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学术期刊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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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学术期刊占据我国期刊的半壁江山,2012年学术期刊仍然在探索中前进,有成绩,也有困惑,其发展成为刊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就2012年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分析,希望对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有所助益。
  关键词:
  学术期刊 现状 问题 对策
  一、2012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现状与特点
  1. 提高出版质量、加强学术规范被提上日程,遏制学术不端得到高度重视。继新闻出版总署颁布《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办法(试行)》和下发《关于印发<全国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之后,国务院重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第52条规定: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出版单位综合评估办法,对出版单位分类实施综合评估。为提高学术期刊的出版能力,注重出版质量,促进学术期刊的繁荣发展,总署贯彻《出版管理条例》的精神,2012年对全国千余家高校学报出版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并将针对存在的问题,出台相应的管理政策。9月24日,总署还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学术著作的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不规范,出版单位可能申请不到出版基金,并可能无法通过年检并影响等级评估。虽然《通知》所涉及内容是学术著作,但足见管理部门对学术出版学术规范方面的重视,其必将影响到我国学术期刊的学术规范。尽管管理部门在评估指标体系设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上面都还不够完善,尽管学术出版规范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对于提高学术期刊的出版质量、学术规范、学术水准等将会是一大推动力。
  学术不端的问题,向来为学术界所关注。2011年年末,《浙江大学学报》编审张月红在美国波士顿“国际出版链接协会(CrosRef)”的年会论坛上,作为特邀发言人,以一份《全球学术期刊编辑对学术剽窃容忍度的研究调查报告》吸引了与会代表的眼球,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次报告的内容是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首次资助中国编辑的研究项目,也是中国编辑在国际出版论坛表达华人研究声音的一次成功展示。报告中所披露的学术期刊剽窃现象令人震惊,引起了科研人员和办刊人的警醒。9月14日,在首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上,65家与会期刊签署了《沈阳宣言》,即《关于学术期刊加强自律共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联合声明》,旨在增进期刊自觉意识,共同维护正常的学术生态环境。《声明》中说,坚决抵制期刊“互引”“互转”等学术不端行为;坚决抵制无视期刊质量,以牟利为目的的乱收版面费的腐败现象,让期刊回归学术公器之本质。学术不端的问题,虽存在已久,但作为期刊人能够自揭家丑、自觉抵制,并在观念和行动上高度重视,对于促进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将是一大有利因素。
  2. 英文学术期刊在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彰显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的一号文件,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制定的10条“新政”,成为助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最大亮点,也为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政策保障。2011-2012年,我国英文学术期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不完全统计,我国240余种英文版期刊大多已与国外期刊出版商合作出版,并有60%被SCI收录。[1]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自2010年起就与自然出版集团(NPG)接触,旨在在中国打造一本新的国际知名光学期刊,并于2011年6月与NPG签署合作协议,2012年3月,成功创办英文期刊Light:Science&Application,并通过Nature平台网络出版。目前,双方正在策划以编辑部为依托,自然出版集团与长春光机所联合建立科技期刊国际化培训基地。此外,9月13日,中国激光杂志社与美国光学学会(OSA)联合办刊签约仪式在上海光机所举行,双方将于2013年开始共同出版英文期刊Photonics Research。这是继双方合作出版Chinese Optics Letters之后,再次强强联手,标志着中国激光杂志社与OSA在期刊出版方面的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
