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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仅重视学生德行的培养，其实对言语也非常的重视，特别是慎言。我们看《春秋》就可以发现，其用语极为简练，几乎每一字都暗藏褒贬，所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而且我们通过孔子到鲁国太庙，每事都要询问，也可以看出孔子在在言谈举止业确实做到了谨言慎行。不光如此，教育他的弟子也要如此，培养出了如宰我、子贡等一批擅长言语的弟子。那孔子为什么要如此地强调慎言呢？这和孔子的认识有关系。
一、慎言的重要性
首先孔子认为，言语一但发出，所造成的影响将非常深远。《易经·系辞》记载，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弥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违之，况其弥者乎？言出呼身，加乎民；行见乎弥，发乎远。”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将这种言语的影响理解为三个方面：首先在空间传播上非常广泛，卧室里发一言，就可以传播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在古代看来可能不好理解，但在今天的确如此，千里传音很容易地就可以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来实现。其次在时间上传播也具有很强的持久性，并且一旦说出话来将不可能再追回，所谓“覆水难收”。第三，我们的言语不光会影响到身边人的行为和态度，还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和后代的行为态度。由此可见，孔子是通过分析言语传播的特性，进而推论言语所造成的结果，来证明言语对于个人、社会乃至后世子孙的影响。
其次，孔子还认为能否做到慎言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荣辱。《易经·系辞》记载，子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孔子在这里将言行提升到衡量一个人能否成为道德人的主要指标，而且进一步认为言行是一个人受人敬佩或者被人鄙视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是获得别人的赞美还是被人羞辱不是别人的事，而是由自己的言行所招感的，别人只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所以孔子才一再主张“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皓，反求诸其身”《论语·里仁》。而且孔子还将言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到天地上，认为自然现象的变化可能与人的言行有某种关联。由此可见，慎言非常重要。
二、慎言的原则
孔子不但论述了慎言的重要性，而且还根据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原则。这些原则有些虽然不是很明确，用词也不尽相同，并且分布在《论语》的诸篇章中，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却具有一定的系统性，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慎言。
（一）讷于言
这点孔子在《论语》中有过多次的论述。例如，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首先我们要明确”讷于言“是什么意思？“讷”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言难也。”在《古代汉语字典》中的解释是：“语言迟钝，表示有话在肚里,难以说出来。”那孔子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说话应该结结巴巴才对呢？口齿笨拙的人应该得到奖励呢？如果是这样，那就误解了孔子的真实意图。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很显然，这句话是在对言语和行为的对比中提出来的，是相对于行动的敏捷而言，言语应该谨慎。由此可见，“讷于言”的真实含义，只是提醒我们言语应该格外谨慎，考虑周全之后再说，如果会让别人觉得迟钝，那也无妨。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下面孔子提出了理由。
第一，《论语·颜渊》中记载，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恭之不逮也。”也就是说，古人之所以不轻易许诺，不轻易表态，是怕自己一旦说出口后做不到，并且认为做不到是件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才不轻易说话。孔子通过反省古人的言行，提出这条理由是否有其合理性呢？我认为在今天依旧有着充分的事实支持。说到做不到，口无遮拦，信口开河这些现象，不光在古代尤其在当今社会更是非常地普遍，其原因有主客观各方面的因素，例如，张嘴说话毕竟比付出行动更加容易；而且要通过行动来实现承诺，还要考虑到可能来自外界未知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现代人的责任意识相比古人而言，可能有大幅度的下降，而更深层的原因就在于羞耻心的缺乏，因为觉得大家都这样，所以对说到做不到，并不以为羞耻。可见孔子对“耻恭之不逮”的认识是深刻而准确的。
孔子不但从心理方面探究了言之不出的原因，而且也反面作出了一个大胆地推论：“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随便地开口又不觉得惭愧，那么要指望他实现他得所说的话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具备轻易开口和缺乏羞耻感两个条件，那么可以预测这个人很可能会出现言行不一的状况。这是因为一件事情能否按照预定目标实现，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并不单单如人所愿，而且缺乏羞耻感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压力感，所以才“为之也难。”对于这一点老子也有过相似的看法，他在《道德经》中说“夫轻诺者必寡信。”他用非常肯定的语气预测到这种人往往缺乏诚信的美德，二者的实质都是一样的。一是想提醒我们对于这种人我们格外要小心，对他们所说的话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重要的事情不可以随便委任，当他们做出背信弃义之事时，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激动，因为这是必然的结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告诫我们，不要轻易许诺，对自己所说出的话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因此需要对所说的话承担责任。
