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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上海满大街的便利店，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方便，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活力。说到便利店，上海早已有之，那就是散落在大街小巷的烟杂店。
烟杂店，也有称烟纸店的，顾名思义，经营范围以香烟为主，以杂货为辅。烟杂店经营场所不大，小有规模的，也就20平方，最小的只能放一只柜台，3、4个平方。沿店面平行的柜台是由木头、玻璃组合起来的，柜台上放着铁皮瓶架，按照需要，可放4、6、8只不等的兔子瓶，瓶里装着花花绿绿的食品，硬糖、粽子糖、清凉糖，薄荷糖，棒头糖。瓶盖是锡的，由于年代久远，锡制的瓶盖都龇牙咧嘴，不那么雅观。瓶架往往放在窗口的醒目处，吸引着孩子的眼球。在瓶架边上还有一种直瓶，有放蜜饯的，像咸支卜、盐津枣，也有放包好的油汆豆辧、油汆果玉（花生），那油从黄黄的包装纸渗透出来，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引得人口水直流。
我住的弄堂里有好几家烟杂店。有家小店，老板50多岁，夹在鼻子上的老花眼镜总好像要往下掉，因此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眼白多于眼黑。我那时戴着两条杠，读书成绩比较好，老板很喜欢我，常常唤我：“中队长，帮我抄份东西。”完事后，老板用调羹在兔子瓶里舀一小勺弹子糖放到我的手心里，引得弟弟、妹妹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不过最吸引我的是店里的火药纸，那是一张和练习簿大小一般、呈暗红色的纸，上面有一排排凸起的火药，撕下来放入木枪中（也有用铁丝做的），然后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同志们，前进！”随之扳机一勾，“乓”地一声，那才威风呢。那时一家大小8口人，全靠母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父亲早在1958年就去世，根本不可能满足我这奢侈的愿望。1967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春节，拿了学徒工资，就买了整整一大版火药纸，用自行车轮上的钢丝拗成了钢丝枪，我和弟弟轮流或用枪射击、或拿砖头狠狠地砸去，“砰砰啪啪”，响声不断，总算过了一把瘾。
烟杂店是小本买卖，本小利微，没有仓库，周转很快，天天批货，市场行情拎得特别清楚。在店里打点的就是夫妇俩人，老板娘是帮工。烟杂店也有人称“夫妻老婆店”，出典恐怕就源于此。老板去批货，老板娘一边纳鞋底，一边烧饭，一边带孩子，一边看店，也忙得够呛。烟杂店不大见有雇伙计的，这除了要考虑成本外，家里地方小也是个重要因素，一般烟杂店都是家连店，店连家，没有地方可供伙计睡觉。老板还兼采购、运输，外出批货，或挎着纸盒，或拎着布袋，肩扛手提，一般都是步行，几分钱的车钱也是要省的。我家弄堂口的小店有一辆脚踏车，老板出车前，先用两只衣夹将裤脚夹紧，将固本肥皂的纸盒往书包架上一扎，然后一个跨越，绝尘而去，骑车姿势十分优雅，招人眼红。
烟杂店的商品大都能拆零，信纸、信封可一张一卖。一次，我那读小学的弟弟给过街楼的叔叔买香烟，叔叔给了5分钱买飞马和勇士烟，那年头这两种烟是普通劳动者的大众消费，价格分别为0.28和0.13元。拿到钱，弟弟犯愁了，弟弟事先用铅笔认真算了几遍，总还有零头。到了小店，老板算也不算就给了2支飞马3支勇士，又添了2张手纸。弟弟好像发现了新大陆，2支飞马3支勇士，4分7厘5，再给2张手纸，公平交易啊。从此，烟杂店老板的精乖就留在脑海里了。