  2011-2012年,我国学术期刊在办刊理念和办刊思路上不断创新,影响因子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据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公布的2011年度《期刊引用报告》,中国学术期刊《分子植物》(Molecular Plant)影响因子上升为5.546,位居国际植物科学领域研究类期刊第5名,并连续两年在亚洲同领域期刊中排名第一,进入本领域国际顶级期刊行列。另外,6月28日,汤森路透公司公布了2011年SCI期刊的影响因子,清华大学《纳米研究》期刊的影响因子达6.970。据悉,该刊不仅在中国大陆被SCI收录的期刊中位于第三,是教育部主管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而且连续3年一直在4个相关领域位于前列。《科学通报》英文版(Chinese Science Bulletin)影响因子上升到1.321,跨入国际一流综合性期刊行列。此外,《环境科学杂志》《中国物理B》《亚洲男性学杂志》等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和下载率都在逐年提升。
  我国英文学术期刊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所进行的种种探索和所取得的成绩,对于提高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彰显文化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会为我国整个出版业走出去提供经验和借鉴。
  3. 学术期刊的资源整合和集群化发展稳步推进。我国报刊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那就是“进一步推动报刊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转变”。[2] 2011-2012年,我国学术期刊在集群化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探索。《中国科学》系列期刊ABCDEFG七个辑,目前已涵盖数学、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技术科学、信息科学、物理等多个学科和领域,其未来的发展举措之一就是在稳定学术质量的前提下,适度扩大出版规模,加快聚集内容资源,拟在2014年创办《中国科学:材料科学》,2015年创办《中国科学:医学》。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经过近十年不懈努力和积累,已初步形成生命科学领域的高端集群,目前主办和承办了11种科技期刊(5个英文刊,6个中文刊)。5个英文刊全部被SCI收录,近年来影响因子不断创新高,特别是期刊的论文质量及学术影响力发生了质的变化。高等教育出版社Frontiers系列期刊虽然起步较晚,但目前系列期刊已合计达到24种,其中,基础科学4种、工程技术9种、生命科学4种、人文社科7种。此外,截至2012年8月,中华医学会主办的医学学术期刊已达126种,形成了国内外医药卫生界数量最大的期刊系列。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汇聚了260多种专业科技期刊,每年出版科技论文3万余篇。
  4. 开放获取成为学术期刊数字化的趋势之一。自2002年2月14日公布了《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BOAI)之后,开放获取成为学术期刊数字化备受关注的内容。早在2010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强调:“要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刘延东国务委员在给科技文献共建共享十周年大会的贺信中提出:“要进一步整合科技文献资源,完善开放共享制度,提高信息服务能力。”
  2011-2012年,我国的学术期刊在开放获取方面不断探索。中科院现有期刊330余种,其中140种期刊能够在独立的或研究所的网站实现全文开放使用,具备让熟知刊物的读者实现免费下载期刊全文的功能,对期刊的影响力有一定帮助。截至9月,中科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已收录180种期刊(包括过刊和现刊数据)、65万篇论文(包括文章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等基本信息,全文链接,文章相似文献及文献链接)。中国科协1050种期刊中,已有300多种期刊开放获取。另外,据国家科学图书馆相关人士介绍,科学院在未来几年,全院所有研究所都会建立自己的机构知识库,实现开放获取,这也是高校将做的事情。“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的公益性学术论文网站,它的科技期刊栏目是OAJ集成平台,目前入网期刊已经达到550种,论文60万余篇,累计下载量1200万次,是“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2012年我国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
