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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格局来分析，迫切需要在2008年加快垄断性行业的改革。
今年1月13日下午5点钟，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冷静同学在芜湖火车站被挤下站台，遭火车轧死。我搜集并分析了事件的相关资料，引起我很多思考。谁之过？车站当然有责任，如售票过量、放弃检票、秩序混乱等等，但这些仅体现直接层面的东西。这个事件折射了国家经济体制和国家市场准入中的深层次问题，尤其反映国家在垄断领域改革的严重滞后。
对于国内铁路建设，一方面，政府投入不足，铁路运输业国家预算内投资，近年每年只有500—600亿元左右，捉襟见肘；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进入却非常有限。尽管这几年迫于资金压力，铁路投融资体制看起来有所松动，但因涉及传统利益格局的调整而遇到重重阻力，民营资本在政策环境总体上仍然处于“亚国民待遇”状态，市场准入中的“玻璃门”现象严重。因此，尽管中国存在大量的“流动性过剩”，尽管想进入的民营资金量很多，但目前除了广深公司、大连铁龙和大秦铁路等少数几家上市公司外，只有广东三茂铁路、浙江金温和衢常铁路以及石太客运专线等有限几条有民营资本参股的铁路。在总投资中，国有控股占97.5% ，集体、私人等民间资本不到2.5%。
正是由于铁路部门处于垄断状态，社会资本进入不畅，与高速公路相比，铁路建设相当缓慢，每年新增营业里程只有1000多公里（2003年增1100公里，2004年增1400公里，2005年增1000公里，2006年增1700公里），导致运力非常紧张，矛盾很尖锐。
同时，由于垄断的存在，铁路部门经营上官商作风严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出事的芜湖火车站的钟表，半年前指针指到5点，半年来，再没有人去动这个表，恰好在1月13日下午5点出了这次车祸。半年没人去动这个表，这不是投资问题，是工作作风问题。这是否说明更深的体制性问题？
今年，垄断行业改革迫切需要推进。主要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盘点一下，30年改革的“短板”在哪里？首先在垄断性行业。从弥补“短板”、深化改革的角度来看，需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运作。以铁路体制为例，近年来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叫做“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字面看来也有改革的字眼，但实际上主体不明，很容易走偏方向。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在原铁路体制“笼子”里所谓融资，还是打破“笼子”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多元投资？前者“普天之下，莫非国铁”，所谓“融资”不过是拾遗补缺而已，还是没有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应该着眼于打破“笼子”，把“国铁”也当作其中一个投资主体来看待。
第二，从兑现“入世”承诺和参与全球化的角度看，也需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中国入世对部分行业（如电信、民航、铁路等）开放是有承诺的，下一步参与全球化过程，面临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挑战，这种挑战，将“倒逼”垄断性行业改革。
第三，随着政府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垄断业行业改革也要推进。特别是从分配公正和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讲，要缩小垄断业行业（如石油石化、电力、烟草）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
第四，今年8月1日起国家《反垄断法》正式实施，该法设专章针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管，也逼着要把垄断业改革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第二个，在经济领域既要关注民生，也要关注“民权”。
民生、民族、民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落实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三个都要讲。但从实际来看，民生问题大家已很重视，如教育、医疗、社保等都很关注，民族问题，一直也比较高涨。我认为，三个中的“短板”是“民权”。关于政治领域的民权，不是我研究的领域，不多讲。我要讲的是，经济领域的民权问题值得重视。
自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和谐社会”、“法制社会”、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相继提出，但是在我们的文件中、报告里，却缺少了一个命题——“公民社会”。其实，“公民社会”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在中国，张扬“公民社会”的旗帜，既应讲民生，也应讲民权。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也要关注民权问题。
怎样实现？
第一，实现公民在经济生活里的基本权利，包括劳动权和相应的报酬索取权。要让老百姓拥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特别关注的“体面的生活和尊严”。
第二，十七大讲的公民所拥有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在经济领域要能够得到实现。这就要求完善公共治理，在决策程序中注意引入公共选择过程，确保利益相关者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决策，尽可能使决策兼顾到各方面利益。最近举行的“手机漫游费听证会”就是朝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第三，在经济领域里面寻求“三权分立”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也要落实。目前在财政问题上三权分立还没有解决好。落实以人为本，要做到经济领域的民主化。
第三个，宏观调控机制需要创新。
宏观经济领域的“短板”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宏观调控机制的创新问题。
在中国，宏观调控是常态，但宏观调控机制亟待创新。这是改革的一大问题。怎么推进？我提四个想法：
