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在我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的是鼓励国民生育的“计生”政策，但关于“少生”、“优生”的提法，也是由来已久。
　　越国：生三胞胎可享“免费奶妈”
　　据史料记载，战国初期中国总人口仅1000余万，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全国人口翻了1倍，达2000万人左右。当时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争霸，战争连连，死亡巨大，可人口不减反增，就是当时各诸侯国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的结果。
　　这一时期，“计生”政策实施最坚决的，当数越国。吴越之战越国失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生育，增加本国兵力和劳动力。
　　勾践当时实行的奖励政策非常优厚，据《国语·越语》载：“生丈夫（男孩），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即如果生的是男孩子，奖品是两壶好酒、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奖品是两壶好酒、一头小猪。越国还对孕妇实行“公费医疗保险”，女人生产时只要通知政府，医生很快便会赶到产妇家里助产接生。如果是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
　　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越国推行强制早婚政策。不仅如此，对适婚子女不婚嫁的，父母还要治罪。
　　宋代：政府救助缓解“生子不举”
　　“生子不举”，是两宋时期盛行一时的习俗，一般出现在农村，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最初，这个风俗还有些迷信色彩，说五月初五生的儿子不祥，不吉利，所以属于“不举子”。这个“子”当时指的是男孩子。
　　可是后来这个“子”竟演变成了包括男、女都在内的所有刚刚出生的婴儿，而且也不单指五月初五这一天。
　　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宋朝中央政府曾采取多种措施，直接参与救助、收养弃婴乃至幼儿的保护。
　　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朝廷正式下诏，在全国范围内救助贫民儿童的养育：“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官府）给钱养之。”其意是禁止贫民不养育子女，如果无力养育，政府给钱资助。
　　除了给予物质救助外，南宋朝廷还规定，在孕妇妊娠期内，减免其丈夫的杂色差役。这等同于现在让男人休“产假”，无疑是非常有助于新生儿的孕育成长的。从以上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宋代鼓励生育政策就是源于解决“生子不举”的问题。
　　“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
　　在古代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担心“人满”为患，于是提出了少生、甚至不生的口号，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唐代的王梵志、晚清的汪士铎。
　　王梵志是著名白话诗僧。他反对“多生”，提出重视人口素质教育的思想，以当时最流行的诗歌形式，用大白话写出了不少计生宣传“口号”。最有名的是其《大皮装大树》一诗。诗曰：“富人少男女，穷汉生一群。身上无衣挂，长头草里蹲。到大耶没忽，直似饱糠牲。长大充兵仆，未解起家门。积代不得富，号曰穷汉村。”从贫富的角度论说了人口问题，明确指出一家人生活的好坏，直接与子女多少有关。他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续续生出来，世间无处坐。若不急抽脚，眼看塞天破。”他主张　“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王梵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
　　后来，晚清的历史学家汪士铎在其所著的人口学专著《乙丙日记》中又明确反对早婚，提倡晚婚，“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这个主张在当时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他谴责当时农村中广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的陈规陋习，劝说人们不要十五六岁就结婚，更不要十多岁就生育子女。他也提出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思想，倘若“生女两个，生男三个”，都应加重交税以示惩戒。在汪士铎所提倡的节育措施中，他认为应“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从而达到节育和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