  1. 我国学术期刊对高质量论文的吸引力仍在下降,外流趋势更加明显。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院士在第八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说:“中国要成为一个以科技创新驱动为发展模式的大国、强国,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有一批引领科技前沿发展和战略方向的国际顶尖、影响深远的学术期刊。”而我国期刊在高影响力论文的发表方面,其表现堪忧。根据ESI数据库统计,2001年至2011年我国作者发表的SCI论文为83.63万篇,其中约有0.70% (5874篇)论文的被引用频次在各学科中能进入前1%,这5874篇高被引论文中只有47篇发表于中国内地的科技期刊,仅占同期我国SCI论文总数的6/100000。[3]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名为《自然出版指数2011—中国》的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在《自然》系列期刊上发表论文225篇,比2010年的152篇有明显的增长,与2000年的12篇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该报告依据汤森路透的数据分析:在全球最有影响力也就是被引用次数居于前1%的论文(以下简称“高被引论文”)当中,超过10%由中国科学家发表。中国高被引论文量占总量的比率从2001年的1.85%增加到2011年的11.3%,排名全球第4;相比之下,美国高被引论文量的比率从2001年的64.3%降至2011年的50.7%。预计中国将在2014年超越目前排名第2的德国和排名第3的英国,成为继美国之后高被引论文最多的国家。[4]
  对于“科技论文外流的原因”,在第八次中国科技论坛期间,中科协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不少学者都选择了“外部评价体系方面原因,科技评价、职称评聘、奖励制度等均以外国科技期刊为高水准”这一项。据了解,目前科技和工程领域的人员职称晋升和考核,大都以有无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国家级期刊、核心期刊等作为评价标准。面对这种状况,中科院院士金振民呼吁,要改革旧有的奖励和职称评定体系,放弃片面追求SCI评价体系的做法,“对国内外期刊要一视同仁,承认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双重标准”。
  2. 学术期刊两极分化显现,一定程度上有损期刊业的生态平衡。 近几年,国家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学术期刊发展,在资金上给予学术期刊很大支持。但不管是国家基金委还是科协的资助,都设定了一定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的才能获得资助,而那些小刊、弱刊基本得不到资助。再加上新闻出版总署8月份颁布的《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规定:“现有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均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对其中具备建立报刊出版企业条件的,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转为期刊出版企业。主管主办多种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的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对所主管的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实行整体转企改制,组建专业性期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不管是各种基金资助也好,还是国家的出版体制改革也好,其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为了破解报刊业“小、散、滥”的结构性弊端,实现报刊业转型和升级,推动报刊业又好又快发展,增强报刊出版传播能力。但同时,也会使我国的学术期刊面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甚至消亡”的两极分化的局面。虽然,这种状况对于组建大型出版传媒集团是有利的,但只有“强者”,没有了“弱者”,是不是有损期刊业的生态平衡?
  3. 国际交流合作中,平台在“他手”,合作很被动。在2012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已具备很强的制造能力,但仍然不是制造业强国,总体上还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根本原因就是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作为科技传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科技期刊也面临着同样问题:期刊出版创新性不强,在国际期刊出版中处于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传播平台掌握在对方手里。以德国施普林格科技出版集团为例,其全文电子期刊已超过2500种,该集团全球常务副总裁在第八届中国科技期刊论坛上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图书馆购买模式正由纸质转向电子版,预计未来5年,图书馆在纸质期刊上的花费会锐减51%,以至于纸质与数字期刊的预算比例会达到12∶88。应该说,投入巨资建设先进的数字平台,使期刊资源产生积聚效应,已成为国外知名科技期刊和出版集团的共同选择。[5]   2011-2012年,我国学术期刊界在编委国际化、稿源国际化、审稿国际化、影响国际化等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也暴露出诸多不足。即便某些单刊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但学术期刊要走出去,目前大多也只能是借“船”出海,因为缺少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平台。那么,平台在“他手”,合作就会很被动。如果离开了国际出版集团,如果这艘“船”出了问题,以后的路怎么走?