第二，孔子还通过对听说关系的分析，提出慎言还可以避免出现过失。《论语·为政》中记载，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在这里孔子主张应该先听后说，多听少说，这也是针对人们普遍存在的以自我中心的心理现象而说。因为一般人都首先只关心自己，当自己心中有一些看法时，总是会急于发表，以获得某种成就感，这个时候而对于别人的见解看法，是根本听不进去的，而我们不能用心的听取对方的观点，那么对对方的观点就很难搞清楚，在后面的交流沟通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理解上的障碍。所以先听后，多听少说是有一定的道理。
其次，孔子还告诉如果在听的过程中，出现疑惑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尤其在我们听别人发表看法的时候，一旦听到一些让自己感到疑惑不解或者怀疑的地方时，要么我们会对对方整个的谈话过程都会保持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所以也听不进去有益的东西；而且从开始产生怀疑起，心中会一直思考所怀疑的问题，很可能会对后面所说的东西也充耳不闻。这些情况都是影响我们正常交流的障碍。孔子很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要“阙疑”，就是把有疑惑的地方先放到一边，活搁置起来，事后在探讨。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也有利于我们从别人身上获得益处。总之这些都是为了做到慎言。
（二）因人而言
在孔子看来，要做到慎言，不光要少说后说，同时也要考虑到说话的对象，那面对不同的对象该如何做到慎言呢？这就要因人而言。
因人而言，首先意味在说话前要先看对象是否值得一谈。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在这里，孔子将谈话的对象，依照可与言不可与言的标准将人分为两类。问题是哪些人可以交谈？哪些人不可以交谈呢？我们通过在《论语》中寻找线索会发现，孔子对此答案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来，但是却依照道德修养水平对人做了分类，大体上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并对这两类人的人格的征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学而》；“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
很明显，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个是极力推崇，一个则是极力排斥，极力推崇的人更愿意与之言，反之则不与之言。由此可以推断，孔子说的“可与言”的人很可能是君子，“不可以言”的人可能就是小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君子，则应该主动向他请教学习，也就是见贤思齐。反之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小人，则应该尽量避免与之交流，因为在孔子看来小人身上有很多缺点，比如心中只有一己之私利，没有正义感，傲慢，喜欢推卸责任等，和这样的人交往会降低自己的道德水平，也不会带来其他什么好处。所以在孔子看来真正会说话的智者应该是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其次，在确认对象适合谈话的前提下，孔子还提出要根据对象的资质来确定谈话的内容。《论语·雍也》中记载，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种划分其实是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中，依据学生的资质不同而划分的。对此老子也有过相似的划分，《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但是二者性质截然不同，老子描述的是在听到大道后不同资质人的不同反应。而孔子则是探讨的面对不同资质的教学对象如何教学的问题。当然孔子的这种划分的目的不是要歧视某些人，只是在告诉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要替对象着想，要考虑到对象的文化水平、智力水平和理解程度。
那么在考虑到对象的资质后，我们应该说什么呢？这就需要考察“语上”的含义。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语者，告也，言教人者当随其高下而告语之，则其言易人而无遢等之弊也。”也就是说，朱熹认为，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学生的资质不同而告诉他道理，这样别人就能很容易的接受和理解，学习也会循序渐进。朱熹对孔子的理解是准确的。这一点在《论语》中可以找到证据，比如，如颜渊，司马牛，仲弓等很多弟子向孔子问仁，孔子都是依据每个人的特点给予不同的回答，还有问孝也是如此。
（三）应机而言
除过考虑谈话的对象之外，孔子认为要做到慎言还应该把握好谈话的时机。那何时说话才是恰当的呢？
