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历史观的含义是，牢记历史，不是反复地言说中华民族在过去某个时刻所遭受的苦难本身，也不只是简单地谴责、怨恨那些具体的施加苦难的人
　　
　　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双方尽最大努力营造互信，这种努力令人们对中日关系充满想象。其中，胡锦涛5月8日在早稻田大学演讲中关于历史问题的论断，也显示了化解中日心结的智慧。胡锦涛提出，历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維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
　　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中国古人即十分重视“以史为鉴”，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也名为《资治通鉴》，历史学致力于探讨实现优良治理的路径。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上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受阶级斗争史观主导，强调历史过程中不同阶级、不同群体的对立、仇恨和斗争。这样的历史观在最近再度引起关注的“样板戏”中就有非常鲜明的表现。在这些形成于60年代的戏曲中，敌我阵线分明，戏曲的故事安排旨在强化对敌人的仇恨，激发斗争的意志。不过，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至少在专业历史学界，这种情形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历史学家们转而主要关注文明、文化、社会结构、制度的演进。
　　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历史叙述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突出对立。在西方历史中，历史叙事对于凝聚起民族意识、形成民族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社会与政治功能。而在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更多是透过对外部世界的独立，而非内部的整合，一个自然的原因是中国的近代史本身就始于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冲撞。所以，整个近现代史叙事，主要线索就是正在形成的中华民族与侵略中国、在中国享有特权的列强的冲突。
　　其中，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最复杂，当然也就成为历史叙事中总能引起人们强烈情感反应的因素。尤其是当年战胜日本后，由于当时种种原因，中日两国未能就历史问题及时作出彻底完整的清算，导致此后几十年间，中国人对于1945年之前与日本关系的记忆中，依然有强烈的受害者心态，而缺乏战胜国的自信。近20多年来，受害者的记忆甚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而人性的基本规律是，受害的记忆越具体，人们的情感反应就会越强烈。
　　历史问题就成7中日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有些时候，因为历史记忆而引发的强烈感情甚至使人们无法对于自身现实的权利、利益进行理性的评估。也许人们不得不问：记住历史，究竟为了什么?胡锦涛主席此次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记住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不是为了记忆仇恨，而是为了实现和平。
　　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观的含义是，牢记历史，不是反复地言说中华民族在过去某个时间所遭受的苦难本身，也不只是简单地谴责、怨恨那些具体的施加苦难的人。这些当然是历史事实。但是，它们只是表层的，不完整的事实。简单重复这方面的记忆，只会激发起一种本能的激情，起到“延续仇恨”的作用。
　　完整的事实还包括行为背后的原因。也就是说，理性地牢记历史，就要去分析，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因素，导致了日本政府及日本军人成为加害者?日本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究竟存在哪些偏差?究竟是什么内部制度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导致日本采取了侵华战略，甚至不惜与全世界开战?是什么精神与文化因素，又导致那些日本军人对中国民众犯下那么严重的战争罪行?
　　这样的研究、反思，有助于揭示历史背后的真相，还原完整的历史事实。可以初步断言，日本走向侵略之路的观念根源主要是当时盛行于全球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曾经被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人羡慕的日本的宪政制度，其实存在重大缺陷，未能有效地约束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力量。
　　只有透过胡锦涛主席所倡导的这种历史观察方式，中日两国国民才有可能解开心中的死结，两国政府才有可能理性地寻找某种制度安排，以约束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再次泛滥。
　　这样的研究还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日本及其他国家19世纪以来兴衰起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正在迅速成为大国的中国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中国应从他国的历史中寻找治理的得失，而这正是中国古人强调“以史为鉴”的用意所在。
　　(作者为本刊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