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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她乘轮船去香港，途遇海盗登船，洗劫财物。但海盗在文件中发现她是张竹君后，竟忙将财物退还，叩头赔礼。
英国护士南丁格尔在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率领众护士救治了大量伤员，并创办护士学校，推动了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她的诞辰日也因此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无独有偶，近代广东也出现了一位类似的杰出女性——张竹君。
“穗城奇女”
俗话说“英雄莫问出处”，但张竹君的年少经历，对于她后来的人生抉择倒很是起了些作用。她是广东省番禺县（今广州市）人，光绪五年（1879）前后生于一个官宦之家，有兄弟姊妹多人，排行第五。据说她小时候患有严重的“脑气筋病”，竟至半身麻木。无论是私人医馆，还是游医郎中都束手无策。她的家人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她送到外国人在广州创办的博济医院住院诊治，后来竟“慢慢地好了”。
博济医院创建于1835年11月4日。它是广东巨商伍秉鉴捐款、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医师创办的“亚洲最早之西医院”，也是如今的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有会到了医学的重要性，张竹君发愿学医，并如愿进入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求学。这在深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化，妇女因而被各行各业排斥在外的晚清时期，当然是很不寻常的做法。
南华医学堂不但是我国第一所西医专科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共学的学校。当时在南华医学堂学医者多是立志“以医救国”的年轻人，孙中山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都毕业于此。耳濡目染之下，年轻的张竹君自然也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为其后毕生奉行的“救人救世救国，医人医身医心”的信条奠定了基础。
1900年，张竹君从南华医学堂毕业，开始了自己悬壶济世的医师生涯。自毕业一年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她先后创办了位于荔湾的提福医院和位于珠江南岸的南福诊所，并亲任院长，在广州开创了由中国人自办医院和女子任院长的先河。
身为医生，张竹君自然无法如同当时的富家小姐们那样深居闺门之中。由于她把诊所开在广州闹市，每次从西关大屋出门，她往往“头戴礼帽，一身男式西装，每次出门，都坐四个人抬的敞篷椅轿，穿街过市”。清末广东的社会风气虽然比内地要开通很多，但如此称得上“离经叛道”的举动，还是引来路人纷纷驻足而观。张竹君毕竟是个女儿家，被看得很是不好意思。为了遮羞，以后再出门坐轿，她就手拿着一本精装的洋书，假装在轿上看书。这样一来，反而更显得神情严肃，凛然不可侵犯。实际上，轿子忽上忽下、跳动不已，如何看得清楚，不过是摆样子而已。于是她的朋友们编了个歇后语，“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一时之间，在羊城内外成为笑谈。
虽然如此，张竹君所办的诊所却生意兴旺，求医者日众。彼时，“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尚根深蒂固，“一位女医生对于中国妇女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她们不会允许一个男性来诊治她们”。张竹君等女医生的出现，恰恰解决了女性就医难的问题，深受广大妇女欢迎。张竹君除了忙于应付门诊，还经常出诊。有个老妇病人就感叹道：南福医院者，人间之天堂也;五姑（张竹君）者，人间之神仙也……”以此观之，张竹君在当时病人的心目中，医德相当崇高。
当然，在医院救死扶伤，不是张竹君一人独力所能办到的事情，还需要医生与护士。光绪二十八年（1902），她毅然把南福诊所改为育贤女学，招收女学生十余人，这是广东最早由中国人办的女子学校。张竹君既当校长又当教师，既教授医学，还传授一些浅近的近代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格致等，终日忙碌不停。张竹君的母亲也是一位开明而有文化的妇女，也被她请到学校来任教，成为学校仅有的两名教师之一。母女同心合力办校，一时传为佳话。