《论语·季氏》中记载，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在这里孔子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说话才是适宜的，只是从反面告诉我们时候说是不恰当的。他将这些情况归纳为三类：第一类称为“躁”，就是还没有轮到你说，就抢着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种现象很普遍，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心直口快，想说就说。这并不是一种很合适的说话策略，因为它一方面很可能会打断别人的谈话，对别人不尊重，同时体现了自己内心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第二类称为“隐”，就是本应该轮到你说了，可你却吞吞吐吐，故意遮掩，不愿意将事实真相说出来。这种行为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应该是光明磊落，不需要隐瞒什么的。第三类称为“瞽”，就是不看别人的颜色，不顾别人的感受，只顾着自己说。很多人可能会将“瞽”误解为这是见风使舵，巧言令色。其实这是对孔子的误解，首先孔子对“乡愿”和“巧言令色”之人是极为反感的，所以不可能只为了讨好人，才看人颜色。根据孔子对谈话对象时机的认识，我们可以推测，他的真实意思应该是希望我们通过观察别人的面部表情及身体动作，及时了解到对方的心理感受和对谈话内容的理解程度，以便更有效地交流沟通。
（四）非礼勿言
应机而言也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个限度就是礼。孔子对礼是高度重视的。首先在他看来，礼对一个人非常重要，例如，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也”（《季氏》）。其次礼对维持社会的和谐安定也很重要。例如，“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那礼是什么？一般人以为孔子的礼就是《周礼》，不知变通的落实《周礼》，就是合礼。其实并非仅仅如此。孔子认为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可见孔子认为礼的形式应该与时俱进，而非固步自封。其实在孔子眼中，礼的实质更加重要。《论语·八佾》记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甯戚。”可见礼是要表达内心真实的感情。另如《礼记·曲礼上》开篇便说：“礼者，毋不敬。”进一步揭示礼的实质就是恭敬心。（《八佾》）中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所不能忍受季氏的就是因为他对天子没有恭敬心。由此可知，非礼无言的实际含义，除过要求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处处合礼外；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要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存恭敬心。一旦从内心深处生起了恭敬心，自然就会慎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慎言，但是却从不同角度对慎言做了精辟而独到的论述。虽然言论比较分散，但是却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虽然有些缺少相应的论证，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确实有其合理性。遗憾的是，孔子只是从实用的谈话技巧层次上去论述慎言问题，并没有进一步提升到哲学的层次上，而且对慎言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也缺乏明确的阐述。所以，这些问题还有待现代的学者进一步发展完善。
（刘永春单位：庐江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张苗苗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慎言的重要性
首先孔子认为，言语一但发出，所造成的影响将非常深远。《易经·系辞》记载，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弥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违之，况其弥者乎？言出呼身，加乎民；行见乎弥，发乎远。”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将这种言语的影响理解为三个方面：首先在空间传播上非常广泛，卧室里发一言，就可以传播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在古代看来可能不好理解，但在今天的确如此，千里传音很容易地就可以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来实现。其次在时间上传播也具有很强的持久性，并且一旦说出话来将不可能再追回，所谓“覆水难收”。第三，我们的言语不光会影响到身边人的行为和态度，还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和后代的行为态度。由此可见，孔子是通过分析言语传播的特性，进而推论言语所造成的结果，来证明言语对于个人、社会乃至后世子孙的影响。
其次，孔子还认为能否做到慎言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荣辱。《易经·系辞》记载，子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孔子在这里将言行提升到衡量一个人能否成为道德人的主要指标，而且进一步认为言行是一个人受人敬佩或者被人鄙视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是获得别人的赞美还是被人羞辱不是别人的事，而是由自己的言行所招感的，别人只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所以孔子才一再主张“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皓，反求诸其身”《论语·里仁》。而且孔子还将言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到天地上，认为自然现象的变化可能与人的言行有某种关联。由此可见，慎言非常重要。
二、慎言的原则
孔子不但论述了慎言的重要性，而且还根据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原则。这些原则有些虽然不是很明确，用词也不尽相同，并且分布在《论语》的诸篇章中，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却具有一定的系统性，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慎言。
（一）讷于言