在烟杂店的门板上，都有一扇小门，一尺见长。那时调皮，小店门板关好以后，我和小伙伴常常猫着腰在小门上敲一下，待老板将小门打开：“谁呀？”我们顿时作鸟兽散，老板一声“小赤佬”，小门“吱”地又关上了。不过，我倒是有过一次和小门打交道的经历。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我的肚子疼得不行，大呼小叫，母亲也慌了神，赶紧去敲小店的小门，老板递了瓶十滴水出来，慌忙之际，母亲连钱也没带，老板说：“都是乡邻乡亲的，着什么急啊。”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敲那扇小门了。
老板的儿子叫小开，姓王叫王小开，姓张叫张小开，小开比老板时髦，头发三七开，皮鞋蹭亮，裤缝笔挺，皮带上的金属搭扣总是有意无意露出来。小开一般初中肄业，有点文化，写字间进不去，小老板又不想当，吃吃白相相，乘老头子不在，有时溜进店堂间，捞几块牛皮糖，捧一把弹子糖，老板娘望着宝贝儿子也只能无可奈何。相比之下老板就土多了，脚蹬布鞋，穿皱巴巴的上衣，裤子是那种123式样，裤沿处是白边，一块布条当腰带，老花眼镜的一条腿是用绳子代替的。我认识一个小老板，一年四季不穿袜子，家里大大小小几张嘴都靠这爿小店养活，日子过得很艰辛，老板还是苦苦支撑着。
每年除夕、初五接财神，烟杂店老板多多少少总要放点爆竹，总要重新张贴“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之类的对联，盼望来年生意大发。尽管店里现在用的还是昏暗的电灯，日光灯争取明年再买吧。小店的名称寄托着老板的全部希望，这些店名往往叫“万昌”、“顺发”、“兴隆”、“泰祥”、“元丰”。
烟杂店，上海这道独特的风景，陪伴这座城市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尽管烟杂店曾经有过辉煌，然而它的破旧落后与我们这座城市越来越不相容，“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烟杂店将逐渐被便利店取代，已是大势所趋。然而有时在上海的角角落落发现一爿烟杂店，它顽强的生命力，引发了我无尽的思绪。
烟杂店，也有称烟纸店的，顾名思义，经营范围以香烟为主，以杂货为辅。烟杂店经营场所不大，小有规模的，也就20平方，最小的只能放一只柜台，3、4个平方。沿店面平行的柜台是由木头、玻璃组合起来的，柜台上放着铁皮瓶架，按照需要，可放4、6、8只不等的兔子瓶，瓶里装着花花绿绿的食品，硬糖、粽子糖、清凉糖，薄荷糖，棒头糖。瓶盖是锡的，由于年代久远，锡制的瓶盖都龇牙咧嘴，不那么雅观。瓶架往往放在窗口的醒目处，吸引着孩子的眼球。在瓶架边上还有一种直瓶，有放蜜饯的，像咸支卜、盐津枣，也有放包好的油汆豆辧、油汆果玉（花生），那油从黄黄的包装纸渗透出来，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引得人口水直流。
我住的弄堂里有好几家烟杂店。有家小店，老板50多岁，夹在鼻子上的老花眼镜总好像要往下掉，因此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眼白多于眼黑。我那时戴着两条杠，读书成绩比较好，老板很喜欢我，常常唤我：“中队长，帮我抄份东西。”完事后，老板用调羹在兔子瓶里舀一小勺弹子糖放到我的手心里，引得弟弟、妹妹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不过最吸引我的是店里的火药纸，那是一张和练习簿大小一般、呈暗红色的纸，上面有一排排凸起的火药，撕下来放入木枪中（也有用铁丝做的），然后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同志们，前进！”随之扳机一勾，“乓”地一声，那才威风呢。那时一家大小8口人，全靠母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父亲早在1958年就去世，根本不可能满足我这奢侈的愿望。1967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春节，拿了学徒工资，就买了整整一大版火药纸，用自行车轮上的钢丝拗成了钢丝枪，我和弟弟轮流或用枪射击、或拿砖头狠狠地砸去，“砰砰啪啪”，响声不断，总算过了一把瘾。