第一，适应中国已经变化的经济结构，来推进国家宏观调控机制创新。我算了一下，中国大陆部分的工业总产值，以2006年数据为例，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经济、加上外资经济这三个板块占53%。国有加集体、加上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占47%。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这么大变化，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和经济主体的异质性，会对基于总量和同质性调节的宏观调控机制提出挑战。因此，宏观调控要进行改革，要有新的调控机制，不能是原有对单一国有经济的机制。应尽可能运用经济手段。在特定情况下，宏观调控部门不是不可以运用价格干预等行政手段，但是必须说明，这是“原则的例外”，不是“原则的例内”。即使是“原则的例外”，对其效果，也要注意观察，适时矫正。
第二，适应参与全球化格局，进行宏观调控机制创新。现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深。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及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全球股市关联性增强及前几天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的表现，就反映了这一点。在这种格局下进行宏观调控，不仅有一个国内多元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问题，也有内外政策协调的问题，还有宏观调控政策的“溢出效应”和相应的国际政策协调问题，这将成为宏观调控体制创新面对的崭新课题。
第三，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内容，进行宏观调控机制创新。这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命题，因为西方标准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不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没有现成的经验以资借鉴，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探索性的研究。这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宏观调控切入点的选择问题。如果说资源禀赋是无法改变的，发展阶段也是难以逾越的，但体制政策环境的调整空间则是较大的。相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创新就必须由此切入。
第四，围绕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权力配置和协调问题进行机制创新。这是宏观调控基础层面的问题，其中既包括经济决策权、经济执行权和经济监督权这三权分立和统一；也包括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协调，减少宏观调控执行中的扭曲；还包括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克服部门利益对宏观调控的干扰。在经济决策权、经济执行权和经济监督权方面，建议将国家宏观调控的重大决策权归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经济执行权和一般性的宏观调控决策权落在国务院，并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这也涉及机制问题。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
今年1月13日下午5点钟，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冷静同学在芜湖火车站被挤下站台，遭火车轧死。我搜集并分析了事件的相关资料，引起我很多思考。谁之过？车站当然有责任，如售票过量、放弃检票、秩序混乱等等，但这些仅体现直接层面的东西。这个事件折射了国家经济体制和国家市场准入中的深层次问题，尤其反映国家在垄断领域改革的严重滞后。
对于国内铁路建设，一方面，政府投入不足，铁路运输业国家预算内投资，近年每年只有500—600亿元左右，捉襟见肘；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进入却非常有限。尽管这几年迫于资金压力，铁路投融资体制看起来有所松动，但因涉及传统利益格局的调整而遇到重重阻力，民营资本在政策环境总体上仍然处于“亚国民待遇”状态，市场准入中的“玻璃门”现象严重。因此，尽管中国存在大量的“流动性过剩”，尽管想进入的民营资金量很多，但目前除了广深公司、大连铁龙和大秦铁路等少数几家上市公司外，只有广东三茂铁路、浙江金温和衢常铁路以及石太客运专线等有限几条有民营资本参股的铁路。在总投资中，国有控股占97.5% ，集体、私人等民间资本不到2.5%。
正是由于铁路部门处于垄断状态，社会资本进入不畅，与高速公路相比，铁路建设相当缓慢，每年新增营业里程只有1000多公里（2003年增1100公里，2004年增1400公里，2005年增1000公里，2006年增1700公里），导致运力非常紧张，矛盾很尖锐。
同时，由于垄断的存在，铁路部门经营上官商作风严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出事的芜湖火车站的钟表，半年前指针指到5点，半年来，再没有人去动这个表，恰好在1月13日下午5点出了这次车祸。半年没人去动这个表，这不是投资问题，是工作作风问题。这是否说明更深的体制性问题？
今年，垄断行业改革迫切需要推进。主要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盘点一下，30年改革的“短板”在哪里？首先在垄断性行业。从弥补“短板”、深化改革的角度来看，需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运作。以铁路体制为例，近年来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叫做“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字面看来也有改革的字眼，但实际上主体不明，很容易走偏方向。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在原铁路体制“笼子”里所谓融资，还是打破“笼子”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多元投资？前者“普天之下，莫非国铁”，所谓“融资”不过是拾遗补缺而已，还是没有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应该着眼于打破“笼子”，把“国铁”也当作其中一个投资主体来看待。
第二，从兑现“入世”承诺和参与全球化的角度看，也需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中国入世对部分行业（如电信、民航、铁路等）开放是有承诺的，下一步参与全球化过程，面临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挑战，这种挑战，将“倒逼”垄断性行业改革。