这位“穗城奇女”的名声不胫而走。1902年，同盟会社会活动家马君武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为张竹君立传（《女士张竹君传》），称赞她，“竹君者，诚中国之女豪杰，不可不记录其言论行事，以唤起中国二万万睡死腐败妇女之柔魂也”。这一大作被天津《大公报》等陆续转载，张竹君也被誉为“妇女界之梁启超”。
到了1904年4月，适逢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为了救护东北民众，张竹君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一起前往。战事停止后，她受到仰慕她的上海士绅和朋友的热情挽留。盛情难却，张竹君就此寓居上海。她在上海的作为仍旧沿袭了在广州时的思想。比如，张竹君向来认为，妇女所患之病多于男子，而中国女子上学者少，习医者尤少，所以要开创女科，招收女生。1905年，上海最早的女醫学校、坐落于今黄浦区黄河路125弄的“女子中西医学校”宣告成立，张竹君亲任校长。几年后，“上海医院”又在上海老城厢所在的南市（今属黄浦区）宣告建立，张竹君担任监院（院长）。当时，上海滩十里洋场里的医院虽多，却都是洋人所建，中国人入院治疗，饮食起居总感觉不便，“而妇女尤不相宜”。相比之下，上海医院“上午中医送诊，下午西医送诊，兼赠药”，着实方便了国人就医。
张竹君实在是个大忙人，除了办医院，开学校，她还在其住所开办了一个卫生讲习会，除礼拜天外，每天下午4时至6时，宣讲卫生知识。她在卫生讲习会上，批评女性为了漂亮和讨男人喜欢而缠足，用含铅的粉黛化妆，或把黑油或胶漆涂在头上，用这些有毒的物品来伤害自己的身体。她号召女性自强自立，打破“倚赖之根性”，确立女性在社会上的“新角色”。由于她在上海时同样为妇女界作了许多贡献，其声誉与在广州一样日隆。
霍乱克星
当然，令张竹君声名鹊起的缘由还不止于此。1902年初，广州爆发霍乱。按照当时《海关医报》的记载：“在中国人中1月份即开始出现霍乱，突然袭击外国人是在2月26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英国年轻人，24小时内即死亡。”当时的广州已是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英国传教士施美夫曾这样描述道：新到达的外国人听说广州人口逾百万，自然会流露出惊讶或不信的表情。然而，一旦见到密密麻麻的街道，稠密的居民，匆忙的行人，拥挤在1.5米至2.7米宽的胡同里，不由他不信广州的确有那么多人。” 霍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暴发，对于老百姓的威胁自不待言。为了阻止来势凶猛的疫情迅速蔓延，广州的爱育善堂、广仁善堂、崇正善堂、述善善堂、明德善堂、润身善堂、惠行善院、广济医院、方便医院等九大慈善福利机构与番禺、南海两县的官绅开会共商控制和急救办法，并特邀当时已颇有名气的提福医院院长张竹君参加。
张竹君依据自身所掌握的预防医学知识，在会上指出：疫情传播皆由患者吐泻秽物，污染江河水源所引起，须劝止市民汲食污染的河水、井水。”这的确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之处。当时广州供水条件非常恶劣，居民生活给水主要取自江河或井水。水源若被污染，自然极易成为散播病菌的媒介，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后来两广总督岑春煊在上书朝廷的奏议里也承认，“虽致疫不止一端，而大端由于饮水之不洁”。
但是，当时广州还没有自来水（1908年，增埗自来水厂才开始向广州供水）。为此，张竹君建议广州地方当局用船从省城郊外的石门运送洁净的清水供市民饮用，并禁止贩卖腐烂瓜菜，向病人家属宣传不应将吐泻秽物倾倒在江河里，而应予以焚毁，同时向广大民众宣传卫生知识，提倡饭前便后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张竹君的建议为南海、番禺两县县令采纳，两广总督下令官府派出四条兵舰，拖载40条水船从石门运水供市民饮用。数周之内，广州的疫情就得到了控制，霍乱不再传播。这也在我国的预防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也是在这一年（1902），为了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学习国外新的医疗技术，张竹君先后到新加坡、英国两地考察。在新加坡医院考察时，张竹君受聘任新加坡中国医院院长助理。当她目睹新加坡鼠疫流行、死者无数的悲惨情景后，更大大加深了对预防医学的认识。之后，张竹君又转赴英国医院考察，以吸收国外办医院的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在20多年后，又在上海派上了用场。
