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屈原身上有两个标签，一是爱国主义志士，二是浪漫主义诗人。对于这两个标签，论者见仁见智。屈原实际的作为，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他是楚国贵族和高官，人品高洁，遭谗流放，秦灭楚后忧愤自尽。第二，其作品极具楚人特色，想象瑰丽，情思飘逸，文字恣肆汪洋。屈原与两位大哲是同时代人，孟子和庄子比他年纪大，在世年份有重合，这三人都不曾谈及彼此，但足以引人遐思。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屈原身上，既有邹人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担当，又有同为楚人的庄子“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遥情怀。在思想派别上，屈原与儒道不相干，然而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仍可把他视为儒道互补传统的一个开端，从而用作讨论中国知识分子话题的切入点。
　　儒道互补是中国士阶层的长久传统。在好的意义上，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秉持了儒家忧天下、哀民生的社会责任心，也涵养了道家亲自然、轻功利的超脱情怀。在坏的意义上，士阶层中的平庸之辈以儒家为做官的敲门砖，以道家为归隐的安慰剂。不论是何种情形，中国士人的内心都是纠结的。在皇权至上的专制体制下，即使是优秀分子，其社会责任心也被限制在忠君意识的范围内，其超脱情怀也往往成为仕途失意的自我安慰。因此，直到清灭亡，具有独立地位和品格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并未形成。
　　应该说，中国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是在进入近代以后逐渐形成的，是推翻帝制和西风东渐两大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其最早的成员，基本上由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脱胎而来。因为获得了普世价值的视野，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得以摆脱忠君意识的束缚，并由民族救亡向文明立国的方向提升，他们的超脱情怀也减弱了自我安慰的色彩，增添了超越性追求的意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面临一个接续民国传统、重塑独立品格的任务。三十多年来，在新时期的社会舞台上，我们已经看到新一代知识分子活跃的身影。
　　作为社会最敏感的成员，乃至作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关注社会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关注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对公共事务发声仅是方式之一，是一种直接的方式。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民众苦难的重大问题上，在涉及人权、尊严、公平、正义等原则问题上，知识分子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应该是理性的、清醒的，有充分说服力的，可以声情并茂，但不可以情绪化。这是与新媒体上众声喧哗的区别之所在。
　　事实上，知识分子面向公众发声，包括公共写作、公开演讲、媒体访谈等，是一个极严肃而有难度的工作。要做好这个工作，既要对公共领域的问题有切实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也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相当的底蕴，并且善于把专业知识转换成深入浅出的语言。惟有如此，才成其为一个学有专攻的知识分子的既内行又能让外行听懂的发声。否则的话，你就可能只是在说一些老生常谈。同时，因为你活跃在公共舞台上，公众就理所当然地要听其言观其行，你必须言行一致，在道德上自律。所以，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对你、你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直接的方式，关注社会还可以是间接的方式。无论如何，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公共知识分子只占一小部分，多数人不是公共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不管是因为志向还是性格，有的人宁愿在某个领域里默默耕耘，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当然，对于社会大问题、大趋势仍须有自己的立场，但这个立场未必用公开发声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人在所从事的理论研究或文学创作中，必定会体现出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一个潜心于基础理论或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学者，他在理论上的建树也许会比公开发声对社会发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即使一个醉心于内心体验之奇妙和文字之美的诗人，他也是在为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做出贡献。
　　真正说到底，知识分子何为？他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而他的基本方式是让人变得更美好，他改变的是人的思想和心灵。无论公开发声，还是用著作和作品说话，他要做的都是这件事。质言之，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守护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努力使社会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让我们回到屈原。如果我们把屈原用作剖析中国知识分子基因的标本，要反省的也许是儒道传统的缺点。无论儒家以忠君为内核的爱国主义，还是道家靠逍遥求解脱的浪漫主义，都是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反面。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既要有人类文明的眼光，又要有现实人生的关切，从而在转型时期真正发挥独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