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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延绵数千年，形成了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其内在伦理，外在制度，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彰显了中华文明深厚的法制底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归纳了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成败得失，进一步挖掘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法律传统文化精华，制定了失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方针，坚定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信念，提出了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法治价值追求，重申了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在政治方向上，赋予中华传统法系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传统法系在新的时代里迸发出了生命力。中华法系里的内在理念与外在制度皆有其独到之处，未尝不能在现代法治建设中，给与新的启示，中国传统恤刑慎刑思想也是如此，
关键词：中国法传统;恤刑;慎刑;启示
一、 恤刑慎刑思想简述
“恤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其文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1]” 即为了防止刑罚在适用中出现轻重失衡，在定罪用刑时要轻重适中，慎用重刑。“慎刑”语出《汉书·平帝纪》：“往者有司多举奏赦前事，累增罪过，诛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元史·张懋传》中也有所提及，即“ 懋恶衣粝食，率之以俭，慎刑平政，虑之以公。”由此可见，“慎刑”，即谨慎用刑，要求统治者在制定刑法，适用刑法的时候，要矜恤群众，对刑法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保持刑罚谦抑性。
“恤刑”与“慎刑”两个词语事实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第一，“恤刑”与“慎刑”两个概念的侧重点不同。“恤刑”是在需要适用刑罚的时候，对于较为严厉的刑罚要谨慎用刑，而“慎刑”是指在没有确定是否需要对犯罪人适用刑罚的时候，尽量不用刑罚谨慎用刑，在慎刑之下，既包括谨慎重刑，也包括谨慎轻刑，既包括有罪入刑，也包括无罪出刑，由此可见“慎刑”的内涵比“恤刑”更为宽广;第二，“恤刑”与“慎刑”在适用范围上也有所不同，“恤刑”在我国传统法时期的各朝各代，其指向对象从来都不是大多数人，即“恤刑”适用群体是有严格限制的，比如西周的老幼弱犯罪减免制度，针对的是老人，幼儿，及法定的“弱”势群体，再如唐律规定，对老幼废疾者犯罪，不能对其进行拷问审讯，如果是怀孕的妇女犯罪，按律令规定应该戴上手铐审讯的，需等待孕妇产后百日，方可施行。而“慎刑”作为一个指导性的法制理念，指向对象即为大多数人，具有普适性，其适用上没有资格身份限制，比如说宋代的折杖制度，将唐代的流、徒、杖、笞等刑罚折合为相应的脊杖或臀，具体为，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则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二、古代“恤刑”制度的作用
1、“恤刑”是对“重刑”原则的补充，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
自炎黄时代开始，奴隶制五刑开始形成，最开始的奴隶制五刑除死刑外，其余皆肉刑，如墨刑，劓刑，剕刑，宫刑等，汉代经过刑制改革，肉刑逐渐废除。宗其五刑发展脉络，五刑作为封建朝代官定的刑罚体系，呈现出不断轻化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受“慎刑”思想与“恤刑”思想的影响。在乱世之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往往会倾向于制定严苛的刑罚，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所谓乱世用重典，沉珂下猛药莫过于此，但是过于严苛的法律制度也往往会有其负面效果，引起各种社会问题，进一步激化人民的反抗，秦朝之时，法网严密，据史料记载，若是有人将垃圾倒在道路上，都要被苛以刑罚，再比如秦朝的连坐法，法网严苛至此，也促使了秦的灭亡。自然所以吸取教训的后朝统治者也明白了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开始制定一些“恤刑”的法律制度，用以缓解社会矛盾[4]。
2、“恤刑”制度标榜统治者仁爱形象，有利于维护统治。
在我国古代，“恤刑”思想往往与儒家的“仁”相结合，与儒家思想相互契合，宣扬统治者仁爱有义，标榜统治者的仁政爱民，进而强调忠君爱国，巩固其统治。如隋炀帝在继位之初，民间传其得位不正，臣民离心，为了收复民心，隋炀帝“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为由。认为《开皇律》刑罚过重，命牛弘等予以重修，于大业三年修成并颁布天下，删除“十恶”之名，但仍保留其中的八条内容，并减轻对某些犯罪的处刑，史称《大业律》。
