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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组织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第二次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迄今为止基本上只注意了该书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以及对侵略事实的否定，但仅仅关注《新历史教科书》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表述，并未能抓住问题的本质。
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件事从反面证实了我们这一判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渗透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制度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但由于不可能马上编写出新的教科书，日本政府规定将原教科书中露骨宣扬军国主义的词句用墨水涂掉而在学校继续使用，这就是所谓“墨涂教科书”。但是，用简单的“墨涂”方式怎么能改变战前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体系呢。
同样，对《新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批判，也不是制造一本新的“墨涂教科书”，而是要从历史观上分析《新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所在，这是非常必要的。
《新历史教科书》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
第一步，在讲述日本远古历史时，突出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的日本文明受中国古文明影响的定论，为日本国“优秀”这一结论作铺垫。
第二步，肯定地叙述在历史上有相当疑问的所谓“神武天皇东征”，而对已经成为定论的中国历史文献《魏志·倭人传》中关于卑弥呼的记载，该教科书却表示怀疑。为了鼓吹天皇制“万世一系”，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教科书回避中世纪天皇势力虚弱且被架空的历史事实，却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讲述天皇是神的直系后代，日本国受到神的护佑的故事等等，这显然是要使学生确立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国“优秀”的认识。
第三步，沿着上述脉络推论：日本是“神的国家”，从幕府后期就已察觉来自西洋的威胁，故在开国后不仅能保持独立，甚至能战胜西方大国。中国和朝鲜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威胁，也不可能战胜西方，因此，在与欧美列强的对抗中，日本自然成为东亚的领袖。
第四步，竭力否认维新是要求改革统治权力的“倒幕派”下级武士利用民众力量推翻幕府权力的斗争，强调维新中武士对天皇献身的“忠义”精神，将日本近代社会巨大变动的原因归结为武士的精神力量。
第五步，把战前发生的一切都纳入侵略有理的逻辑。明明是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却被说成“确立日本安全保障的战争”、“正当的战争”。日本之所以合并朝鲜，其借口是朝鲜像是从大陆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一旦被敌国控制，就成为日本的最大威胁；日本对中国东北、华北乃至全国的进攻也有它的理由，那就是中国的“反日”运动危及了日本的“合法”权益。总之，近代以来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当然包括战争)，都是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领袖地位，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是日本方面“自存自卫”所必须的。
以上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逻辑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这一体系也可分解为两个系统，即在日本独特文明基础上的国家系统和天皇与国民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构成日本在战前和战中竭力维护的所谓“国体”：
《新历史教科书》编织的这一体系，是与战前的“国体论”完全一致的。一旦进入这一理论体系，当然就不存在侵略战争的概念，也不存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与责任。所以，当人们循着传统的思路分析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军队残暴行为的历史事实是如何歪曲时，却发现很难找到相应的证据。
《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仍然沿用战前历史教科书即当时日本政府的提法，称为“大东亚战争”，强调把亚洲从欧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意义。
战前，日本军部就制造了所谓“ABCD包围圈”的理由，声称日本之所以发动战争，是因为受到国际孤立与包围。《新历史教科书》为了把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描写为日本与欧美之战，着力宣扬受白种人数百年殖民统治的东南亚民众对日本的支持，证明日本发动的是“将亚洲从欧美支配中解放出来”的战争。
教科书对日本把朝鲜作为殖民地的史实不置一词，而故意将人们关注的重心引向东南亚，称“日本开战的胜利给东南亚与印度的许多人燃起了独立的愿望”，还说“印度尼西亚的人们欢迎来自日本的解放军”等等。
再看《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的加害他国历史事实的叙述。
日本与国际社会都很关注的慰安妇问题，也是以前的历史教科书普遍认同的问题，在这部教科书中却不见了踪影。
国际舆论普遍关心的南京大屠杀问题，在2001年版的正文中还有记载，这一次却从正文移到了注释中，且仅仅提到发生了“南京事件”，还说“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有许多的疑问”。
还有一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注意。这部书关于日本的战争被害描述得相当简略。例如，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问题仅有简略的说明，对被害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提到，被害的人数也没有涉及；导致15万人死亡的冲绳作战问题，只有短短两行文字。
个中缘由其实不难理解：该教科书的历史观建立在日本是神国，日本人为天皇献身的立场上，当然要强调战争中的日本“军人发扬了敢打敢拼的斗争精神”，平民也“为了战争的胜利而在困难中劳动、战斗”，至于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灾难，则是不宜渲染的。
书中有一幅日本女学生为神风敢死队壮行的照片及一封特工队员遗书的全文。遗书写道：“如今抛弃了一切，为了前赴国家安危，献身于亘古不变的大义，我在此开始突击，即使魂魄归国、身似樱花散落，也将化成亘古护国之鬼”。可见，该教科书决不是引导日本学生思考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思考战争的性质与战争的善恶，相反，却力图给青少年灌输战争意识。
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其实已经完全回到战前军国主义时代由国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立场。这是与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联系的，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大倒退，也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日本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的某些心理，从“国粹主义”出发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并找到’了突破口。
