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别针》是近年来国内小说创作的一篇难得的短篇佳作。它从当下生活秩序、日常经验及人的生存之道出发,拨开时代语境的氤氲迷雾,在象征的映像中,展示了人与人之间所固有的相互关联和复杂冲突,并将“人的精神分裂”这一语言艺术中最深刻的主题以一种貌似闪烁其辞却又准确精致的叙述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作为叙述标记的“曲别针”,在这里受到关注的当然不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其中的深意体现在它是一种手工艺术的材料,这种手工艺术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能通过对数枚曲别针的变形和拼接达成的现实物象的模仿与解构。作品的主要人物李志国即是这一手工艺术的爱好者,“他的衣服里经常装着几枚银色的曲别针,很多时候,他一边注视着别人讲话,一边把曲别针掏出来”。可以说,“曲别针”已在现实生存之外为李志国构筑了一个超验的仅属于他个人的世界。
　　那么,李志国除此爱好之外又是怎样一个人呢?他个人身份及命运的转变用一个简单的路线图就可以明了地勾勒出来:诗人——私营企业家——谋财害命者——皮条客——嫖客——自残者。这几重身份靠的是一种什么力量叠加在一个人身上?或者说,是否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难以调和的多重身份呢?笔者以为,在非经济因素对于生活品质的塑造及经济因素对于人格的塑造这一二元对立模式开始形成的当下,人的面目不是更清晰了而是变得更加模糊,用中国话语写就是“变形记”,此更是深入到了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每一角落,精神变得越来越无法坚守,它每时每刻都在变异,逃逸,恰如李志国手中的曲别针,在扭曲与重组之间,一切都有可能背离初衷而陷入一片纠结与混乱中。作者的精明之处在于将叙事线条上任何清晰可辨的理性意思持续不断地悬置,让经验的、日常的事实在冷静客观的语调中以非理性的面目自动浮现其象征性意义。
　　我们可以根据行动内容和叙事逻辑将故事的结构关系作如下归纳:一、计划开始(李志国欲以酒色开路,算计两位东北商人、谋取不义之财);二、由于外力作用,计划不能如期实施(东北人的性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李志国再次拉皮条,却落入一男一女两位警察的圈套);三、由于自身原因,计划处于中断状态(李志国无力应付来自妻子、情人、孩子的情感纠葛和生存欲求,在动物兽性的驱使下,沦为一个嫖客);四、精神迷失,计划取消(李志国精神进入迷幻状态,吞下曲别针)。当然,这只是故事展开的基本序列,在每一个基本序列下作者还用心良苦地设置了若干次级序列,比如李志国的家庭生活与婚外生活、两位警察的暖昧关系,以及“曲别针”意象的不断嵌入,等等。看得出,作者在追求一种既不完全澄明、也不完全遮蔽的表达,他不动声色、举重若轻地剖开生活的表层,进而让读者产生了这样一种阅读效果:“人被揭开了所有稳定的日常生活的面纱,不再是常规下的存在,而成为另一种尺度下的存在。”(尼·别尔嘉耶夫)
　　这个故事的时长只有一夜,却如李志国的一生,始终处于变动状态。他以前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他的几行诗句及务虚经历证明,他也曾经尝试超越日常生活建立个人的精神体系,但现实生存的力量显然更为强大,他的精神体系还没有建起就已经崩溃。他的商业生涯同样不堪,以致利欲熏心,图谋不法。在个人感情问题上,除了对女儿还有一点怜惜之心,他既不是一个忠诚的丈夫,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情人,他的一双手“抚摩过七个女人的乳房”。因而,到了这一夜,在他身上不管发生什么,也不会让人感到奇怪,阿奎那在《论信仰》中说过:信仰不必凭借理性的论证。依此类推,是否可以说:一个人犯下原罪也很难以理性来论证。尤其是在情色弥漫、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的当下语境里,有多少人还会去“灵魂深处闹革命”呢?不要谈反思,不要谈忏悔,活在当下、满足当下的身体要求、物质要求,才是生活的最高准则!李志国是这样,东北商人是这样,两个警察也是这样。
　　李志国的精神最终进入迷幻和分裂状态,与其说是酒精和嫖妓的刺激,不如说是源自人类迷狂的本性(这也是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三向人们展示的东西)。拉斯特·希尔斯说“在好的作品中,人物塑造会以某种方式成为小说的寓意所寄”。无疑,《曲别针》的人物塑造是成功的,它以营造象征映像的方式完成了作品的寓意所寄,不仅让我们记住了李志国和他的“曲别针”,也给我们带来了“认识的震撼”。
　　
　　夏元明,男,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湖北黄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