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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民进党举行了第16届第一次全体党员代表大会（简称“全代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权力结构，党主席蔡英文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其主导民进党发展转型的能力增强。今明两年是民进党推动政策路线转型的关键期，今年年底“七合一”选举不仅是对蔡英文领导能力的一次检验，而且将对民进党下一步为2016年“大选”推出新的两岸政策具有重要影响。
民进党重走“小英路线”
2012年“大选”落败后，蔡英文虽辞去党主席职务，但一直以小英教育基金会为平台保持政治能量。今年5月民进党改选党主席，蔡英文凭借强大的人气和支持度第三次出任党魁，整个党再次走回“小英路线”。这次民进党中央权力机构改选，可谓是对蔡英文党内权力地位的一次综合测试。结果，在总共10席票选中常委中，蔡英文系统拿下两席中常委（苏嘉全、陈明文），而一向与蔡英文交好的谢长廷系统和“新潮流系”也都各拿到了两席，加上党务系统和县市长中的当然中常委，蔡英文的整体实力大幅增长，权力核心地位得到巩固。
民进党在历史上一直呈现派系共治的权力结构。派系虽是民进党内的非正式组织，但表现出高度的个人领导和扈从关系。经过六年的历练和打磨，蔡英文已从2008年初任民进党主席时略显稚嫩的“非典型政治人”，成为一个能够把握政治奥秘的“典型政治人”。蔡英文一向对派系采取包容性政策，鼓励并吸纳年轻世代参与党务决策和管理，如负责组织事务的副秘书长洪耀福、社运出身的青年部主任傅伟哲、掌管政策论述的政策会首席副执行长黄重谚，均是由蔡英文一手提拔培养。随着蔡系势力走强，民进党内部将进一步形成以蔡英文为核心的局面。尽管前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与蔡英文之间仍主要是竞争关系，但今后两年，民进党不会出现像苏贞昌主政时“两个太阳”、“两个权力中心”的分裂局面，将只会有一个“小英路线”。
当前，摆在蔡英文面前的最主要政治任务就是年底的“七合一”选举。因国民党马英九执政饱受岛内质疑，整体选情呈现“民攻国守”的态势，民进党不仅在既有的六个执政县市保持民调领先，其内部评估还可能在四个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取得突破。从目前情况看，蔡英文将凭借年底选战进一步累积实力和声望，从而为代表民进党进军2016年“大选”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中间偏左”的社会路线
20世纪90年代，民进党曾以“中间偏左”路线争取工农等中下阶层支持，成功扩大社会基础。然而，陈水扁在2000年执政后逐步与社会运动拉开距离，直至大幅脱节，乃至与大财团建立政商寻租关系，暴露出民进党十余年来在理念、价值、形象、组织、行动力等多方面存在的缺陷。2008年蔡英文任民进党主席后，面对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对台湾社会的深刻冲击，重新提出要将民进党发展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比如，从组织上改“社会发展部”为“社会运动部”，优化与公民社会的对话，提出维护“三中”（中下阶层、中小企业、中南部）利益诉求。在2012年“大选”中，蔡英文在社会经济政策上进一步走向偏左路线，刻意突出岛内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以照顾弱势边缘群体利益的“分配正义”为口号吸纳所谓“三中群体”的支持，掀起一股不小的声势。然而，2012年5月苏贞昌任党主席后，无力领导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反而在社运中遭遇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危机。
对此，蔡英文在重掌民进党前就提出，“民进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必须做出抉择，不能再把街头让给公民团体”，“重建民进党与社会的信任契约”。蔡英文再次“回锅”民进党主席后，提出的三大任务之一即是将政党智库“新境界文教基金会”改造为民进党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对话平台，与公民团体展开全面性对话。蔡英文较苏贞昌更掌握民进党走社会路线的方向和路径，将会利用趋于高涨的社会运动作为打击国民党的政治动员手段。但在如何弥合民进党与公民社会所扮演不同角色的差异，化解二者在某些议题上的对立紧张，进而实现政策上的衔接和整合，将社会运动力量吸纳到民进党的支持光谱中，蔡英文仍面临很大的挑战。
