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嫁人，23岁守寡

　　冯顺弟出身于安徽农村，长相一般，认不了几个字，能做几门手工，过着清贫的日子。
　　17岁那年，媒婆前来提亲。父亲同意了婚事，母亲却坚决反对。因为：男方叫胡传，一个49岁的老头。年纪大就算了，还死了两任老婆，冯顺弟嫁过去是做填房。
　　父母意见不合，只好征求女儿自己的意见。虽然才17岁，冯顺弟却非常懂事，说：“给人家做晚娘，聘金彩礼应该多些，你们重建祖屋的心愿总能实现了……”
　　就这样，17岁的冯顺弟嫁给了比她大32岁的胡传。
　　胡传虽老，却不糟。也算是书香之家，官虽不大，却能办事，人称“三先生”，在当地颇有名望。两年后，冯顺弟生了个儿子，取名嗣穈，后来改了个名字，叫胡适，字适之。
　　就在胡适还不满4岁时，传来了胡传病死他乡的消息。死讯传回家时，顺弟正坐在老屋前堂房门口的椅子上，她身子向后一倒，与椅子一同倒在了房门槛上。一时间满屋子的哭声，好像天地都在那一瞬间倾覆了。
　　23岁的冯顺弟就此成了寡妇。
　　作为当家的后母，大女儿却比她大7岁，大儿子比她大2岁，双胞胎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只比她小4岁，要当好这个家并不容易。

宁愿委屈自己，也要家庭和睦

　　胡传死后，胡家尚剩下几千两的存款，放在同乡的店家生息，还能勉强支撑家用，不至于挨饿受冻。可大儿子败家，抽鸦片烟、赌博，到处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家中总有一群讨债的，每人提着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不给钱就不走。
　　冯顺弟表面上依旧平静，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给孩子压岁钱，只当不曾看见这些人。等到近半夜，才请一位临近的本家来，给每位债主发一点钱，好说歹说，将这些债主一个个打发回去。债主走后，大儿子才敢敲门回来。因为是新年，冯顺弟也不骂他，脸上也不曾露出怒色，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饭过年。
　　大儿子没出息，大媳妇也不是善茬，总是指桑骂槐，时不时拿些尖酸刻薄的话来刺激冯顺弟。冯顺弟也不去计较，假装没听见，从没说过一句伤人的话。
　　冯顺弟仁慈大度，却并非没有原则。
　　胡适的五叔是个游手好闲的小人，成天在外游荡、赌博、吸食鸦片。一次在烟馆里发牢骚，竟说胡适的母亲生活不检点，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过不少好处。
　　这话传到了冯顺弟的耳中，气得她大哭起来。哭完之后，她将本家的几位长辈请来，并把胡适的五叔叫来，当面质问。五叔自知理亏，最后当面认错赔罪，冯顺弟这才罢休。
　　胡适也像极了母亲，对人永远是谦谦君子，哪怕遭到奚落，也从不记恨于心。可在民族大义、自由真理面前，他却丝毫不会退让，哪怕是蒋介石，也敢当面批评。
　　其实，冯顺弟只是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弄得家庭不和睦罢了。胡适本人也坦承，他日后好脾气的养成，和他那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

从不当众教训孩子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这样回忆母亲：“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严厉的眼光，就吓住了。”
　　如果犯的是小事，冯顺弟就在第二天等儿子醒来时再好好教育，让胡适反思昨天所做的错事；如果犯了大错，则会等到晚上夜深人静时，关上房门，该骂的骂，该罚的罚，该打的打。
　　有一次吃饭后，胡适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件背心，小姨怕他着凉，就拿了件小衫出来叫他穿上，胡适不肯穿。小姨说：“穿上吧，凉了。”胡适随口回了句：“娘（凉）什么！老子都没老子了。”
　　话一出口，冯顺弟就从家里出来了，胡适便赶快把衣服穿上。到了晚上，冯顺弟把胡适叫来，让他跪在地上，重重地责罚了一顿：“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
　　冯顺弟气得发抖，胡适则跪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用手抹眼泪，不知道擦进了什么细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都不见好。冯顺弟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她便真的拿舌头舔胡适的眼翳。

书，才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学区房

　　胡传临死前曾留下遗言：“穈儿天资聪颖，应该令他读书。”冯顺弟的心中也一直怀揣着这份信念，不惜成本，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在胡适还不满4岁时，便被冯顺弟送到了学堂。因为年纪还小，要别人抱起才能坐到高凳上，一坐就是好久，因为坐上去就爬不下来了。
　　学堂的学费并不贵，每年2块大洋。为了让先生多加照顾，冯顺弟给了6块，而且逐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了12块。因为先生的照顾，即便年纪小，胡适的功课也丝毫不比别人差。
　　据说经常有一些十几岁的小姑娘围在胡适的身边听他讲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样神奇的一幕：胡适用他的绩溪土话将古书的故事翻译过来，身边则有一群姑娘一边听他讲故事，一边纳鞋底。
　　为了不耽误儿子求学，冯顺弟对胡适也经常“报喜不报忧”。
　　在胡适出国留学的几年里，冯顺弟日益病重，连床都起不来了，却从未告诉过兒子。她请人来家里拍了张照片，然后保存起来，跟家人说：“吾病若不起，慎勿告吾儿，当仍请人按月作家书，如吾在时。俟吾儿学成归国，乃以此影与之。吾儿见此影，如见我矣。”
　　最令人敬佩的是，她甚至向别人借了80块大洋给儿子买了一部图书集成。80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北京一套四合院的房子也不过200块而已。
　　冯顺弟却全部用来给孩子买书了。

“民国之后无大师”

　　冯顺弟45岁那年，胡适留学归来，任教于北京大学，成为名声大噪的“洋博士”。第二年，儿媳怀孕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冯顺弟高兴得合不拢嘴。对她来说，一生的使命与期望算是全部了结。
　　紧绷了数十年神经，一旦松懈，冯顺弟本来疲惫不堪的身躯在瞬间轰然倒塌。从发病到溘然长逝，不过十几天的时间。胡适都还没来得及从北京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
　　后人常常感叹“民国之后无大师”。民国的确是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其中很多都出身寒门，他们依然能够屹立在中国文化的巅峰，让后人感叹、仰慕和尊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背后有很多像冯顺弟一样的父母：

他们自己生活在社会底层，同样迫切希望子女成龙成凤。但是他们不会动不动就以父母之权威，凌虐在孩子的意志之上。

　　他们自己生活在社会底层，同样迫切希望子女成龙成凤。但是他们不会动不动就以父母之权威，凌虐在孩子的意志之上。或许他们没钱，无法给孩子丰厚的物质财富，却能给予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好的馈赠：一条通往知识巅峰的路。
　　他们在生活的苦难面前坚强、坚忍，在孩子的教育中慈爱、温柔。他们本身就是孩子最好的导师和榜样。如果说胡适为代表的大师们是民国天空中耀眼的星辰，在背后点亮这些星辰的就是像冯顺弟一样的父母。
　　为此，他们可能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