  4. 包括开放获取在内的数字化出版明显滞后。2012年,我国期刊数字化在开放获取方面明显滞后于国外。PLoS自2000年成立以来先后创建了7种OAJ,以PLoS One为代表的PLoS系列期刊发表论文数量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 PLoS主办的7种期刊发表论文数量由2008年的4049篇升至2011年的16008篇。在商业模式方面,OAJ也有改观,以PLoS One每篇文章1350美元的发表费计算,仅该刊2011年的经济收入就高达1850万美元。Nature出版集团(NPG)和Cell出版社于2010年和2011年先后创办了Nature Communications和Cell Reports,英国维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和德国马普学会(Max Planck Society)早在2011年就宣布于2012年联合推出一本实行开放获取的顶级生物学在线期刊,国外学术期刊开放获取远远走在我国前列,这与国外教育科研机构及其资助机构支持开放出版的政策密切相关。如德国马普学会资助MPS作者在开放期刊出版社发表文章、资助MPS作者在商业出版社的开放期刊上发表文章;哈佛大学对于制定了开放获取政策的各学院教职工和学生进行资助,每位作者每年资助额不超过3000美元;德国科学基金会也持开放获取支持政策,2012年发表声明支持SCOAP3,并支持将现有期刊转换成开放获取期刊;奥地利和意大利基金会与Wiley-Blackwell签约开放出版,将在Wiley-Blackwell开放或复合期刊发表开放论文者作为受资助对象,支付Wiley-Blackwelld的开放出版论文处理费。
  2012年,我国学术期刊对于期刊数字化的深度开发也远远落后于国外。JoVE(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是同行评议的视频实验期刊,通过富媒体技术对期刊数字化进行深度开发。这本将自己定位为“第一份科学视频杂志”的期刊,在五年半的时间内,位于麻省剑桥总部的员工数从3个增加到40多个,营收也从2010年的300万美元增至2011年的500万美元。JoVE每月发表50部视频,并正在稳步将这一数字在2012年底提高到60部。而我国在视频期刊领域还是一片空白。[6]
  一直以来,我国学术期刊都在为数字化发展不断努力,数字化是期刊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在理念上已广被接受,但目前的实践仍处于初级阶段。究其原因,有期刊社自身的问题,也有出版管理层面的问题。数字期刊是一种网络信息产品,而国内对此还没有专门的管理体系和方法,监管部门过多,但又没有直接的专门监管机构;数字化的出版物尚没有统一的出版格式、标准和规范,不利于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我国适用于数字化出版的法律法规也非常少,著作权人及期刊社的利益难以保障;另外,涉及OA出版的版权问题、评价机制问题、质量控制问题、盈利模式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5. 我国英文版学术期刊数量偏少,学术期刊英语语言与编校质量整体较差。在英语为世界通用的“国际语言”的语境下,为吸引全球同行的注意力,参与国际竞争,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英文版期刊、尤其是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出版。2011年《乌里希期刊指南》数据显示,全球用英文出版的学术期刊数已达67,546种,但至今我国英文版学术期刊不到250种,不到全国期刊总数的5%。[7]
  1月9日,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的“一号文件”,对“走出去”期刊提出10条“新政”,其中包括:支持出版传媒企业创办完全面向国际市场的外语类期刊,并配置相应出版资源。二是对完全针对国外外语市场开展出版业务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给予特殊扶持政策。三是对新增的科技类中外版权合作期刊,须确保每期有不低于10%的原创中国内容被国外合作期刊转载;对续批的中外版权合作期刊,社科类须确保每期有不低于15%、科技类须确保每期有不低于10%的原创中国内容被国外合作期刊转载。
  “一号文件”的出台表明,国家正大力提倡创办英文版学术期刊,并将在资源配置等方面实行政策倾斜。 但是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论文作者与编校人员的英语能力较弱,学术期刊的英文语言质量普遍较差。新闻出版总署2007年至2011年五年内先后4次对我国内地出版的英文版学术期刊(2007年、2010年)以及部分学术期刊的英文摘要(2008年、2011年)进行了英语语言与编校质量的检查,检查结果堪忧:2007年160种期刊受检,其中,48种合格,合格率30%;2008年100种期刊受检,15种合格,合格率15%;2010年26种期刊受检,12种合格,合格率46.2%;2011年50种期刊受检,10种合格,合格率20%。相比之下,学术期刊英文版的英文质量比中文版英文摘要的质量要好,平均的合格比例为 38.1% 和13.5%。 学术期刊的英语语言与编校质量问题可能是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8]
  6. 人才匮乏与资金不足成为制约学术期刊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裴钢曾言,如果从事中医行业的都是高考的倒数第一名,那这个行业肯定发展不起来。足见人才对一个行业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同样如此,这也是目前困扰学术期刊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近几年的出版体制改革和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使得不少优秀的办刊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事业编制而及早逃离,留下来的也是忧心忡忡。其实,人才问题,说到底还是资金和利益问题。但目前大多数学术期刊缺乏盈利能力,其经费只够维持正常运转,难以用高薪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没有一个稳固的、优秀的人才队伍,学术期刊的下一步发展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三、我国学术期刊对策分析