两岸政策受到三大结构的制约
今年民进党内一些人士提出冻结“台独党纲”主张，是2012年民进党再次败选后党内围绕两岸政策调整的后续发展，显示民进党内部“务实派”和“保守派”围绕两岸政策的分歧在扩大，矛盾在上升。
一部分立场务实的人，看到民进党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日益被边缘化，认为“台独党纲”是造成大陆和美国对民进党不信任、岛内民众对民进党重新执政怀有疑虑的根源所在，因此主张“冻独”，一举突破民进党与国民党在两岸政策竞争上长期被动挨打的困境，希望帮助民进党完成执政最后一里路。但“台独基本教义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民进党不能为了执政放弃了所谓的建党理念，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不再明确标举“台独”旗帜，才导致连连败选。面对党内在处理“台独党纲”问题上难以调和的分歧，蔡英文从技术上将提案转交中执会讨论，以这种相对保险的做法防止矛盾扩大化，维护内部团结，同时为下一步调整两岸政策预留空间。
未来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走向，与2008年下台以来一直在寻找的转型之路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历史经验看，民进党的转型，一方面受到该党领导者的观念、能力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两岸关系、岛内政党政治、民进党派系政治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与苏贞昌相比，蔡英文确实在政策论述、权力基础上更胜一筹。在两岸关系上，蔡英文曾参与协助台湾当局国际贸易事务谈判，在上世纪90年代就任“陆委会”咨询委员，在陈水扁执政后又任四年“陆委会主委”，可以说长期观察和处理两岸事务。因此，蔡英文在“台独”核心立场上与苏贞昌并无本质不同，但更精于对路线政策的包装和行销，在巩固绿营基本盘的同时，对中间选民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
为打赢2016年选战，蔡英文已逐步在策略上改变民进党长期“逢中必反”的一些思维和做法，如未正面反制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赴台访问，对民进党县市长推动两岸城市交流持开放立场等，以此展现理性务实的形象。但是，蔡英文仍在利用“民主原则”、“自由价值”、“经济自主”、“透明化”、“利益分配”等旗号，干扰破坏马英九当局推动扩大两岸交流合作的经贸政策，导致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仍难以在“立法院”通过和生效。
蔡英文要想带领民进党重返执政，必须要处理两岸关系。但在当前台湾这一特殊的政治系统中，民进党领导者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是相对的，能量也是有限的。不管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如何走，都将受到三大结构的制约。
首先是两岸关系结构。大陆实力持续增强，GDP总量已是台湾的17倍，并仍在扩大；国际上“一个中国”框架愈益巩固，“台独”不仅在国际社会没有市场，在岛内社会的话语权也在逐步减弱。面对大陆对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不断增强，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的压力越来越大，短期策略上的拖延只会使其陷入更大战略上的困境。
其次是蓝绿对峙的政治结构。在今后一个时期，蓝绿对峙的二元冲撞结构仍是民进党转型必须面对的最主要政治环境。民进党从根本上改变“逢国必反”的政治行为非常困难，这将限制其推动转型的方向和力度。同时，民进党将始终面临国民党大陆政策的竞争压力。民进党内不少人担心，若向认可“一中架构”的立场移动，国民党在两岸论述上会更进一步，届时恐将造成被动的“政策追赶”，并引发“台独基本教义派”反弹。
最后是派系倾轧的党内结构。民进党转型面对的最主要党内结构是派系政治和观念分化，其结果是造成在两岸政策上缺乏统一的战略设计和策略运用。由于两岸政策主张长期基本沦为党内权斗工具，蔡英文在处理党内关于两岸政策的分歧十分谨慎，目前只能接受作为党内最大公约数的“台湾前途决议文”。
