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京师大学堂参加了一场题为“和谐中国，和谐亚洲”的研讨会。这是一场国际关系学者与中国文化学者的对话，对于急于从国学中寻找启示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比如笔者，启示不少。罗列如下。
　　以直报怨
　　会议期间，少不了谈钓鱼岛问题。对于伤害过我们的国家，应该持何态度？国际关系学界有人说“以德报怨”，也有人说“以怨报怨”。武汉大学一位退休的教授说，应该是“以直抱怨”，即“以己之正确见解化开别人的怨恨”。直不是公正直率，而是“正见”。
　　由此而想，“德”过于高尚，或许能体现政治家的胸怀，但朴素的老百姓不一定接受。“怨”又过于狭隘，冤冤相报何时了，朴素的老百姓也不一定接受。所以，以“直”为好，更持中，这个“正见”，不就是我们常说的根据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判断吗？
　　和谐的路径
　　这些年来，“和而不同”耳熟能详。而一位刘老前辈对实现和谐的路径做了很好的阐释。他说，和谐包含三个相辅相成的意思。第一是自治、自律、自立，英文是autonomy，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第二是竞争，英文是compete，竞争是和谐不可少的条件，知己知彼，和谐不是没有批评，和谐不是回避矛盾。第三是妥协，英文是compromise，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在我理解，和谐就是容纳矛盾，转化矛盾，化解矛盾。细想，这三个层面真棒，把如何将关系和谐化全部点明。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和官员，如此这般道来，既体现中华文化之宽博广厚，又能与西方文化成功对接，何乐而不为？
　　命运共同体
　　读党的十八大报告，发现两处提到“命运共同体”，一个是海峡两岸是命运共同体，一个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报告说，“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想起会上一位冯老前辈从中国的“五伦”讲到命运共同体。他说，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间包含着人际间的温情、理解和信任，而且是相对性的、双向性的要求，由此形成较为和谐的人伦关系，在利益驱动的现代社会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创造了经济奇迹，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和借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亚伦理的人际和谐精神得到现代式发挥，将企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命运共同体”，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和”的精神凝聚下，形成长久、牢固的“合力”，而不是短暂的利用关系。这正是对东亚和合精神的创造性发挥，暗含了孟子的名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与佛教的“丛林共住精神”。
　　如果从“人伦”延伸到“国伦”，东亚显然还缺乏相对性的、双向性的道德要求，一方和平发展难以唤起另一方的善意回应。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东亚乃至亚太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愈加明晰，但能否以国家间的纲法伦常，或曰共同规范，走向相互适应，争取共赢，依旧路漫漫其修远兮。
　　中庸辩证法
　　参会后，抓紧从头到尾细细拜读了一遍外交学院秦亚青老师的《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此书是作者历时八年，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学派问题的力作。当我们还在捡些中国文化的只言片语、作点滴和片段式的感悟式思考的时候，作者已经从中国哲学思维的层面，挖掘中庸辩证法，抓住“元关系”，强调关系与进程，进行了完整的理论构建。作者说，“中庸辩证法之所以与西方哲学所熟知的二分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是因为它以和谐而不是以冲突为核心的”。中庸辩证法更倾向于互容、和平、中庸、渐进的过程，冲突辩证法更倾向于对抗、暴力、偏执、激进的过程。
　　“和谐”是好，我们更需要“和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