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30日，越南统一，身为总司令的武元甲却并未获得“解放第一功臣”的称号。此后，他逐渐淡出越南政治核心：1979年，他的国防部长位子被文进勇大將取代。1980年，任职30年的军委书记被撤销。1982年，他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1986年，带着副总理、大将虚衔的“大哥”被宣布退休。 　　2011年出版的《武元甲人生》，形容其作战“总是最大限度地避免牺牲，并选择伤亡最小的作战方案”。然而，这并不符合事实，甚至他本人的叙述。1969年，在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采访时，武元甲声称：“全世界每分钟都有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人死亡，为了革命和国家统一，即便这些牺牲者是我的同胞，我也在所不惜。”

恢复中越关系的关键人物

　　1986年，“三哥”黎笋去世，和武元甲关系亲密的长征任总书记。此时的越南，已被柬埔寨战争和中越边境对抗拖到筋疲力尽。恢复中越关系、将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成为越共党内的共识。受长征、阮文灵之托，武元甲秘密奔走于中越之间，努力恢复两国、两党关系。1990年北京亚运开幕式，一身戎装的武元甲大将出现在主席台上，引起全球媒体瞩目。这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越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恢复中越关系的“战役”，由“红色拿破仑”圆满完成。

　　1991年，年逾八旬的武元甲大将辞去最后一个公职——副总理。此后，他仍然发挥“余热”：支持越共的“革新开放”，反对在经济建设中忽视资源保护，反对倒向任何一个国家，主张改善越美关系等等。
　　早在战争时期，武元甲就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1966年1月、1968年2月和1972年5月，他曾3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他和法拉奇之间的对话更传诵至今。直到2004年，他还接受法国《人道报》采访，就“主权与人权”、霸权主义和世界和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许多人都称武元甲是“亲华人物”，并罗列了许多理由。
　　在军事生涯早期，他曾和国民政府合作；建军初期，他和陈赓、韦国清等中国军事顾问进行密切合作；越战后期，他对黎笋“一边倒”的亲苏路线不满，提出“和大哥、二哥都要搞好关系”；中越战争前夕，他公开强调“要和中国同志缓和”，结果丢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中越战争爆发后，已经“半退”的他也仍不时提出批评，最终导致“全退”。亚运会前后，他为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奔走，更是家喻户晓。
　　但相反的理由也不在少数。
　　早在越南统一前夕，他就为越军刊物题词“全力以赴保卫越南岛屿主权”。这被认为是含蓄表明了其在岛屿主权问题上的“越南正统立场”；赋闲、复出和再度引退期间，他固然积极主张改善中越关系，并为之努力奔走，但同样主张对外关系多元化和改善越美关系。他极力反对的西原铝矿开发项目，原本与越南国有资本合作的外企，据称就来自中国。
　　正如《人道报》所言，武元甲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越南民族主义者，凡是他认为对越南有利的方针、政策，他就会遵循，反之则会反对。在代表作《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论游击战争》中，武元甲虽然大谈“中国革命的经验”，却是以引述胡志明论述的形式进行。不难看出，除了民族立场外，出于對胡志明的尊崇，他在许多军事政治问题上，都刻意靠拢胡志明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