三、中国传统“恤刑”思想对当代启示
（一）对死刑制度的启示
1、恤刑慎刑不等于废除死刑
死刑作为一种极刑，自古有之，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多用在罪大恶极的犯罪人身上，在威慑犯罪方面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刑罚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在当代社会，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或者虽然没有废除死刑，但是却长时间没有适用死刑，使死刑名存实亡。在我国，关于死刑的存废，学界争论不休，近年有些文章提出，历史文化具有延续性，可以借鉴我国传统法的恤刑慎刑思想，作为废除死刑的突破口。本文对此表示质疑，事实上，如果学者要以恤刑慎刑思想出发，从而提出废除死刑，这是一种没有理解“恤刑”思想内涵，人为主观地把“恤刑”思想扩大化理解为废除死刑的错误观点。首先，中国的法制史是在皇权下的法制史，从古至今，皇帝推行“恤刑”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赢得仁君名号而已，若是真的犯了危害统治者统治的罪名，几乎是逃不脱死刑的;其次，“恤刑”思想从立法实践上来看，所针对的主体都是特定的，大部分为老人、小孩、妇女、废疾之人等，其所针对的罪名也是有限制的，在传统的封建五刑中，“恤刑”针对的罪名多为流刑、徒刑、杖刑、笞刑，对死刑的“恤刑”几乎很少，而且若是有对死刑的矜恤，也有严格的适用限制，比如人的年岁，官位的高低等。所以综上所述，“恤刑”思想并不等于废除死刑。[5]
2、“恤刑”思想有利于限制死刑适用
“恤刑”思想在實践发展中往往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儒家强调“仁义”，在其取得政治地位之后，“恤刑”思想就成了其政治主张的一部分。“恤刑”思想制度在适用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限制死刑的适用，比如说，汉代法律规定，年纪七十或不满十岁的人犯法需要对其处以刑罚的，都代以“完刑”，即剃光其头发和鬓须。从上可知，如果年纪七十或不满十岁的人犯法，即使要对其判处死刑，也都必须代以“完刑”。又如唐代法律规定年纪九十岁以上或者七岁以下的人犯罪，即使按照法律，都应被判处死刑的也都不对其苛以刑罚。 现代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强调刑法的谦抑性，而刑法谦抑性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限制死刑的适用，近年来，几乎每个刑法修正案，都会减少死刑的适用，在一些罪名里面删除了死刑的规定。[6]比如说在刑法修正案九里，废除9个罪名的死刑。在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限制死刑适用已经是大势所趋，由于历史文化是具有延续性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深深的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恤刑”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理应在当代社会展现自己的活力，我们完全可以从“恤刑”的思想角度，去考虑中国限制死刑的问题，制定合乎中国传统文化，符合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才会有活力，等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普遍遵从。
（二）对犯罪人权利保护的启示
（三）对道德教化的启示
道德教化从本质上说，教化是道德的传播方式，道德源于人的内心正义，也来自于先人的传授，人的道德在内容上来说，实在不断发展的，教化又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7] 恤刑慎刑制度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比如尊老爱幼，矜恤妇女，体恤弱者等，都是道德内容，都可以通过教化的方式，传导人民内心向善，教导统治者们在统治的时候也应该“德主刑辅”，道德教化应该是统治者进行统治所采用的主要方式，刑罚只是辅助手段，这对于现代社会治理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重视恤刑慎刑思想制度的道德教化作用，既可以使法律与道德进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良好互动，又可以使法律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达成真正的良法善治。
四、参考文献
[1]张泽. 中国古代恤刑思想的渊源[N]. 人民法院报，2018-09-14（007）.
[2]洪倩倩. 汉代恤刑制度研究[D].河南大学，2015.
[3]宋美晨. 唐代恤刑制度研究[D].郑州大学，2013.
[4]康丽斐.古代恤刑觀念对当代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2011（35）：291.
[5]刘国强.我国传统恤刑思想与当代死刑废止突破口的选择[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6（05）：65-68.