这点孔子在《论语》中有过多次的论述。例如，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首先我们要明确”讷于言“是什么意思？“讷”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言难也。”在《古代汉语字典》中的解释是：“语言迟钝，表示有话在肚里,难以说出来。”那孔子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说话应该结结巴巴才对呢？口齿笨拙的人应该得到奖励呢？如果是这样，那就误解了孔子的真实意图。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很显然，这句话是在对言语和行为的对比中提出来的，是相对于行动的敏捷而言，言语应该谨慎。由此可见，“讷于言”的真实含义，只是提醒我们言语应该格外谨慎，考虑周全之后再说，如果会让别人觉得迟钝，那也无妨。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下面孔子提出了理由。
第一，《论语·颜渊》中记载，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恭之不逮也。”也就是说，古人之所以不轻易许诺，不轻易表态，是怕自己一旦说出口后做不到，并且认为做不到是件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才不轻易说话。孔子通过反省古人的言行，提出这条理由是否有其合理性呢？我认为在今天依旧有着充分的事实支持。说到做不到，口无遮拦，信口开河这些现象，不光在古代尤其在当今社会更是非常地普遍，其原因有主客观各方面的因素，例如，张嘴说话毕竟比付出行动更加容易；而且要通过行动来实现承诺，还要考虑到可能来自外界未知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现代人的责任意识相比古人而言，可能有大幅度的下降，而更深层的原因就在于羞耻心的缺乏，因为觉得大家都这样，所以对说到做不到，并不以为羞耻。可见孔子对“耻恭之不逮”的认识是深刻而准确的。
孔子不但从心理方面探究了言之不出的原因，而且也反面作出了一个大胆地推论：“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随便地开口又不觉得惭愧，那么要指望他实现他得所说的话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具备轻易开口和缺乏羞耻感两个条件，那么可以预测这个人很可能会出现言行不一的状况。这是因为一件事情能否按照预定目标实现，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并不单单如人所愿，而且缺乏羞耻感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压力感，所以才“为之也难。”对于这一点老子也有过相似的看法，他在《道德经》中说“夫轻诺者必寡信。”他用非常肯定的语气预测到这种人往往缺乏诚信的美德，二者的实质都是一样的。一是想提醒我们对于这种人我们格外要小心，对他们所说的话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重要的事情不可以随便委任，当他们做出背信弃义之事时，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激动，因为这是必然的结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告诫我们，不要轻易许诺，对自己所说出的话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因此需要对所说的话承担责任。
第二，孔子还通过对听说关系的分析，提出慎言还可以避免出现过失。《论语·为政》中记载，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在这里孔子主张应该先听后说，多听少说，这也是针对人们普遍存在的以自我中心的心理现象而说。因为一般人都首先只关心自己，当自己心中有一些看法时，总是会急于发表，以获得某种成就感，这个时候而对于别人的见解看法，是根本听不进去的，而我们不能用心的听取对方的观点，那么对对方的观点就很难搞清楚，在后面的交流沟通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理解上的障碍。所以先听后，多听少说是有一定的道理。
其次，孔子还告诉如果在听的过程中，出现疑惑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尤其在我们听别人发表看法的时候，一旦听到一些让自己感到疑惑不解或者怀疑的地方时，要么我们会对对方整个的谈话过程都会保持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所以也听不进去有益的东西；而且从开始产生怀疑起，心中会一直思考所怀疑的问题，很可能会对后面所说的东西也充耳不闻。这些情况都是影响我们正常交流的障碍。孔子很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要“阙疑”，就是把有疑惑的地方先放到一边，活搁置起来，事后在探讨。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也有利于我们从别人身上获得益处。总之这些都是为了做到慎言。
（二）因人而言
在孔子看来，要做到慎言，不光要少说后说，同时也要考虑到说话的对象，那面对不同的对象该如何做到慎言呢？这就要因人而言。
因人而言，首先意味在说话前要先看对象是否值得一谈。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在这里，孔子将谈话的对象，依照可与言不可与言的标准将人分为两类。问题是哪些人可以交谈？哪些人不可以交谈呢？我们通过在《论语》中寻找线索会发现，孔子对此答案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来，但是却依照道德修养水平对人做了分类，大体上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并对这两类人的人格的征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学而》；“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
