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煦的微风吹皱了江水，热闹的街道上不时响着鞭炮声。1942年的元宵节，广东东江上游边上的小镇老隆，沉浸在一片祥和之中。
一条船缓缓靠近码头，从里面走出数十个人，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提着简单的包裹。有人叹了一声：“终于到了。”这是一群逃难的人，抵达老隆，犹如获得新生。最后走出来的，是坐在后舱的14个人，其中的几位中年男子衣着朴素、面容憔悴，但举手投足间透出文化人的气息。几个等待多时的年轻人迎了上去，悄悄对上信息后，便将这拨人带上忙碌的街道，穿过几个巷口，将他们送进一个叫“福建会馆”的地方。
小镇上人来人往，似乎都不知道这些行色匆匆的人，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一拨文化人。
一位瘦削而儒雅的中年男子在稍作歇息后，又走出福建会馆，他兴致勃勃地迈向忙碌的商业街区，完全将安全警示抛在了一边。外江佬”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好感与好奇，他穿梭在店铺与人流之间，看着各种各样的货物，听着各地芜杂的口音，不时还会驻足询问店家的经营状况。
小镇只有一条穿心而过的马路，其余全是低洼狭小的旧式街道。虽然街上没有一家整洁的旅馆，也没有高楼大厦的店铺，只有三四家理发店，但小镇的繁荣程度，还是让这位男子吃了一惊：这里的商业活动范围，倘要开列清单，可以成为一本小册子。有人说笑话，这里什么都有交易……”他不禁拿这里和其他地方作对比——在抗战以后若干类似“暴发户”的市镇中间，这地方“总该算是前五名中间的一个”。
另一个逃难于此的男子，游过这里的街巷之后，也有大致类似的感受：“这个城很热闹，好像没有遭到过日本人的抢劫。在别人的宣传和怂恿下，我买了一盒‘铁观音’，其实是一个盒里装着锡制的两小瓶。听他们介绍这种茶的饮用方法，要用小壶小杯一口一口地品。这种品茶艺术简直只有在升平世界中才行。”
“暴发户”“热闹”“升平”，几个简洁的关键词，精确勾勒出当时老隆特别的景象。华南大片土地已惨遭日军践踏，广州、汕头等昔日兴盛之城业已沦陷，而这个小镇竟然还能如此欣欣向荣，实属难得。回望两千多年前，随秦始皇平定岭南的千军万马而来的赵佗，就曾立于老隆寨顶极目四望，此处依山阻河，易守难攻，遂成赵佗的防御要塞。
上述的两位文化人，第一位是茅盾先生，第二位是胡风先生，两人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一路风尘仆仆，一路逢凶化吉，到了老隆之后，终于可以歇歇脚，看看新鲜又生动的世相。可远道而来的文化人，又岂止是茅盾、胡风两人，何香凝、邹韬奋、柳亚子、黄药眠等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共三百余人，都曾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相继赶来，在这里短居，舒展身心。
在特殊的战乱时期，纷至沓来的文化人，数量如此之多又如此集中，在老隆的文化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
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无数跳跃着的金眼睛摊平为暗绿的大面孔。
远处有悲壮的笳声。夜的黑幕沉重地将落未落。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一次的风，忽然又回来了;这回是打着鼓似的：勃仑仑，勃仑仑！
不，不单是风，有雷！风挟着雷声！
海又动荡，波浪跳起来，轰！轰！
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
这是茅盾的散文名篇《黄昏》中的一段文字。在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明月几时有》中，小学老师方兰（周迅飾）读着她的租客茅盾（郭涛饰）的这段文字，窗台上的风轻轻地吹着，茅盾静静地听着，脸上写满了重重心事。
这是1942年刚过元旦之后的香港，整个城市就像《黄昏》里所说的那样，“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而他自己的命运，亦不幸被裹挟其中，渴望挣脱。他和龙川老隆的缘分，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的。