[6]杨琼. 论中国传统恤刑制度的现代价值[D].安徽大学，2015.
[7]范松仁，任静伟.道德教化对时代新人培育的价值及其路径研究[J].探索，2019（05）：149-157.
杨嘉楠（1998-），性别：男，湖南省凤凰县，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关键词：中国法传统;恤刑;慎刑;启示
一、 恤刑慎刑思想简述
“恤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其文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1]” 即为了防止刑罚在适用中出现轻重失衡，在定罪用刑时要轻重适中，慎用重刑。“慎刑”语出《汉书·平帝纪》：“往者有司多举奏赦前事，累增罪过，诛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元史·张懋传》中也有所提及，即“ 懋恶衣粝食，率之以俭，慎刑平政，虑之以公。”由此可见，“慎刑”，即谨慎用刑，要求统治者在制定刑法，适用刑法的时候，要矜恤群众，对刑法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保持刑罚谦抑性。
“恤刑”与“慎刑”两个词语事实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第一，“恤刑”与“慎刑”两个概念的侧重点不同。“恤刑”是在需要适用刑罚的时候，对于较为严厉的刑罚要谨慎用刑，而“慎刑”是指在没有确定是否需要对犯罪人适用刑罚的时候，尽量不用刑罚谨慎用刑，在慎刑之下，既包括谨慎重刑，也包括谨慎轻刑，既包括有罪入刑，也包括无罪出刑，由此可见“慎刑”的内涵比“恤刑”更为宽广;第二，“恤刑”与“慎刑”在适用范围上也有所不同，“恤刑”在我国传统法时期的各朝各代，其指向对象从来都不是大多数人，即“恤刑”适用群体是有严格限制的，比如西周的老幼弱犯罪减免制度，针对的是老人，幼儿，及法定的“弱”势群体，再如唐律规定，对老幼废疾者犯罪，不能对其进行拷问审讯，如果是怀孕的妇女犯罪，按律令规定应该戴上手铐审讯的，需等待孕妇产后百日，方可施行。而“慎刑”作为一个指导性的法制理念，指向对象即为大多数人，具有普适性，其适用上没有资格身份限制，比如说宋代的折杖制度，将唐代的流、徒、杖、笞等刑罚折合为相应的脊杖或臀，具体为，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则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二、古代“恤刑”制度的作用
1、“恤刑”是对“重刑”原则的补充，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
自炎黄时代开始，奴隶制五刑开始形成，最开始的奴隶制五刑除死刑外，其余皆肉刑，如墨刑，劓刑，剕刑，宫刑等，汉代经过刑制改革，肉刑逐渐废除。宗其五刑发展脉络，五刑作为封建朝代官定的刑罚体系，呈现出不断轻化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受“慎刑”思想与“恤刑”思想的影响。在乱世之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往往会倾向于制定严苛的刑罚，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所谓乱世用重典，沉珂下猛药莫过于此，但是过于严苛的法律制度也往往会有其负面效果，引起各种社会问题，进一步激化人民的反抗，秦朝之时，法网严密，据史料记载，若是有人将垃圾倒在道路上，都要被苛以刑罚，再比如秦朝的连坐法，法网严苛至此，也促使了秦的灭亡。自然所以吸取教训的后朝统治者也明白了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开始制定一些“恤刑”的法律制度，用以缓解社会矛盾[4]。
2、“恤刑”制度标榜统治者仁爱形象，有利于维护统治。
在我国古代，“恤刑”思想往往与儒家的“仁”相结合，与儒家思想相互契合，宣扬统治者仁爱有义，标榜统治者的仁政爱民，进而强调忠君爱国，巩固其统治。如隋炀帝在继位之初，民间传其得位不正，臣民离心，为了收复民心，隋炀帝“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为由。认为《开皇律》刑罚过重，命牛弘等予以重修，于大业三年修成并颁布天下，删除“十恶”之名，但仍保留其中的八条内容，并减轻对某些犯罪的处刑，史称《大业律》。
三、中国传统“恤刑”思想对当代启示
（一）对死刑制度的启示
1、恤刑慎刑不等于废除死刑
