身在李家湾岩洞里搜查到了地主林尧阶隐藏的价值2000多银元的财产，抓获了逃往悦来区的本村地主陈自轩。张行品对儿子的勇敢行为欣慰不已。1933年10月，他将未满18岁的张思德送到了部队，嘱咐儿子要多杀敌人，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再立新功。1934年8月下旬，部队要开往前线作战，张思德顺路回家探望父亲，吃了饭后就匆匆离开。他没有想到，这次见面就成了永别。张思德牢记父亲的嘱咐，在苍(溪)南(部)、仪(陇)阆(中)、营(山)渠(县)等战役中作战勇敢，两次负伤，随红军左路军两次翻雪山、过草地，到达延安后被编入中央警备团，最后以身殉职，成为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
　　20世纪30年代，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大搞“肃反运动”，制造了许多冤案，张行品尽最大努力保护本村受害人。1934年9月，村民张立品被怀疑是敌特而被关押，准备处死。张行品立即赶到县上说明情况，又托人写了保状，张立品最终被释放。同月，陈袁氏身穿苏维埃政府分给她的绸料衣服赶集，被红军误认为是地主而遭逮捕，计划次日押到外地集中处死。张行品反复向红军说明真相，又回村找来一批穷苦人作证，她才被释放回家。张行品能保护那些无辜者，但他无力保护自己，最后牺牲在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屠刀之下。
　　原来，村苏维埃主席胡南台好吸大烟，张行品素来就看不惯，多次劝说，但胡不但不戒除恶习，反而多次向张行品索要从富人那里没收来的大烟供自己享受。张行品对此当然严辞拒绝。1934年9月的一天，张行品又准备把打土豪收缴的财物上交乡苏维埃，胡强迫着要拿走一些烟土，张行品不允许，两人为此大吵一架。胡南台没有得逞，怀恨在心，一个歹毒的计划在脑海里形成。这年冬月，他趁去县苏维埃开会之机，向县政治保卫局诬告张行品包庇富人张炳均、范有万。其实，张、范两人并非富农，也是穷苦人，何谈张行品包庇他们?一调查就能真相大白的事，但在当时的肃反扩大化中，谁来调查呢?有人告发就是“铁证如山”，“包庇坏人”就是犯有死罪。朱德总司令的弟弟朱云阶当时是仪陇县大风乡河坝村苏维埃主席，也是因为被人诬告为包庇富人、敌我不分而遭杀害。
　　县政治保卫局听信了胡南台的诬告，随即让胡通知张行品到巴中开会。张行品以为有重要任务，连夜赶路，但他一到达目的地就被捆了起来。审讯人员对他严刑拷打，逼他供认“犯罪事实”，张行品拒不承认，再三申辩也无济于事。几天后，他在巴中顶山被杀害，时年57岁。
　　张行品牺牲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他的死自然无人提及。解放后，虽然有知情者要求为他平反，但有人认为张行品毕竟是被红军所杀，公开平反影响不好，多少有损张思德的光辉形象，因而平反一事不了了之。
　　1987年，张行品生前所在的韩家湾村党支部、村委会根据当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的请求，向县委、县政府递交了报告。经原南充地区、县委派专人走访调查，查清了事情真相。县人民政府遂于当年11月为张行品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这时，距张行品同志的牺牲，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