  1. 提高刊物质量的同时,适当优化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吸引更多优质稿源。学术水准、内容质量是学术期刊生存的根本,是其创品牌的保障。Science始终把重质量、创品牌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其创办130余年以来,一直坚持始终如一的办刊宗旨:“让科学家掌握科学前沿发展动态,紧跟科技发展趋势。”健全的审稿机制,使之从世界范围内快速选出合适的审稿人;科学家参与办刊机制,使其编辑队伍都是由拥有博士学位并在各自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组成;独立的编辑部办刊机制,使其稿件能否发表不取决于美国科学促进会、理事会意见,也不取决于科学家的推荐。同Science一样,《美国医学会杂志》也视质量为期刊的生命,其在送审稿件上采用了三页式审稿单,一页是审稿专家写给编辑部的,一页是写给论文作者的意见,还有一页是对论文的详细修改意见、质疑等。这种审稿单不但保证了稿件的高质量,还体现了编辑部对作者的认真负责态度。[9]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面临与国际一流刊物争夺稿源的激烈竞争,这也是能否办出世界一流学术期刊的关键,因此,建议我国学术期刊应将不断优化编辑出版流程,不断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2. 扶持学术期刊集团化、集群化发展,但也要兼顾中小出版单位。人们已习惯于以ELSEVIER、SPRINGER等一些大型出版集团为标杆推进我国的期刊集团化发展,但忽视了国外科技期刊出版机构的规模并不都很大。美国出版10种以上科技期刊的出版机构只占全部出版机构的3.3%,美国出版科技期刊的机构有2421家,共出版6720种科技期刊;日本有1963种科技期刊,由1473个出版机构出版,平均每家出版科技期刊1.3种;德国有2110种科技期刊,由715个出版机构出版;法国有810种科技期刊,由348个出版机构出版;英国的4323种科技期刊由1019个出版机构出版。调研发现,国外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出版100种以上期刊的非常少,即使在美国、英国,这样的大出版集团也屈指可数。[10]
  发达国家向来对中小型出版社有明确的倾斜政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出现大型集团垄断出版市场的现象,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正是出于保护中小出版企业的需要和对超级出版集团妨碍自由竞争的考虑,法国文化部图书与阅读局每年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扶植、帮助中小出版社和中小书店,帮助其对付大型出版集团的竞争;加拿大政府为保护和促进本国出版业的发展,使其不受美国等出版集团的挤压,遗产部文化产业司每年都向加拿大全资拥有的出版社提供必要的资助,以扩大其出版物销售市场。各国政府一般通过《垄断法》来限制和规范大型出版商的经营行为。政府通过仔细、慎重的审议,才会批准大型公司的并购。如果政府认为这种并购会造成市场垄断,从而危及其他竞争者或最终消费者的利益,将有权予以阻止。如德国出版商贝塔斯曼收购美国兰登书屋是通过了国家审批的。而1997年时,ELSEVIER曾试图与KLUWER集团合并,创建世界最大的专业性科学出版集团,因政府反对而未获成功。[11]从国外经验来看,国家只需重点扶持几个大型的出版社,帮助其做大做强并冲击世界水平足矣,没有必要要求其余出版社都用集团化、集群化方式办刊。
  3. 建立自己的期刊网络集成平台,把握传播主动权。建设有世界影响的学术期刊发布和利用平台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已有几个比较成熟的期刊网络集成平台,也有和国际有关机构成功合作的先例。但这些集成平台还普遍存在知识产权不明、期刊数据不全、检索方法不一、查询时间过长、品种互相重复等弊端,亟须吸取西方成熟的科技期刊集成平台的经验加以整顿和完善。
  在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建设方面,一流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已成为当前学术期刊集群发展的核心竞争要素,也是我国期刊走向世界掌握主动权的关键。因此,应趁着期刊出版体制改革的机会,适当整合一些国内外出版和网络资源,建设一两个期刊规模庞大、网络技术领先、经营管理规范的编辑、出版、发布和利用平台。吸引更多更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加入该平台,积极探索数字出版平台的可持续运营机制。
  4. 转变观念,创新经营模式,进行“编营分离”的有益探索。 对于学术期刊来说,一种是一份杂志内部的编辑和经营两分开,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期刊规模过小,不需要在内部进行采编和经营两分开,于是期刊社保留编辑部分,而把期刊的经营交给专业的发行公司、广告公司来做,或交给一些大的期刊出版集团。例如,世界上著名的出版集团Elsevier、Springer、Taylor & Francis Information、Blackwell和Wiley等,都同时拥有数百种到几千种优势科技期刊,虽然集群化经营是目前世界科技期刊强势发展的常态,但并不具体去编辑或主办出版许多期刊。以德国Springer出版公司为例,在线出版方面,其利用好的创意和技术平台,集中世界上最好的论文、最高水平的期刊(3000种)、最新的获取信息的理念和方式,同时靠品牌赢得市场。