死刑作为一种极刑，自古有之，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多用在罪大恶极的犯罪人身上，在威慑犯罪方面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刑罚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在当代社会，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或者虽然没有废除死刑，但是却长时间没有适用死刑，使死刑名存实亡。在我国，关于死刑的存废，学界争论不休，近年有些文章提出，历史文化具有延续性，可以借鉴我国传统法的恤刑慎刑思想，作为废除死刑的突破口。本文对此表示质疑，事实上，如果学者要以恤刑慎刑思想出发，从而提出废除死刑，这是一种没有理解“恤刑”思想内涵，人为主观地把“恤刑”思想扩大化理解为废除死刑的错误观点。首先，中国的法制史是在皇权下的法制史，从古至今，皇帝推行“恤刑”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赢得仁君名号而已，若是真的犯了危害统治者统治的罪名，几乎是逃不脱死刑的;其次，“恤刑”思想从立法实践上来看，所针对的主体都是特定的，大部分为老人、小孩、妇女、废疾之人等，其所针对的罪名也是有限制的，在传统的封建五刑中，“恤刑”针对的罪名多为流刑、徒刑、杖刑、笞刑，对死刑的“恤刑”几乎很少，而且若是有对死刑的矜恤，也有严格的适用限制，比如人的年岁，官位的高低等。所以综上所述，“恤刑”思想并不等于废除死刑。[5]
2、“恤刑”思想有利于限制死刑适用
“恤刑”思想在實践发展中往往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儒家强调“仁义”，在其取得政治地位之后，“恤刑”思想就成了其政治主张的一部分。“恤刑”思想制度在适用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限制死刑的适用，比如说，汉代法律规定，年纪七十或不满十岁的人犯法需要对其处以刑罚的，都代以“完刑”，即剃光其头发和鬓须。从上可知，如果年纪七十或不满十岁的人犯法，即使要对其判处死刑，也都必须代以“完刑”。又如唐代法律规定年纪九十岁以上或者七岁以下的人犯罪，即使按照法律，都应被判处死刑的也都不对其苛以刑罚。 现代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强调刑法的谦抑性，而刑法谦抑性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限制死刑的适用，近年来，几乎每个刑法修正案，都会减少死刑的适用，在一些罪名里面删除了死刑的规定。[6]比如说在刑法修正案九里，废除9个罪名的死刑。在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限制死刑适用已经是大势所趋，由于历史文化是具有延续性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深深的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恤刑”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理应在当代社会展现自己的活力，我们完全可以从“恤刑”的思想角度，去考虑中国限制死刑的问题，制定合乎中国传统文化，符合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才会有活力，等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普遍遵从。
（二）对犯罪人权利保护的启示
（三）对道德教化的启示
道德教化从本质上说，教化是道德的传播方式，道德源于人的内心正义，也来自于先人的传授，人的道德在内容上来说，实在不断发展的，教化又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7] 恤刑慎刑制度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比如尊老爱幼，矜恤妇女，体恤弱者等，都是道德内容，都可以通过教化的方式，传导人民内心向善，教导统治者们在统治的时候也应该“德主刑辅”，道德教化应该是统治者进行统治所采用的主要方式，刑罚只是辅助手段，这对于现代社会治理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重视恤刑慎刑思想制度的道德教化作用，既可以使法律与道德进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良好互动，又可以使法律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达成真正的良法善治。
四、参考文献
[1]张泽. 中国古代恤刑思想的渊源[N]. 人民法院报，2018-09-14（007）.
[2]洪倩倩. 汉代恤刑制度研究[D].河南大学，2015.
[3]宋美晨. 唐代恤刑制度研究[D].郑州大学，2013.
[4]康丽斐.古代恤刑觀念对当代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2011（35）：291.
[5]刘国强.我国传统恤刑思想与当代死刑废止突破口的选择[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6（05）：65-68.
[6]杨琼. 论中国传统恤刑制度的现代价值[D].安徽大学，2015.
[7]范松仁，任静伟.道德教化对时代新人培育的价值及其路径研究[J].探索，2019（05）：149-157.
杨嘉楠（1998-），性别：男，湖南省凤凰县，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