与广州相比，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上海号称“远东大都市”，其人口更加密集，传染病所造成的威胁自然更大——霍乱几乎每年都发生。1926年7月，因闸北水厂水源受污染，引发霍乱大流行，波及全市，死亡300多人。8月7日，《申报》报道载：“……大吉路方斜路一带之棺木店都已将存货售毕，星夜赶制新棺者比比皆是，足见近来死亡之众多。”当时的张竹君早已辞去上海医院的院监职务，而专注于自己在1917年创办的健华颐疾园。为解决门诊病人暴增和传染患者住院等诸多问题，她采用了与在广州控制霍乱的同样办法，强调做好对吐泻秽物的处理，同时将健华颐疾园改设为临时“沪西时疫医院”，扩大门诊，每天收诊霍乱病人达数百人，需要住院者尽量收治，有效遏制了疫情传播。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卫生处官员也对她采取的办法甚为赞许。
在忙碌的医疗事业下，张竹君终生未嫁，但她却在救死扶危的数十年间，先后收养了20多个孤儿、弃婴，并把他们抚育长大、培养成才，视同己出。她让孩子们都称呼她为爸爸，因为她觉得，她只是尽了教育的责任，而没有生育他们。凡此种种，令时人与后世钦佩不已。不过，真正让张竹君青史留名，尤其是被称作“中国的南丁格尔”的缘由，却是来自辛亥革命的震天炮火之中。
“南丁格尔之再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惊慌失措的清廷迅速调集包括精锐的北洋军在内的水陆大军开赴湖北，妄图将这场起义扼杀于襁褓之中。革命军渡江前往汉口，在刘家庙阻击北洋军集结反攻。10月18日，惊天动地的阳夏保卫战爆发，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场长达41天的鏖战中。
听闻武汉一带伏尸遍地、江水为赤的惨状后，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张竹君便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表示自己“愿率同学数十人先赴鄂、次赴蜀”，以尽天职。赤十字会标榜着“本人道主义，救护因战受伤之人，不论何方面人，视同一体”的信条，很快在上海滩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参加者都是义务奉献，没有薪水，还要自行筹资购药和负担其它费用，但仅经过几天的动员，10月24日晚，由会长张竹君领队，新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会员男女100余人就登上了英商怡和公司“瑞和”号轮船，溯长江而上，前往武汉。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队伍中，有几个人使用了化名，并且是无医护执照的“男女医生”。后来人们知晓，他们的真名是：黄兴、徐宗汉、宋教仁……他们使用化名是有缘由的。张竹君曾作过一首名为《题〈东欧女豪杰〉小说后》的近体诗。里面有一句就写道，“天心岂厌玄黄血，人事难平黑白棋”，对清廷腐朽统治的不满之意跃然纸上。因此，早在1907年，张竹君与她的密友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就都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黄兴等人急赴上海，准备前往武汉。然而，当时上海、江苏等地的沿（长）江口岸仍为清军掌控，清廷官吏在各口岸严密盘查，由沪抵鄂，谈何容易。张竹君得知此事后，毅然答应将他们混入中国赤十字会队伍中，送往武汉。在赤十字会的旗帜和白大褂的掩护下，一行人果然巧妙通过了层层封锁。船过江西九江时，黄兴见清军湖口炮台已竖起白旗，知道九江已经光复，便对众人说道，“我们已到自己的地带了！”百余人皆欢呼不已。
10月28日下午5时，“瑞和”号安全到达武昌码头。革命军为此特制一面“黄兴到”的大旗，先于武昌城头巡游，又往前线奔走，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至于张竹君，她还未安顿就被革命军军政分府急急请去治伤。生于官宦之家的张竹君平日出门习惯乘车坐轿，但此时，她却不顾劳累，二话不说，提起药箱就走。沿途伤员遍地，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张竹君边走边为伤员包扎治疗，到达五里之外的目的地时，已治伤员30多人。在军政分府诊治结束后，张竹君马不停蹄，即刻返回驻地，此时已有50多名伤员在等候着她的治疗。武汉战事之酷烈，由此可见一斑。
张竹君从上海出发时就公开表示：“鄙人此行，生死不可知。”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她在武昌时曾两次遇袭。11月10日，张竹君和往常一样，在汉口一偏僻码头登船去武昌，清军却突然涌现，向她开枪，幸亏小船疾驰而去，一连七枪都被她躲过了。同月15日，张竹君率队去汉阳做救护工作，她因劳累过度，无法步行，只得由轿子抬着前行。队员们都佩戴着赤十字臂章，队列前后又都打着赤十字会旗，可就在他们通过汉江浮桥时，北洋军士兵竟毫无人道地悍然开枪，再朝刚登岸的轿子开炮。幸好轿旁的温医生听到炮弹的呼啸声，猛然将张竹君连人带轿推倒在地，她才幸免于难。