烟杂店是小本买卖，本小利微，没有仓库，周转很快，天天批货，市场行情拎得特别清楚。在店里打点的就是夫妇俩人，老板娘是帮工。烟杂店也有人称“夫妻老婆店”，出典恐怕就源于此。老板去批货，老板娘一边纳鞋底，一边烧饭，一边带孩子，一边看店，也忙得够呛。烟杂店不大见有雇伙计的，这除了要考虑成本外，家里地方小也是个重要因素，一般烟杂店都是家连店，店连家，没有地方可供伙计睡觉。老板还兼采购、运输，外出批货，或挎着纸盒，或拎着布袋，肩扛手提，一般都是步行，几分钱的车钱也是要省的。我家弄堂口的小店有一辆脚踏车，老板出车前，先用两只衣夹将裤脚夹紧，将固本肥皂的纸盒往书包架上一扎，然后一个跨越，绝尘而去，骑车姿势十分优雅，招人眼红。
烟杂店的商品大都能拆零，信纸、信封可一张一卖。一次，我那读小学的弟弟给过街楼的叔叔买香烟，叔叔给了5分钱买飞马和勇士烟，那年头这两种烟是普通劳动者的大众消费，价格分别为0.28和0.13元。拿到钱，弟弟犯愁了，弟弟事先用铅笔认真算了几遍，总还有零头。到了小店，老板算也不算就给了2支飞马3支勇士，又添了2张手纸。弟弟好像发现了新大陆，2支飞马3支勇士，4分7厘5，再给2张手纸，公平交易啊。从此，烟杂店老板的精乖就留在脑海里了。
在烟杂店的门板上，都有一扇小门，一尺见长。那时调皮，小店门板关好以后，我和小伙伴常常猫着腰在小门上敲一下，待老板将小门打开：“谁呀？”我们顿时作鸟兽散，老板一声“小赤佬”，小门“吱”地又关上了。不过，我倒是有过一次和小门打交道的经历。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我的肚子疼得不行，大呼小叫，母亲也慌了神，赶紧去敲小店的小门，老板递了瓶十滴水出来，慌忙之际，母亲连钱也没带，老板说：“都是乡邻乡亲的，着什么急啊。”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敲那扇小门了。
老板的儿子叫小开，姓王叫王小开，姓张叫张小开，小开比老板时髦，头发三七开，皮鞋蹭亮，裤缝笔挺，皮带上的金属搭扣总是有意无意露出来。小开一般初中肄业，有点文化，写字间进不去，小老板又不想当，吃吃白相相，乘老头子不在，有时溜进店堂间，捞几块牛皮糖，捧一把弹子糖，老板娘望着宝贝儿子也只能无可奈何。相比之下老板就土多了，脚蹬布鞋，穿皱巴巴的上衣，裤子是那种123式样，裤沿处是白边，一块布条当腰带，老花眼镜的一条腿是用绳子代替的。我认识一个小老板，一年四季不穿袜子，家里大大小小几张嘴都靠这爿小店养活，日子过得很艰辛，老板还是苦苦支撑着。
每年除夕、初五接财神，烟杂店老板多多少少总要放点爆竹，总要重新张贴“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之类的对联，盼望来年生意大发。尽管店里现在用的还是昏暗的电灯，日光灯争取明年再买吧。小店的名称寄托着老板的全部希望，这些店名往往叫“万昌”、“顺发”、“兴隆”、“泰祥”、“元丰”。
烟杂店，上海这道独特的风景，陪伴这座城市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尽管烟杂店曾经有过辉煌，然而它的破旧落后与我们这座城市越来越不相容，“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烟杂店将逐渐被便利店取代，已是大势所趋。然而有时在上海的角角落落发现一爿烟杂店，它顽强的生命力，引发了我无尽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