1941年3月，茅盾第二次旅居香港，他和夫人孔德沚一开始租住在湾仔坚尼地道半山腰的一个银行退休职员家里。这座别墅楼上是房主一家，楼下原先租住着沈兹九母女两人和《世界知识》的编辑张铁生。一个月后，沈兹九和女儿去了新加坡，茅盾夫妇便搬进了她们的房间。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同时进犯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战争爆发。8日晨，日军从广州沿广九铁路向九龙逼进，日本飞机开始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港九上空扬起炸弹、枪炮的轰鸣喧嚣声，不时可见硝烟升腾、火光闪现。茅盾所住的临时寓所内，人心惶惶，茅盾在《生活之一页》中记载：“我们枯坐室内静听炮弹飞过屋顶的尖厉的啸声。炮击最猛烈的时候，啸声成为一片，而远处的炮弹爆炸声也像连串的春雷，窗上的玻璃也震的乱响。”日本人的“放饭时间”特别短，以至于吃中饭和晚饭都得“突击”才能勉强煮好吃完。
开战仅仅18天后，驻港英军便宣告投降，香港由此进入了长达3年零8个月的沦陷期。香港如此困境，是茅盾所始料不及的。
和1938年上海沦陷之后首次到香港工作一样，茅盾这次在香港主要是办报办刊——这是他的老本行，早在1921年，他就曾主编风行一时的《小说月报》。在港期间，他曾主编过《笔谈》与《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并参与编辑了《小说》月刊。一次，《大众生活》的主编邹韬奋来向茅盾约稿，要他“把平时积累的素材拿出来编个故事”，茅盾思忖自己不会写香港南洋一带读者喜欢看的武侠、惊险小说，不过，国民党特务抓人杀人的故事、特务机关的黑暗内幕等，却也充满了神秘色彩，便当即决定写这个题材。
小说背景设置在皖南事变前后，采用日记体的形式，茅盾给这部小说取名为《腐蚀》，为了吸引读者，还在小说开头加了一段序，说这本日记“发现于陪都某公共防空洞;日记的主人不知为谁氏，存亡亦未卜。该防空洞最深处岩壁上，有一纵深尺许的小洞，日记即藏在这里”。《大众生活》第一期出版后，腐蚀》引起了香港成千上万读者的关注，他们纷纷致函大众生活社，询问《腐蚀》的作者是怎样得到这一本日记的，小说的主人公赵惠明现住在哪里等等。
《腐蚀》后来被誉为“抗战第一长篇”，也堪称茅盾在抗战时期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1941年秋，小说连载完后又一版再版，深受读者的欢迎。
抗战期间，正是茅盾、邹韬奋以及大量文人的文学活动，改变了香港的文化生态，对香港文学与文化活动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抗战以前，香港有“文化沙漠”之称;抗战之后，像茅盾这样的大批文化人来到香港，“文化沙漠”变成了“文化绿洲”与“文坛中心”。但随着香港沦陷，茅盾等人在港的文化活动戛然而止。
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分子，勒令他们限期前往日本军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还在报纸上假借内山完造名义刊登启事，“寻找”茅盾、邹韬奋等人出面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甚至在戏院、影院中打出幻灯告示，直接点名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前往半岛酒店“会面”。这批文化人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一旦落入日军魔掌，后果不堪设想，或将酿成中国文化界的灾难。
其实，在香港沦陷之前，茅盾就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就像他记述的那样：“在日本进攻香港之前二三天，我们都知道事在旦夕，大家纷纷整理行李。”及时逃离香港才是万全之策，但文弱书生又如何逃离呢？到底逃往何处呢？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茅盾夫妇被安排住进一个临时避难所，那是一家比较偏僻的大中华旅馆。为避免日本兵来找麻烦，一行人在大房间的客廳里摆开一张麻将桌，遇到日本兵排查，便假装在打麻将。不久，住在大中华旅馆内的人员，再一次搬了出去。茅盾夫妇在干诺道中找到一家被称为“大同旅馆”的三等小旅馆，不为日军所注意。
