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万是我丈夫，我们是高中同班同学，婚后共同生活了37年。2012年冬天、离64岁生日还有三个月时，他酒后意外去世。
　　老万在我心里是个有很多故事的人。他1949年春天出生于重庆市一个工人家庭，高中读了一年，赶上文化大革命。知青返城后，他当过工人，后成为工厂子弟学校的数学老师。上世纪80年代下海办厂，做乐器材料加工。90年代后期，因国家限制林区木材砍伐，工厂关门，晚年靠微薄的社保生活。就像我们这一代的大部分人一样，老万走完了普普通通的一生。
　　老万出身贫寒，幼时就要帮母亲承担家务，养成了什么都自己动手的习惯和能力。我们1976年结婚，家中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就是他买零件组装的。那时他还自己裁剪并用缝纫机缝制衣服，包括他自己穿的衬衫，那种男式衬衫领子不好做，但于他都不在话下。当数学老师的他说，“裁剪衣服，不就是画几何图形嘛！”家里的电器修理，几乎是他包了。一开始是收音机、电视机，后来是手机和电脑。随着生活条件好转，烹饪又成了他的一大爱好，他能在一个多小时里做好七八个人用餐的一大桌菜，煎炒蒸拌，样样不差。
　　他说话嗓门大，中气十足。据说他在三楼上课，一楼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他走路快而有力，震得楼板咚咚作响，老远就知道他来了。他乐于助人是出了名的，在子弟学校教书那会儿，学校远在郊区，骑自行车上班的他成了女同事快乐的搬运工，帮这家搬袋米，帮那家捎点菜，他乐此不疲。对邻居，哪家有电器方面的问题，他也会上门帮忙，有求必应。一位女老师与丈夫离了婚，他认为这对夫妻离婚的很大因素是赌气，有和好的基础，硬是撮合他们复了婚。
　　评论时政是他的最爱，我和一些朋友因此戏称他为政治局的“万委员”。他對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深恶痛绝，有时还骂人。上世纪80年代我调入党群机关工作，逢年过节，基层会送一些年货到家，他连这个也看不惯，总要嘀咕半天。
　　老万外表刚毅内心柔弱。跟他一起看电视剧，到动情之处，转过脸看他，他早已泪流满面。我和他曾一起去讨一笔债，到对方家里一看，家徒四壁。他悄悄说，这钱我们不要了。结婚多年，每逢看到我帮助弱者，他都会非常赞许和支持，他说他最欣赏我的也是这一点。2012年冬至，我的一位盲人朋友保姆离职，独自一人，我去陪了她一整天，晚上也未归。当我23号回到家时，他不仅没有怨言，还给我端上了热气腾腾的羊肉汤，为我补过冬至，这也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冬至。
　　
　　我们这代人，参加过文化大革命，当过知青，经历坎坷。这些经历对他心灵的撞击是我与他共同生活后才感受到的，年纪大了以后，只要喝多了酒，他就会翻来覆去讲述那些往事，讲到收不了口。
　　我们刚结婚时，老万烟酒茶都不沾。80年代中期，他离开学校、下海办厂，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都是整杯一口干，爽劲在朋友圈里出了名，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被朋友送回家。后来他告诉我，在商场应酬，他总爱把自己灌醉，因为看不惯有些人找“小姐”，干脆喝醉了一睡了之。年纪渐长，喝酒竟成为他的惟一嗜好，每天必喝，而且经常醉酒，独自倒卧街头也时有发生。这成了我的心头之患。没想到最终，他还是因为与朋友喝酒而走了。
　　今年清明前，依照老万生前的愿望——不留墓地、捐献遗体，我将他的骨灰参加政府组织的生态葬活动，进行了花葬。由于走得突然，捐献遗体的愿望没能帮他实现，这次花葬，也算偿了他的心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