很明显，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个是极力推崇，一个则是极力排斥，极力推崇的人更愿意与之言，反之则不与之言。由此可以推断，孔子说的“可与言”的人很可能是君子，“不可以言”的人可能就是小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君子，则应该主动向他请教学习，也就是见贤思齐。反之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小人，则应该尽量避免与之交流，因为在孔子看来小人身上有很多缺点，比如心中只有一己之私利，没有正义感，傲慢，喜欢推卸责任等，和这样的人交往会降低自己的道德水平，也不会带来其他什么好处。所以在孔子看来真正会说话的智者应该是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其次，在确认对象适合谈话的前提下，孔子还提出要根据对象的资质来确定谈话的内容。《论语·雍也》中记载，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种划分其实是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中，依据学生的资质不同而划分的。对此老子也有过相似的划分，《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但是二者性质截然不同，老子描述的是在听到大道后不同资质人的不同反应。而孔子则是探讨的面对不同资质的教学对象如何教学的问题。当然孔子的这种划分的目的不是要歧视某些人，只是在告诉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要替对象着想，要考虑到对象的文化水平、智力水平和理解程度。
那么在考虑到对象的资质后，我们应该说什么呢？这就需要考察“语上”的含义。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语者，告也，言教人者当随其高下而告语之，则其言易人而无遢等之弊也。”也就是说，朱熹认为，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学生的资质不同而告诉他道理，这样别人就能很容易的接受和理解，学习也会循序渐进。朱熹对孔子的理解是准确的。这一点在《论语》中可以找到证据，比如，如颜渊，司马牛，仲弓等很多弟子向孔子问仁，孔子都是依据每个人的特点给予不同的回答，还有问孝也是如此。
（三）应机而言
除过考虑谈话的对象之外，孔子认为要做到慎言还应该把握好谈话的时机。那何时说话才是恰当的呢？
《论语·季氏》中记载，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在这里孔子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说话才是适宜的，只是从反面告诉我们时候说是不恰当的。他将这些情况归纳为三类：第一类称为“躁”，就是还没有轮到你说，就抢着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种现象很普遍，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心直口快，想说就说。这并不是一种很合适的说话策略，因为它一方面很可能会打断别人的谈话，对别人不尊重，同时体现了自己内心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第二类称为“隐”，就是本应该轮到你说了，可你却吞吞吐吐，故意遮掩，不愿意将事实真相说出来。这种行为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应该是光明磊落，不需要隐瞒什么的。第三类称为“瞽”，就是不看别人的颜色，不顾别人的感受，只顾着自己说。很多人可能会将“瞽”误解为这是见风使舵，巧言令色。其实这是对孔子的误解，首先孔子对“乡愿”和“巧言令色”之人是极为反感的，所以不可能只为了讨好人，才看人颜色。根据孔子对谈话对象时机的认识，我们可以推测，他的真实意思应该是希望我们通过观察别人的面部表情及身体动作，及时了解到对方的心理感受和对谈话内容的理解程度，以便更有效地交流沟通。
（四）非礼勿言
应机而言也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个限度就是礼。孔子对礼是高度重视的。首先在他看来，礼对一个人非常重要，例如，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也”（《季氏》）。其次礼对维持社会的和谐安定也很重要。例如，“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那礼是什么？一般人以为孔子的礼就是《周礼》，不知变通的落实《周礼》，就是合礼。其实并非仅仅如此。孔子认为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可见孔子认为礼的形式应该与时俱进，而非固步自封。其实在孔子眼中，礼的实质更加重要。《论语·八佾》记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甯戚。”可见礼是要表达内心真实的感情。另如《礼记·曲礼上》开篇便说：“礼者，毋不敬。”进一步揭示礼的实质就是恭敬心。（《八佾》）中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所不能忍受季氏的就是因为他对天子没有恭敬心。由此可知，非礼无言的实际含义，除过要求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处处合礼外；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要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存恭敬心。一旦从内心深处生起了恭敬心，自然就会慎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慎言，但是却从不同角度对慎言做了精辟而独到的论述。虽然言论比较分散，但是却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虽然有些缺少相应的论证，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确实有其合理性。遗憾的是，孔子只是从实用的谈话技巧层次上去论述慎言问题，并没有进一步提升到哲学的层次上，而且对慎言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也缺乏明确的阐述。所以，这些问题还有待现代的学者进一步发展完善。
（刘永春单位：庐江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张苗苗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