搬进去的第四天，一位朋友又帮他们转到西环半山的一处安全住所。下午，负责与茅盾联络的地下党员来找，告诉茅盾：香港沦陷后，敌人在香港九龙之间布下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岸边密布岗哨，海上有电艇巡逻。他们首先要冲破封锁线，转移到九龙，然后再撤向大后方就比较方便了。茅盾听后说：“我完全信赖党的安排。”
“我和妻把行装简之又简，结果是两个小包，一个小藤筐，换言之，就是一条毛毡，几件衣服，一个热水瓶和若干零星小用品”。就这样，茅盾夫妇等人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在苍茫的时代踏上逃难的路。
【艰难在路上】
1941年12月8号，在香港皇后大街18号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正眉头紧锁地看着手上的四封加急电报。廖手中的电报，第一封是党中央的紧急指示，后三封则全部来自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电报里，周恩来语气急切地反复询问：在香港的朋友如何处置？在九龙的朋友是否撤出？”一连三封电报，殷切之情跃然纸上。
一个针对香港文化人与爱国人士的大营救行动，就此拉开帷幕。
被营救的香港文化人的名单拉得很长，包括廖沫沙、黄药眠、端木蕻良、梁漱溟、叶浅予、丁聪、郁风、袁水拍、蔡楚生、胡蝶、特伟、范长江……可谓群星璀璨。对于这次大营救与香港脱险，茅盾曾写过一本《脱险杂记》，个中细节令人惊心动魄。关于营救人数，茅盾在这本书中，提到“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但考虑到廖承志的官方背景，仍以其公布的数字为准，即虚数“七八百人”。
大致说来，“大营救”共有五种方案与线路：廖承志、连贯及部分文化精英经深圳大鹏湾到惠阳游击区，再到老隆、桂林，即东线;茅盾、邹韬奋等人渡过深圳河到宝安游击区，经惠阳到老隆，再到桂林，即西线;梁漱溟等人经肇庆、梧州等到桂林、重庆;夏衍、蔡楚生、范长江等人经长洲岛、中山或台山、湛江等地至桂林、重庆;还有一部分人经长洲岛到海丰，经揭西、五华，再到老隆。柳亚子、何香凝等人年老体弱，难以承受陆路的长途跋涉，被安排乘船，沿着第五条线路转移到内地。
1942年1月9日，第一批文化人撤离，随后七八百文化人与民主人士悉数“蒸发”，无一人陷入日军魔爪。
他们换上老百姓常着的便装，打扮成“难民”模样，由东江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到铜锣湾避风塘上船。绕大街、穿小巷，尽量避开日军哨岗和检查站，至黄昏时才登上准备转移的大驳船。此前，邹韬奋、梁漱溟、胡绳、廖沫沙、于伶等人，也从其他集中地被交通员护送到这里。茅盾看到大家后，突然怔住了：“这哪里像逃难，这简直像开会;许多熟面孔全在这里了，闹哄哄地交谈着十八天香港战争中个人的经历。”
在穿过元朗镇时，近百人的文化人队伍，由一位“王大哥”带领，后乘船渡到宝安县。这里是沦陷区，三个日本兵站在岸上，检查他们的护照。因为“王大哥”与元朗镇伪组织打过交道，护照没有问题。
茅盾几个人经过这道关口时，看见前面的人已经走远，便停下来等一等后来的人。“快走，看什么？快走！”三个日本兵大声咆哮着。这时，后面几个人神色仓皇地奔过来，喊道：“快走，日本小鬼子要打人了！”茅盾急忙拉上妻子快跑。收割过的稻田里满是稻茬，不时被绊住脚，他们跌倒后爬起来，再接着跑。之前的路程两人常常是空着手，走走歇歇，一天走下来并不感到太累，但当天拿着包袱，又一口气跑步，不过十里路，他们就吃不消了。两人只好拿起那个装有毛毯和替换衣服的轻包袱，把另一只重的包袱扔掉。可是等他们赶到住地时，却万万想不到，那只被丢掉的重包袱，被护送者不辞劳苦地替他们拿了回来。
在大营救过程中，东江游击队要保护茅盾等人穿越各种封锁线，具体执行人多是年轻人，甚至包括未成年人。
一次，茅盾所在的文化人小分队一共七人，走了五六十里路，接近预定住宿的村子时，却发现这里有敌情。于是又匆匆向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转移。不料到了那里，敌人忽然逼近过来，他们只好再回到原来的村子，但是不敢进村。两位游击队员把他们带到附近的山上，指着稀稀落落的几棵大松树说：“就在这里睡觉吧！”
天亮后，他们才进村见到了当地的游击队队长，队长向茅盾等人表示歉意，并说：昨天下午，敌人突然沿公路两侧移动，目的不明，而他们的村子离公路只有十来里，不得不警惕。“今晚我们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可是不用害怕，敌人照例是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来的。原来护送你们的人和挑夫已回去了，我派一个小队长带领六个队员护送你们过封锁线。我们既然负责护送，那就一定有把握。你们吃过饭，好好睡一觉。”游击队队长说。