既便如此，在武汉的两个多月中，張竹君仍率领中国赤十字会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救疗受伤士兵1300余人。战斗激烈的那几天，张竹君白天在汉阳分院，晚上返回汉口总部抢救重伤员和布置全队工作，乃至“食不知味，寝不交睫”。她的这种救死扶伤、为社会大众服务的精神，不能不受到广大群众推崇和赞誉。当时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在《致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女士书》里，就将其称赞为“南丁格尔之再见（现）”。
这样一个称谓绝不是刻意比附。因为在张竹君身上，人们确实可以看到南丁格尔的影子，两人都生于富有家庭，均终生未嫁，同样都将一生献于红十字事业。晚至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位于华界（闸北）的上海广肇医院被日寇炮弹击中，张竹君此时虽已年届六旬，仍亲自带领助手救人，深夜偷越法租界，往返枫林桥救护受伤军民，又不顾危险，雇大卡车数辆，把伤病员全部抢运出来。此是后话。
在辛亥革命中的武汉，张竹君的左手在一次手术中不慎划破，引起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退，加上过度劳累，她终于病倒了。因“两手尽肿，而两军适又停战”，1911年12月，张竹君“因暂回沪上略为休养，且采办冬衣、药料”。当她回到上海时，社会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这位“中国的南丁格尔”凯旋。民国肇造后，孙中山授其“立国纪念勋章”，军民们亦赠予她“巾帼伟人”的匾额。但张竹君功成不居，既不要求做官，也绝口不言功绩。如此高风亮节，令其更受时人钦敬。1924年，她乘轮船去香港，途遇海盗登船，洗劫财物。但海盗在文件中发现她是张竹君后，竟忙将财物退还，叩头赔礼。足见是非公道，终在人心。
张竹君一生从医。在她70多岁时，有人好奇地问她，辛劳一生，得到了什么，她轻描淡写地答道：“我还年轻呢，我要做的事业还多，我的责任还没有尽呢。一息尚存，我该为社会、为国家来尽我的力量。”
1964年，她以88岁的高龄，在上海走完了充满传奇、令人称赞的一生。恰如同盟会早期知名人物冯自由所言，凡言清季之女志士，不能不推广东女医士张竹君为首屈一指”。
（作者系文史学者）
英国护士南丁格尔在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率领众护士救治了大量伤员，并创办护士学校，推动了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她的诞辰日也因此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无独有偶，近代广东也出现了一位类似的杰出女性——张竹君。
“穗城奇女”
俗话说“英雄莫问出处”，但张竹君的年少经历，对于她后来的人生抉择倒很是起了些作用。她是广东省番禺县（今广州市）人，光绪五年（1879）前后生于一个官宦之家，有兄弟姊妹多人，排行第五。据说她小时候患有严重的“脑气筋病”，竟至半身麻木。无论是私人医馆，还是游医郎中都束手无策。她的家人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她送到外国人在广州创办的博济医院住院诊治，后来竟“慢慢地好了”。
博济医院创建于1835年11月4日。它是广东巨商伍秉鉴捐款、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医师创办的“亚洲最早之西医院”，也是如今的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有会到了医学的重要性，张竹君发愿学医，并如愿进入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求学。这在深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化，妇女因而被各行各业排斥在外的晚清时期，当然是很不寻常的做法。
南华医学堂不但是我国第一所西医专科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共学的学校。当时在南华医学堂学医者多是立志“以医救国”的年轻人，孙中山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都毕业于此。耳濡目染之下，年轻的张竹君自然也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为其后毕生奉行的“救人救世救国，医人医身医心”的信条奠定了基础。
