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在批判封建科举与礼教的主线贯穿下，如擎天巨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反照回光，折射出形形色色士人的丑恶嘴脸和衰颓世风。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好的讽刺小说，其“感而能谐，婉而多讽”，其揭露深度和批判力度不亚于四大谴责小说之和，能得到一代文学巨匠鲁迅的首肯便是明证。
　　初中《语文》入选的《范进中举》是《儒林外史》的精彩片断之一。它通过主人公范进中举喜极而疯及中举前后的生活变化，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摧残人才、败坏世风的罪恶，穷形尽相地表达了封建末世的世道人心。对于这一情节，《教师教学用书》及不少参考资料均将之定性为“喜剧”，其理由有三：一是文中写范进“发疯”和胡屠户“治疯”都用了讽刺与夸张的手法，这符合喜剧的表现特征；二是揭露了当时士人热衷功名的丑恶灵魂和市侩趋炎附势的无耻嘴脸，这符合喜剧的定性逻辑；三是范进最后终于清醒过来，十年寒窗换回一朝成名，否极泰来，皆大欢喜，这符合喜剧的圆满结局。
　　对于这一定性，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从喜剧和悲剧的本质上比较。尽管文中范进终于取得功名。但这个求索过程与其说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毋宁说更像“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为了所谓的“进学”，范进从20岁一直考到54岁，并且还是在同名宗师周进的特别照顾下，才得以中了秀才。而如果把正式的乡试、会试、殿试比作今天的中考、高考、考研的话，这个秀才资格才仅仅是个小学毕业证!35年哪!青春不再，人生几度，把一生束缚在八股制度下，浪费在科举考场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逆来顺受，饱尝酸辛，甚至衣食无着，险些饿死娘亲；更重要的是中举后又扭曲了灵魂，丧失了良心。这样的所得和所失，不啻于霄壤之别——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中举即使可以改变他以后的命运，惜乎已是夕阳在山，余日无多。故而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是一场人生悲剧。
　　其次，从范进中举及前后的情节上分析。中举本身用的手法主要是讽刺。我们知道，科举考试对于封建社会读书人而言，具有极大诱惑力的同时，也伴随着可怕的摧残性，它竟能使范进丧失人格，当众出丑并用被人打脸的方法医好疯病!但讽刺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范进的喜极而疯并非刻意夸张，它虽有悖于常理却极符合常情，故而这一情节让我们在笑的同时心底也冒出一种凄凉，也就是说，该情节喜剧性短暂而悲剧性悠长。中举前后用的手法主要是对比，最突出的当推胡屠户的前倨后恭，另外还有众乡邻由漠不关心到热情帮忙，张乡绅由不屑一顾到极力拉拢。这些对比又把悲剧从读书人外延到社会的三教九流，正是整个“贱为乡人怜，贵为乡人畏”的处世之道，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风气沉淀，才会有范进不懈跋涉在科举之路上的表现。反回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闻”的科举取士制又加浓了这一社会之风。可以想象，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中举后的范老爷“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指日可待，至于他对国家、人民的贡献，恐怕只能是个无穷大的负数了。因而笔者认为这的确是一场社会悲剧。
　　最后，从《儒林外史》的主题动机上讨论。鲁迅称该书“秉持公心，指谪时弊”。其批判矛头明确指向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而范进的悲剧不僅是深陷虎口，更是为虎作伥。不难想象，中举后的范老爷势必会变成腐败朝廷的忠实走狗，死心塌地地维护科举制度，宣扬封建礼教。偏偏他自己的“成功之道”又类似现今的明星广告，这就会造成更多的读书人趋之若鹜而不自知地遭受科举礼教的毒害。科举制的框框架架、八股文的规规条条，必然会扼杀读书人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在西方科技革命高涨、民主自由流行的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不仅闭关锁国，而且闭目塞听。惟圣贤是尊、代圣贤立言!一直到今天，在校内学的如一条龙、出校后混得似一条虫的学生仍不乏其人；学习奖学金常常稳收囊中、发明奖项屡屡擦肩而过的中国人屡见不鲜。追根溯源，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面仍含有一定的封建性遗传、科举制馈赠。甚至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身上仍有范进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影子。可以说范进中举无疑是一场民族悲剧。
　　穷毕生光阴，博科举微名，伴随而来的又是灵魂扭曲，为虎作伥，同流合污；夸张讽刺的情节令人笑中含泪，不解不屑后感到不值不齿；其形式上是短暂的取笑，而主题上则是深刻的鞭挞。范进中举堪称一出喜剧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