这天晚上，一位南洋青年指挥的小护送队开始执行任务。这位青年先说明来意，并问茅盾等人有什么问题，他说话的态度和语气不慌不忙，“就好像他是带我们出去游玩似的”。“七个武装中间，除南洋青年外，也都是中学生模样的青年，最小的一位看样子不过十四五岁，枪杆和他身材一样高，满脸的稚气，老是嘻开着嘴巴笑”。
就这样，茅盾夫妇等人顺利地通过了两道封锁线，来到东江纵队控制的一个小镇。第二天，茅盾买了20斤猪肉，慰劳完成护送任务的七位战士和两位挑夫。
在年轻的队伍中，有许多“南洋青年”这样的人。当战火在东江地区燃烧起来的时候，一波波港澳及海外青年纷纷回到祖辈的家乡参战，出现了父母送儿女、妻子送丈夫、家长带领全家回乡的感人场面，总人数达千人之多。最令人感动的是香港女教师李淑桓，抗战爆发后，将自己七个孩子中的六个，先后送到东江游击队等队伍参战，而她自己最终也投奔了东江游击队，在东莞大岭山壮烈牺牲，年仅47岁。
捐款捐物也是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援东江游击队的主要形式。1939年初，海外华侨经宋庆龄先生转給这支队伍的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与此同时，港澳及海外人士还在国际上宣传游击队伍的壮举，呐喊助威，争取舆论支持——这股地域广阔且凝聚力强的抗日力量，可以同仇敌忾，可以众志成城。
【逃难历程暂时划上句号】
逃难的路上险情不断，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就差点发生意外。
一次行军途中，夜色昏沉，冷风瑟瑟，大家只能冒着风雨在黑夜里赶路。茅盾眼睛近视，又有眼病，因为看不清路，只能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凭感觉，他知道软的是烂泥，硬的是石块，有时一脚踏进水潭，大腿上全是水，也只能不管，马上拔出脚再走。这样摸黑走着，当他正觉得似乎走在石桥上时，猛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身后的妻子不见了。他连忙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德沚掉下河里去了！”一边急忙用手电筒往桥下照，却深不见底，只听得哗哗的水声。
闻声赶来的人也都吓慌了，不知怎么办。这时，桥下却传来孔德沚的声音：我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呀？”两支手电筒循声照去，原来当时正好是枯水期，孔德沚跌进了近岸的水草和烂泥里。受伤没有？”茅盾问。没有，没有。赶快设法拉我上去呀！”靠了两位“保镖”的帮忙，终于把孔德沚救了上来。
1942年旧历春节的前两天，茅盾一行人终于到达惠阳城。惠阳是他们一个月来逃难生活中第一次遇见的大城，其时，冻雨连绵，北风怒吼，天气之冷出乎意料。新年就要到了，但逃难中的茅盾并无过节的心情。
惠阳是叶挺将军的故乡，地处广东中部、东江中下游南岸，沿着东江逆流而上，就可以到达老隆。中共惠阳县委通过打入国民党税局的党员，用高价为他们购买到证件，并收购了国民党军队的走私船票，才将茅盾等人顺利送上船。就在除夕夜，茅盾等人挤上一条船的后舱，出发去老隆，“于是沙丁鱼的生活开始了，十四昼夜放到老隆，恰好看见这‘暴发户’似的小镇的市民咚咚锽锽闹元宵”。
为什么要去龙川老隆？这个地方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秘书长连贯，在整个大营救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正是他率先北上老隆布置交通点，也是他通过周密安排，迎接、保护并转移文化与民主人士。对于老隆这个中转点的选择，营救组织者有特别的考量，因为其一，它地处交通要冲。作为东江航道的终点，由此乘汽车，往西可达韶关，经湖南转往广西、四川，往东可经兴宁、梅县、大埔转往皖南、苏北。其二，这里有较好的革命基础。彭湃就曾以此为根据地，大力宣传革命思想。1923年8月，他还在这里同陈炯明谈判，营救出农会干部。
兵荒马乱的年代，知识分子无法置身事外，无法自掌命运，为了安顿肉身，必须在辽远的大地上崎岖前行。但不管路程多么艰苦，总算可以在青山绿水间歇一歇脚。“老隆”是《脱险杂记》整本书的最后一节，或许一代文学大师认为，写到这里，就意味着转危为安，意味着逃难的历程可以暂时划上一个句号。
