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辞：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的意义远大于书本身，它代表了未来东亚地区合作交流的姿态，树立了解决国家间历史分歧的一个范例，即通过讨论的方式求得共同认识。
　　
　　在日本挑起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60周年之际，一本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和市民合力编写的三国近现代史共同读本在三国同时出版了。该书的中文名称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以下简称《东亚史》)，中方编者的合称为共同历史读本编写委员会，后者也正是本刊“为了公共利益”组织奖要授予的对象。
　　正如该书中方主要编纂者之一朱成山研究员所言，该书的出版是三国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上“零的突破”，在某种意义上使三国对历史方面的看法初步得到统一；该书出版的意义远大于书本身，它代表了未来东亚地区合作交流的姿态，树立了解决国家间历史分歧的一个范例，即通过讨论的方式求得共同认识。
　　编写该书的念头是由日本学者在南京提出的，而此前关于统一历史问题的认知是在韩国达成的，并且首次关于编写工作的国际会议也是2002年在韩国召开的。可见，推动该书问世的先导力量来自日韩，而韩方作为中日两国学界沟通的桥梁，其在本国国内得到的呼应也是最广泛的，连总统卢武铉也通过电视表达了祝贺，并说自己在阅读这本书。
　　不过，这并不是说中方17名学者的作用就是被动的，贡献就是次要的。相反，《东亚史》在中国出版的意义要远大于日韩两国，而中国民间学者为确保该书顺利出版而排除障碍、创造条件，既坚持原则又适度妥协的把关能力和求实精神也得到了公认。
　　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但教科书的国定制决定了其版本的单一性，这就为以课外读物的形式面向学校和图书馆征订预设了良好的市场。版本之外，在内容方面，由于大国的历史视野中往往忽略周边小国，与日韩对中国的研究“青胜于蓝”不同，中国除了对日本侵略战争“前事不忘”外，其他方面的了解往往浅尝辄止，对韩国历史的研究更少，教学中几乎付之阙如。现在，《东亚史》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另一方面，对于尚缺乏民间合编涉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课外读物的中国学界来说，要在短短3年内完成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很不容易。由于不属于国家资助的任何课题项目，中国社科院、上海师范大学、黑龙江社科院等部门自愿参加的学者都是自行协调、自编预算、自掏腰包；而在另外两国，日方由“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牵头，韩方则由“纠正日本教科书运动本部”组织，用的都是现成的机制，内部沟通的成本大为降低。显然，对于中方编者来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是艰辛的，其困难也绝不亚于日方编者在国内遭极右翼势力攻击时的麻烦。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三国合作修史中所彰显的民间姿态，乃是三国编委会在关于卢沟桥事变、“华盛顿会议”、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以及甲午战争等有争议历史问题上取得部分共识的关键。此前，日韩之间针对两国历史问题已经启动了官方共同研究，但目前处于停滞状态；同样，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巨大，也不可能寄希望于某个官方联合小组的共同研究而很快得到解决。幸运的是，三国民间的差距远比三国政府历史观的差距要小得多，受到的政治性因素影响也比较小，对历史事实的尊重由此凸显了它的生命力。
　　
　　(谢奕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