1900年，张竹君从南华医学堂毕业，开始了自己悬壶济世的医师生涯。自毕业一年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她先后创办了位于荔湾的提福医院和位于珠江南岸的南福诊所，并亲任院长，在广州开创了由中国人自办医院和女子任院长的先河。
身为医生，张竹君自然无法如同当时的富家小姐们那样深居闺门之中。由于她把诊所开在广州闹市，每次从西关大屋出门，她往往“头戴礼帽，一身男式西装，每次出门，都坐四个人抬的敞篷椅轿，穿街过市”。清末广东的社会风气虽然比内地要开通很多，但如此称得上“离经叛道”的举动，还是引来路人纷纷驻足而观。张竹君毕竟是个女儿家，被看得很是不好意思。为了遮羞，以后再出门坐轿，她就手拿着一本精装的洋书，假装在轿上看书。这样一来，反而更显得神情严肃，凛然不可侵犯。实际上，轿子忽上忽下、跳动不已，如何看得清楚，不过是摆样子而已。于是她的朋友们编了个歇后语，“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一时之间，在羊城内外成为笑谈。
虽然如此，张竹君所办的诊所却生意兴旺，求医者日众。彼时，“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尚根深蒂固，“一位女医生对于中国妇女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她们不会允许一个男性来诊治她们”。张竹君等女医生的出现，恰恰解决了女性就医难的问题，深受广大妇女欢迎。张竹君除了忙于应付门诊，还经常出诊。有个老妇病人就感叹道：南福医院者，人间之天堂也;五姑（张竹君）者，人间之神仙也……”以此观之，张竹君在当时病人的心目中，医德相当崇高。
当然，在医院救死扶伤，不是张竹君一人独力所能办到的事情，还需要医生与护士。光绪二十八年（1902），她毅然把南福诊所改为育贤女学，招收女学生十余人，这是广东最早由中国人办的女子学校。张竹君既当校长又当教师，既教授医学，还传授一些浅近的近代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格致等，终日忙碌不停。张竹君的母亲也是一位开明而有文化的妇女，也被她请到学校来任教，成为学校仅有的两名教师之一。母女同心合力办校，一时传为佳话。
这位“穗城奇女”的名声不胫而走。1902年，同盟会社会活动家马君武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为张竹君立传（《女士张竹君传》），称赞她，“竹君者，诚中国之女豪杰，不可不记录其言论行事，以唤起中国二万万睡死腐败妇女之柔魂也”。这一大作被天津《大公报》等陆续转载，张竹君也被誉为“妇女界之梁启超”。
到了1904年4月，适逢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为了救护东北民众，张竹君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一起前往。战事停止后，她受到仰慕她的上海士绅和朋友的热情挽留。盛情难却，张竹君就此寓居上海。她在上海的作为仍旧沿袭了在广州时的思想。比如，张竹君向来认为，妇女所患之病多于男子，而中国女子上学者少，习医者尤少，所以要开创女科，招收女生。1905年，上海最早的女醫学校、坐落于今黄浦区黄河路125弄的“女子中西医学校”宣告成立，张竹君亲任校长。几年后，“上海医院”又在上海老城厢所在的南市（今属黄浦区）宣告建立，张竹君担任监院（院长）。当时，上海滩十里洋场里的医院虽多，却都是洋人所建，中国人入院治疗，饮食起居总感觉不便，“而妇女尤不相宜”。相比之下，上海医院“上午中医送诊，下午西医送诊，兼赠药”，着实方便了国人就医。
张竹君实在是个大忙人，除了办医院，开学校，她还在其住所开办了一个卫生讲习会，除礼拜天外，每天下午4时至6时，宣讲卫生知识。她在卫生讲习会上，批评女性为了漂亮和讨男人喜欢而缠足，用含铅的粉黛化妆，或把黑油或胶漆涂在头上，用这些有毒的物品来伤害自己的身体。她号召女性自强自立，打破“倚赖之根性”，确立女性在社会上的“新角色”。由于她在上海时同样为妇女界作了许多贡献，其声誉与在广州一样日隆。
霍乱克星
当然，令张竹君声名鹊起的缘由还不止于此。1902年初，广州爆发霍乱。按照当时《海关医报》的记载：“在中国人中1月份即开始出现霍乱，突然袭击外国人是在2月26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英国年轻人，24小时内即死亡。”当时的广州已是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英国传教士施美夫曾这样描述道：新到达的外国人听说广州人口逾百万，自然会流露出惊讶或不信的表情。然而，一旦见到密密麻麻的街道，稠密的居民，匆忙的行人，拥挤在1.5米至2.7米宽的胡同里，不由他不信广州的确有那么多人。” 霍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暴发，对于老百姓的威胁自不待言。为了阻止来势凶猛的疫情迅速蔓延，广州的爱育善堂、广仁善堂、崇正善堂、述善善堂、明德善堂、润身善堂、惠行善院、广济医院、方便医院等九大慈善福利机构与番禺、南海两县的官绅开会共商控制和急救办法，并特邀当时已颇有名气的提福医院院长张竹君参加。