我们注意到，针对扶桑社的教科书，一部分有良知的日本人正积极进行批判，这就是2001年这部教科书在日本采用率极低的重要原因。目前，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正在竭力争取日本社会再次采用这部包藏危险的历史教科书。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教科书问题的本质，与日本的进步力量一起努力，抵制改订版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件事从反面证实了我们这一判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渗透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制度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但由于不可能马上编写出新的教科书，日本政府规定将原教科书中露骨宣扬军国主义的词句用墨水涂掉而在学校继续使用，这就是所谓“墨涂教科书”。但是，用简单的“墨涂”方式怎么能改变战前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体系呢。
同样，对《新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批判，也不是制造一本新的“墨涂教科书”，而是要从历史观上分析《新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所在，这是非常必要的。
《新历史教科书》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
第一步，在讲述日本远古历史时，突出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的日本文明受中国古文明影响的定论，为日本国“优秀”这一结论作铺垫。
第二步，肯定地叙述在历史上有相当疑问的所谓“神武天皇东征”，而对已经成为定论的中国历史文献《魏志·倭人传》中关于卑弥呼的记载，该教科书却表示怀疑。为了鼓吹天皇制“万世一系”，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教科书回避中世纪天皇势力虚弱且被架空的历史事实，却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讲述天皇是神的直系后代，日本国受到神的护佑的故事等等，这显然是要使学生确立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国“优秀”的认识。
第三步，沿着上述脉络推论：日本是“神的国家”，从幕府后期就已察觉来自西洋的威胁，故在开国后不仅能保持独立，甚至能战胜西方大国。中国和朝鲜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威胁，也不可能战胜西方，因此，在与欧美列强的对抗中，日本自然成为东亚的领袖。
第四步，竭力否认维新是要求改革统治权力的“倒幕派”下级武士利用民众力量推翻幕府权力的斗争，强调维新中武士对天皇献身的“忠义”精神，将日本近代社会巨大变动的原因归结为武士的精神力量。
第五步，把战前发生的一切都纳入侵略有理的逻辑。明明是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却被说成“确立日本安全保障的战争”、“正当的战争”。日本之所以合并朝鲜，其借口是朝鲜像是从大陆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一旦被敌国控制，就成为日本的最大威胁；日本对中国东北、华北乃至全国的进攻也有它的理由，那就是中国的“反日”运动危及了日本的“合法”权益。总之，近代以来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当然包括战争)，都是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领袖地位，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是日本方面“自存自卫”所必须的。
以上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逻辑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这一体系也可分解为两个系统，即在日本独特文明基础上的国家系统和天皇与国民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构成日本在战前和战中竭力维护的所谓“国体”：
《新历史教科书》编织的这一体系，是与战前的“国体论”完全一致的。一旦进入这一理论体系，当然就不存在侵略战争的概念，也不存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与责任。所以，当人们循着传统的思路分析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军队残暴行为的历史事实是如何歪曲时，却发现很难找到相应的证据。
《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仍然沿用战前历史教科书即当时日本政府的提法，称为“大东亚战争”，强调把亚洲从欧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意义。
战前，日本军部就制造了所谓“ABCD包围圈”的理由，声称日本之所以发动战争，是因为受到国际孤立与包围。《新历史教科书》为了把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描写为日本与欧美之战，着力宣扬受白种人数百年殖民统治的东南亚民众对日本的支持，证明日本发动的是“将亚洲从欧美支配中解放出来”的战争。
教科书对日本把朝鲜作为殖民地的史实不置一词，而故意将人们关注的重心引向东南亚，称“日本开战的胜利给东南亚与印度的许多人燃起了独立的愿望”，还说“印度尼西亚的人们欢迎来自日本的解放军”等等。
再看《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的加害他国历史事实的叙述。
日本与国际社会都很关注的慰安妇问题，也是以前的历史教科书普遍认同的问题，在这部教科书中却不见了踪影。
国际舆论普遍关心的南京大屠杀问题，在2001年版的正文中还有记载，这一次却从正文移到了注释中，且仅仅提到发生了“南京事件”，还说“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有许多的疑问”。
还有一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注意。这部书关于日本的战争被害描述得相当简略。例如，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问题仅有简略的说明，对被害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提到，被害的人数也没有涉及；导致15万人死亡的冲绳作战问题，只有短短两行文字。
个中缘由其实不难理解：该教科书的历史观建立在日本是神国，日本人为天皇献身的立场上，当然要强调战争中的日本“军人发扬了敢打敢拼的斗争精神”，平民也“为了战争的胜利而在困难中劳动、战斗”，至于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灾难，则是不宜渲染的。
书中有一幅日本女学生为神风敢死队壮行的照片及一封特工队员遗书的全文。遗书写道：“如今抛弃了一切，为了前赴国家安危，献身于亘古不变的大义，我在此开始突击，即使魂魄归国、身似樱花散落，也将化成亘古护国之鬼”。可见，该教科书决不是引导日本学生思考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思考战争的性质与战争的善恶，相反，却力图给青少年灌输战争意识。
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其实已经完全回到战前军国主义时代由国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立场。这是与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联系的，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大倒退，也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日本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的某些心理，从“国粹主义”出发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并找到’了突破口。
我们注意到，针对扶桑社的教科书，一部分有良知的日本人正积极进行批判，这就是2001年这部教科书在日本采用率极低的重要原因。目前，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正在竭力争取日本社会再次采用这部包藏危险的历史教科书。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教科书问题的本质，与日本的进步力量一起努力，抵制改订版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