面对时代、环境和潮流在变，蔡英文为了2016年“大选”将不得不重新思考和构建两岸论述，去探索一个相对务实的方案，走一条妥协平衡的路线。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对外关系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民进党重走“小英路线”
2012年“大选”落败后，蔡英文虽辞去党主席职务，但一直以小英教育基金会为平台保持政治能量。今年5月民进党改选党主席，蔡英文凭借强大的人气和支持度第三次出任党魁，整个党再次走回“小英路线”。这次民进党中央权力机构改选，可谓是对蔡英文党内权力地位的一次综合测试。结果，在总共10席票选中常委中，蔡英文系统拿下两席中常委（苏嘉全、陈明文），而一向与蔡英文交好的谢长廷系统和“新潮流系”也都各拿到了两席，加上党务系统和县市长中的当然中常委，蔡英文的整体实力大幅增长，权力核心地位得到巩固。
民进党在历史上一直呈现派系共治的权力结构。派系虽是民进党内的非正式组织，但表现出高度的个人领导和扈从关系。经过六年的历练和打磨，蔡英文已从2008年初任民进党主席时略显稚嫩的“非典型政治人”，成为一个能够把握政治奥秘的“典型政治人”。蔡英文一向对派系采取包容性政策，鼓励并吸纳年轻世代参与党务决策和管理，如负责组织事务的副秘书长洪耀福、社运出身的青年部主任傅伟哲、掌管政策论述的政策会首席副执行长黄重谚，均是由蔡英文一手提拔培养。随着蔡系势力走强，民进党内部将进一步形成以蔡英文为核心的局面。尽管前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与蔡英文之间仍主要是竞争关系，但今后两年，民进党不会出现像苏贞昌主政时“两个太阳”、“两个权力中心”的分裂局面，将只会有一个“小英路线”。
当前，摆在蔡英文面前的最主要政治任务就是年底的“七合一”选举。因国民党马英九执政饱受岛内质疑，整体选情呈现“民攻国守”的态势，民进党不仅在既有的六个执政县市保持民调领先，其内部评估还可能在四个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取得突破。从目前情况看，蔡英文将凭借年底选战进一步累积实力和声望，从而为代表民进党进军2016年“大选”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中间偏左”的社会路线
20世纪90年代，民进党曾以“中间偏左”路线争取工农等中下阶层支持，成功扩大社会基础。然而，陈水扁在2000年执政后逐步与社会运动拉开距离，直至大幅脱节，乃至与大财团建立政商寻租关系，暴露出民进党十余年来在理念、价值、形象、组织、行动力等多方面存在的缺陷。2008年蔡英文任民进党主席后，面对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对台湾社会的深刻冲击，重新提出要将民进党发展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比如，从组织上改“社会发展部”为“社会运动部”，优化与公民社会的对话，提出维护“三中”（中下阶层、中小企业、中南部）利益诉求。在2012年“大选”中，蔡英文在社会经济政策上进一步走向偏左路线，刻意突出岛内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以照顾弱势边缘群体利益的“分配正义”为口号吸纳所谓“三中群体”的支持，掀起一股不小的声势。然而，2012年5月苏贞昌任党主席后，无力领导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反而在社运中遭遇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危机。
对此，蔡英文在重掌民进党前就提出，“民进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必须做出抉择，不能再把街头让给公民团体”，“重建民进党与社会的信任契约”。蔡英文再次“回锅”民进党主席后，提出的三大任务之一即是将政党智库“新境界文教基金会”改造为民进党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对话平台，与公民团体展开全面性对话。蔡英文较苏贞昌更掌握民进党走社会路线的方向和路径，将会利用趋于高涨的社会运动作为打击国民党的政治动员手段。但在如何弥合民进党与公民社会所扮演不同角色的差异，化解二者在某些议题上的对立紧张，进而实现政策上的衔接和整合，将社会运动力量吸纳到民进党的支持光谱中，蔡英文仍面临很大的挑战。
两岸政策受到三大结构的制约
今年民进党内一些人士提出冻结“台独党纲”主张，是2012年民进党再次败选后党内围绕两岸政策调整的后续发展，显示民进党内部“务实派”和“保守派”围绕两岸政策的分歧在扩大，矛盾在上升。