张竹君依据自身所掌握的预防医学知识，在会上指出：疫情传播皆由患者吐泻秽物，污染江河水源所引起，须劝止市民汲食污染的河水、井水。”这的确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之处。当时广州供水条件非常恶劣，居民生活给水主要取自江河或井水。水源若被污染，自然极易成为散播病菌的媒介，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后来两广总督岑春煊在上书朝廷的奏议里也承认，“虽致疫不止一端，而大端由于饮水之不洁”。
但是，当时广州还没有自来水（1908年，增埗自来水厂才开始向广州供水）。为此，张竹君建议广州地方当局用船从省城郊外的石门运送洁净的清水供市民饮用，并禁止贩卖腐烂瓜菜，向病人家属宣传不应将吐泻秽物倾倒在江河里，而应予以焚毁，同时向广大民众宣传卫生知识，提倡饭前便后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张竹君的建议为南海、番禺两县县令采纳，两广总督下令官府派出四条兵舰，拖载40条水船从石门运水供市民饮用。数周之内，广州的疫情就得到了控制，霍乱不再传播。这也在我国的预防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也是在这一年（1902），为了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学习国外新的医疗技术，张竹君先后到新加坡、英国两地考察。在新加坡医院考察时，张竹君受聘任新加坡中国医院院长助理。当她目睹新加坡鼠疫流行、死者无数的悲惨情景后，更大大加深了对预防医学的认识。之后，张竹君又转赴英国医院考察，以吸收国外办医院的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在20多年后，又在上海派上了用场。
与广州相比，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上海号称“远东大都市”，其人口更加密集，传染病所造成的威胁自然更大——霍乱几乎每年都发生。1926年7月，因闸北水厂水源受污染，引发霍乱大流行，波及全市，死亡300多人。8月7日，《申报》报道载：“……大吉路方斜路一带之棺木店都已将存货售毕，星夜赶制新棺者比比皆是，足见近来死亡之众多。”当时的张竹君早已辞去上海医院的院监职务，而专注于自己在1917年创办的健华颐疾园。为解决门诊病人暴增和传染患者住院等诸多问题，她采用了与在广州控制霍乱的同样办法，强调做好对吐泻秽物的处理，同时将健华颐疾园改设为临时“沪西时疫医院”，扩大门诊，每天收诊霍乱病人达数百人，需要住院者尽量收治，有效遏制了疫情传播。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卫生处官员也对她采取的办法甚为赞许。
在忙碌的医疗事业下，张竹君终生未嫁，但她却在救死扶危的数十年间，先后收养了20多个孤儿、弃婴，并把他们抚育长大、培养成才，视同己出。她让孩子们都称呼她为爸爸，因为她觉得，她只是尽了教育的责任，而没有生育他们。凡此种种，令时人与后世钦佩不已。不过，真正让张竹君青史留名，尤其是被称作“中国的南丁格尔”的缘由，却是来自辛亥革命的震天炮火之中。
“南丁格尔之再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惊慌失措的清廷迅速调集包括精锐的北洋军在内的水陆大军开赴湖北，妄图将这场起义扼杀于襁褓之中。革命军渡江前往汉口，在刘家庙阻击北洋军集结反攻。10月18日，惊天动地的阳夏保卫战爆发，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场长达41天的鏖战中。
听闻武汉一带伏尸遍地、江水为赤的惨状后，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张竹君便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表示自己“愿率同学数十人先赴鄂、次赴蜀”，以尽天职。赤十字会标榜着“本人道主义，救护因战受伤之人，不论何方面人，视同一体”的信条，很快在上海滩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参加者都是义务奉献，没有薪水，还要自行筹资购药和负担其它费用，但仅经过几天的动员，10月24日晚，由会长张竹君领队，新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会员男女100余人就登上了英商怡和公司“瑞和”号轮船，溯长江而上，前往武汉。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队伍中，有几个人使用了化名，并且是无医护执照的“男女医生”。