茅盾夫妇在老隆住了一晚，过了一个元宵节，第二天便化名“孙家禄”，以“义侨”的身份搭上一辆去韶关曲江的军用卡车。对于茅盾离开老隆的情景，连贯曾这样回忆：“茅盾到老隆后，却不肯隐蔽。经我们再三劝说，他仍执意要冒险走，说：‘国民党要杀便杀。’”由此可见茅盾坚强的性格与豁达的性情。
1942年3月9日，茅盾夫妇终于乘火车到达桂林。此时，距他们离开香港恰好两个月。到达桂林后，茅盾夫妇在旅馆里暂时住下，衣着与形象已经差到不能再差，连茶房都鄙夷他们落魄的样子。
回忆起这段历程时，茅盾内心涌起的是感念、庆幸，他说：香港战争和东江脱险都是很好的题材，都可以写成几万字的中篇，尤其后者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经历。”
【茅盾的“岭南烙印”】
广东是茅盾先生不断造访之地，而且他总是在历史的重要时刻涉足南粤大地。
他第一次到广东，是在1926年元旦之后。彼时，“国民党二大”已在广州开幕，国内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广州为中心，汇聚了全国的革命力量。1月7日，茅盾和恽代英等5人站在去广州的“醒狮号”轮船的甲板上，天气虽冷，但茅盾心头却是热乎乎的——他要去南方以南重新寻找自己人生的价值坐标。
1月12日，茅盾一行终于到达广州。“国民党二大”19日才结束，这期间，全国社会政治精英云集广州，让茅盾大开眼界，并结识了诸多名流。
会议结束之后，茅盾本来要返回上海，但事情突然有变，陈延年希望他留在广州工作，单位被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当时的宣传部长由汪精卫兼任，毛泽东任代理部长。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茅盾果然不负众望，完成得很出色。
不过，国共合作的情势很快急转直下。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蓄意打击共产党，广州革命形势危机重重。此后，茅盾奉命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他乘坐的轮船依然是“醒狮号”，只不过，心境大有不同。变幻莫测的时局，让他心生万般惆怅。
但不管怎样，在首次南下广东的两个多月里，他对革命、对时局有了更清醒的认知、更冷静的观察。激情之于革命很重要，但理性与洞察力同样必要。对于茅盾来说，第一次短居广东让他经历了一次非常重要的革命历练。
茅盾第二次到广东，同样是在刚过新年之后，不过已是12年后。
1937年，日军侵华，中华民族由此陷入存亡之秋。11月之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社会紧张气氛陡增。12月底，茅盾和夫人再次登上去广州的轮船，接下来的新年，没有喜庆的气氛，只好在茫茫大海的孤船中度过。
到达广州后，他们发现码头上尽是南下逃难的各色人物，本想通过广州再去长沙，苦于一时买不到票，便在朋友夏衍的帮助下，在这里落脚。当时，夏衍担任《救亡日报》主编，编辑部就在西关的长寿路。
2月24日，茅盾夫妇再次从长沙折返到广州，入住珠江边上的爱群大厦。当晚，夏衍、潘汉年、欧阳山、林焕平等朋友登门拜访。在战乱的年头，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也倍加值得珍惜。三天后，茅盾一家出发去香港，但和广州的关系始终没有中断，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编辑《文艺阵地》。3月24日，茅盾从香港来到广州亲自督战《文艺阵地》的排印，创刊号“费尽了心力”，终于在近一个月后如期出版，并一炮打响。
《文艺阵地》由茅盾担任主编，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的全国性大型文学期刊之一，于1942年7月终刊，中间几经起伏，在中国抗战史与现代文化史上都留下了光荣的印记。虽然这份刊物后迁到上海出版发行，但仍然打上了深深的“岭南烙印”。
第一次国共合作、南下抗日、文化人大营救……在广东辽阔深邃的历史场景中，茅盾是参与者、见证者。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单纯的作家，纵观他的一生，他的人生意义绝非一个作家头衔所能概括的。在茅盾身上，延续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士大夫精神，心系苍生、身怀大义，在激荡的历史洪流中安身立命;他的作品以及他这个人，具有时代的属性与历史的品格。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