第三，随着政府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垄断业行业改革也要推进。特别是从分配公正和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讲，要缩小垄断业行业（如石油石化、电力、烟草）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
第四，今年8月1日起国家《反垄断法》正式实施，该法设专章针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管，也逼着要把垄断业改革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第二个，在经济领域既要关注民生，也要关注“民权”。
民生、民族、民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落实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三个都要讲。但从实际来看，民生问题大家已很重视，如教育、医疗、社保等都很关注，民族问题，一直也比较高涨。我认为，三个中的“短板”是“民权”。关于政治领域的民权，不是我研究的领域，不多讲。我要讲的是，经济领域的民权问题值得重视。
自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和谐社会”、“法制社会”、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相继提出，但是在我们的文件中、报告里，却缺少了一个命题——“公民社会”。其实，“公民社会”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在中国，张扬“公民社会”的旗帜，既应讲民生，也应讲民权。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也要关注民权问题。
怎样实现？
第一，实现公民在经济生活里的基本权利，包括劳动权和相应的报酬索取权。要让老百姓拥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特别关注的“体面的生活和尊严”。
第二，十七大讲的公民所拥有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在经济领域要能够得到实现。这就要求完善公共治理，在决策程序中注意引入公共选择过程，确保利益相关者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决策，尽可能使决策兼顾到各方面利益。最近举行的“手机漫游费听证会”就是朝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第三，在经济领域里面寻求“三权分立”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也要落实。目前在财政问题上三权分立还没有解决好。落实以人为本，要做到经济领域的民主化。
第三个，宏观调控机制需要创新。
宏观经济领域的“短板”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宏观调控机制的创新问题。
在中国，宏观调控是常态，但宏观调控机制亟待创新。这是改革的一大问题。怎么推进？我提四个想法：
第一，适应中国已经变化的经济结构，来推进国家宏观调控机制创新。我算了一下，中国大陆部分的工业总产值，以2006年数据为例，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经济、加上外资经济这三个板块占53%。国有加集体、加上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占47%。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这么大变化，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和经济主体的异质性，会对基于总量和同质性调节的宏观调控机制提出挑战。因此，宏观调控要进行改革，要有新的调控机制，不能是原有对单一国有经济的机制。应尽可能运用经济手段。在特定情况下，宏观调控部门不是不可以运用价格干预等行政手段，但是必须说明，这是“原则的例外”，不是“原则的例内”。即使是“原则的例外”，对其效果，也要注意观察，适时矫正。
第二，适应参与全球化格局，进行宏观调控机制创新。现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深。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及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全球股市关联性增强及前几天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的表现，就反映了这一点。在这种格局下进行宏观调控，不仅有一个国内多元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问题，也有内外政策协调的问题，还有宏观调控政策的“溢出效应”和相应的国际政策协调问题，这将成为宏观调控体制创新面对的崭新课题。
第三，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内容，进行宏观调控机制创新。这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命题，因为西方标准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不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没有现成的经验以资借鉴，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探索性的研究。这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宏观调控切入点的选择问题。如果说资源禀赋是无法改变的，发展阶段也是难以逾越的，但体制政策环境的调整空间则是较大的。相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创新就必须由此切入。
第四，围绕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权力配置和协调问题进行机制创新。这是宏观调控基础层面的问题，其中既包括经济决策权、经济执行权和经济监督权这三权分立和统一；也包括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协调，减少宏观调控执行中的扭曲；还包括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克服部门利益对宏观调控的干扰。在经济决策权、经济执行权和经济监督权方面，建议将国家宏观调控的重大决策权归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经济执行权和一般性的宏观调控决策权落在国务院，并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这也涉及机制问题。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