后来人们知晓，他们的真名是：黄兴、徐宗汉、宋教仁……他们使用化名是有缘由的。张竹君曾作过一首名为《题〈东欧女豪杰〉小说后》的近体诗。里面有一句就写道，“天心岂厌玄黄血，人事难平黑白棋”，对清廷腐朽统治的不满之意跃然纸上。因此，早在1907年，张竹君与她的密友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就都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黄兴等人急赴上海，准备前往武汉。然而，当时上海、江苏等地的沿（长）江口岸仍为清军掌控，清廷官吏在各口岸严密盘查，由沪抵鄂，谈何容易。张竹君得知此事后，毅然答应将他们混入中国赤十字会队伍中，送往武汉。在赤十字会的旗帜和白大褂的掩护下，一行人果然巧妙通过了层层封锁。船过江西九江时，黄兴见清军湖口炮台已竖起白旗，知道九江已经光复，便对众人说道，“我们已到自己的地带了！”百余人皆欢呼不已。
10月28日下午5时，“瑞和”号安全到达武昌码头。革命军为此特制一面“黄兴到”的大旗，先于武昌城头巡游，又往前线奔走，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至于张竹君，她还未安顿就被革命军军政分府急急请去治伤。生于官宦之家的张竹君平日出门习惯乘车坐轿，但此时，她却不顾劳累，二话不说，提起药箱就走。沿途伤员遍地，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张竹君边走边为伤员包扎治疗，到达五里之外的目的地时，已治伤员30多人。在军政分府诊治结束后，张竹君马不停蹄，即刻返回驻地，此时已有50多名伤员在等候着她的治疗。武汉战事之酷烈，由此可见一斑。
张竹君从上海出发时就公开表示：“鄙人此行，生死不可知。”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她在武昌时曾两次遇袭。11月10日，张竹君和往常一样，在汉口一偏僻码头登船去武昌，清军却突然涌现，向她开枪，幸亏小船疾驰而去，一连七枪都被她躲过了。同月15日，张竹君率队去汉阳做救护工作，她因劳累过度，无法步行，只得由轿子抬着前行。队员们都佩戴着赤十字臂章，队列前后又都打着赤十字会旗，可就在他们通过汉江浮桥时，北洋军士兵竟毫无人道地悍然开枪，再朝刚登岸的轿子开炮。幸好轿旁的温医生听到炮弹的呼啸声，猛然将张竹君连人带轿推倒在地，她才幸免于难。
既便如此，在武汉的两个多月中，張竹君仍率领中国赤十字会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救疗受伤士兵1300余人。战斗激烈的那几天，张竹君白天在汉阳分院，晚上返回汉口总部抢救重伤员和布置全队工作，乃至“食不知味，寝不交睫”。她的这种救死扶伤、为社会大众服务的精神，不能不受到广大群众推崇和赞誉。当时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在《致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女士书》里，就将其称赞为“南丁格尔之再见（现）”。
这样一个称谓绝不是刻意比附。因为在张竹君身上，人们确实可以看到南丁格尔的影子，两人都生于富有家庭，均终生未嫁，同样都将一生献于红十字事业。晚至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位于华界（闸北）的上海广肇医院被日寇炮弹击中，张竹君此时虽已年届六旬，仍亲自带领助手救人，深夜偷越法租界，往返枫林桥救护受伤军民，又不顾危险，雇大卡车数辆，把伤病员全部抢运出来。此是后话。
在辛亥革命中的武汉，张竹君的左手在一次手术中不慎划破，引起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退，加上过度劳累，她终于病倒了。因“两手尽肿，而两军适又停战”，1911年12月，张竹君“因暂回沪上略为休养，且采办冬衣、药料”。当她回到上海时，社会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这位“中国的南丁格尔”凯旋。民国肇造后，孙中山授其“立国纪念勋章”，军民们亦赠予她“巾帼伟人”的匾额。但张竹君功成不居，既不要求做官，也绝口不言功绩。如此高风亮节，令其更受时人钦敬。1924年，她乘轮船去香港，途遇海盗登船，洗劫财物。但海盗在文件中发现她是张竹君后，竟忙将财物退还，叩头赔礼。足见是非公道，终在人心。
张竹君一生从医。在她70多岁时，有人好奇地问她，辛劳一生，得到了什么，她轻描淡写地答道：“我还年轻呢，我要做的事业还多，我的责任还没有尽呢。一息尚存，我该为社会、为国家来尽我的力量。”
1964年，她以88岁的高龄，在上海走完了充满传奇、令人称赞的一生。恰如同盟会早期知名人物冯自由所言，凡言清季之女志士，不能不推广东女医士张竹君为首屈一指”。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