  关于“编营分离”的经营模式,在总署颁布的《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中也有论述:“对于在国家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中具有领先水平、能代表国家学术水准,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转为期刊出版企业条件不成熟的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可暂时保留,但要建立由科研部门分别编辑、出版企业统一出版发行的运行模式,依托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搭建学术出版经营平台。”我国学术期刊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目前,在中科期刊的260多种专业期刊中,自己主办的只有23份,第二主办的有10份,其他的都是以加盟形式存在,即把出版经营这块交给中科期刊统一管理,编辑部以及内容生产还由各主办单位来负责;如北京林业大学的一些刊物就是以这种合同制的方式与科学出版集团合作的,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中科期刊原总经理肖宏认为,体制改革更多的应是针对出版单位,机制改革更多的应是针对主管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应重点抓好刊物的学术体系建设,出版单位应重点抓好经营体系建设。二者也可交叉互相建设。   5. 完善数字出版的相关配套政策,保证期刊数字化的良性健康发展。 近年来,学术期刊的出版形式、传播手段、阅读方式的结构性转变已使期刊市场主体乃至期刊社的盈利模式等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以来,国际主要期刊出版者的投资主要是在数字出版领域,目前,Elsevier, Springer等国际一流期刊出版者已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出版模式向数字出版模式的演变。据统计,Cell出版社2006年的期刊收入中网络产品与纸质期刊大致相当,至2010年,来自网络产品的收入增长了100%,源于纸版期刊的收入则下降了约50%;2010年国际最大期刊出版商Elsevier的期刊收入中,来自数字化产品的收入约占其总收入的86%。
  而我国,对数字期刊的发展和运作还处于探讨和摸索阶段,针对我国期刊数字化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期刊出版单位应该转变观念,大胆探索与创新,汲取国外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在国家管理层面,应研究和探索包括各方权益在内的数字出版管理政策,消除人们对数字化的疑虑和迷茫;尽快解决期刊数字化出版的版权问题、评价机制问题、质量控制问题、盈利模式问题等;建议将数字出版的成效和评价指标、奖励绩效挂钩,鼓励人们更积极地参与。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2年期刊创新报告”课题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 [3] 任胜利,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动态及相关思考[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2,23(5):7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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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杨宁.中国科技期刊怎么活[N].人民日报,201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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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Lu Jianping, 2012, How far does China still need to go to internationalize her academic journals?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 A (Applied Physics & Engineering), 13(8):641-646.
  [8] Lu Jianping, 2011, Is editing the roadblock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 B(Bio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 12(6):503-506.
  [9] 王磊,孙守增.国外学术期刊成功的品牌建设经验和盈利模式对我国学术期刊的启示[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2,23(4):639-641.
  [10] [11] 潘云涛,武夷山.换个角度看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体制改革[N].中国科学报,2012-01-17.
  (作者单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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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检测AEG-1和CHD5在胃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探讨两者的表达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58例胃癌组织及其癌旁组织中AEG-1和CH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