一部分立场务实的人，看到民进党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日益被边缘化，认为“台独党纲”是造成大陆和美国对民进党不信任、岛内民众对民进党重新执政怀有疑虑的根源所在，因此主张“冻独”，一举突破民进党与国民党在两岸政策竞争上长期被动挨打的困境，希望帮助民进党完成执政最后一里路。但“台独基本教义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民进党不能为了执政放弃了所谓的建党理念，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不再明确标举“台独”旗帜，才导致连连败选。面对党内在处理“台独党纲”问题上难以调和的分歧，蔡英文从技术上将提案转交中执会讨论，以这种相对保险的做法防止矛盾扩大化，维护内部团结，同时为下一步调整两岸政策预留空间。
未来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走向，与2008年下台以来一直在寻找的转型之路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历史经验看，民进党的转型，一方面受到该党领导者的观念、能力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两岸关系、岛内政党政治、民进党派系政治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与苏贞昌相比，蔡英文确实在政策论述、权力基础上更胜一筹。在两岸关系上，蔡英文曾参与协助台湾当局国际贸易事务谈判，在上世纪90年代就任“陆委会”咨询委员，在陈水扁执政后又任四年“陆委会主委”，可以说长期观察和处理两岸事务。因此，蔡英文在“台独”核心立场上与苏贞昌并无本质不同，但更精于对路线政策的包装和行销，在巩固绿营基本盘的同时，对中间选民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
为打赢2016年选战，蔡英文已逐步在策略上改变民进党长期“逢中必反”的一些思维和做法，如未正面反制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赴台访问，对民进党县市长推动两岸城市交流持开放立场等，以此展现理性务实的形象。但是，蔡英文仍在利用“民主原则”、“自由价值”、“经济自主”、“透明化”、“利益分配”等旗号，干扰破坏马英九当局推动扩大两岸交流合作的经贸政策，导致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仍难以在“立法院”通过和生效。
蔡英文要想带领民进党重返执政，必须要处理两岸关系。但在当前台湾这一特殊的政治系统中，民进党领导者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是相对的，能量也是有限的。不管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如何走，都将受到三大结构的制约。
首先是两岸关系结构。大陆实力持续增强，GDP总量已是台湾的17倍，并仍在扩大；国际上“一个中国”框架愈益巩固，“台独”不仅在国际社会没有市场，在岛内社会的话语权也在逐步减弱。面对大陆对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不断增强，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的压力越来越大，短期策略上的拖延只会使其陷入更大战略上的困境。
其次是蓝绿对峙的政治结构。在今后一个时期，蓝绿对峙的二元冲撞结构仍是民进党转型必须面对的最主要政治环境。民进党从根本上改变“逢国必反”的政治行为非常困难，这将限制其推动转型的方向和力度。同时，民进党将始终面临国民党大陆政策的竞争压力。民进党内不少人担心，若向认可“一中架构”的立场移动，国民党在两岸论述上会更进一步，届时恐将造成被动的“政策追赶”，并引发“台独基本教义派”反弹。
最后是派系倾轧的党内结构。民进党转型面对的最主要党内结构是派系政治和观念分化，其结果是造成在两岸政策上缺乏统一的战略设计和策略运用。由于两岸政策主张长期基本沦为党内权斗工具，蔡英文在处理党内关于两岸政策的分歧十分谨慎，目前只能接受作为党内最大公约数的“台湾前途决议文”。
面对时代、环境和潮流在变，蔡英文为了2016年“大选”将不得不重新思考和构建两岸论述，去探索一个相对务实的方案，走一条妥协平衡的路线。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对外关系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