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了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揭开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全民抗战的序幕，从此结束了中华民族百余年在世界舞台上忍辱蒙羞的历史。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经受了火与血的洗礼，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九四五年日寇无条件投降，意味着一个更新时代的到来。
　　抗战开始之前我还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青年学生，时代的洪流把我从北平古城冲来冲去，经湖北、江苏、湖南，最后来到四川。寒暑八易在一生当中不是短暂的时间，然而八年过去了，回首前尘却又如一瞬。经历了这么大的一场灾难，祖国大地到处是败壁颓垣，四万万同胞死伤枕藉……如今我们终于成为一个战胜国家的人民，理当精神振奋、意气飞扬地走上富强兴旺的道路。但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时在卖国贼蒋介石领导之下的国民党早在抗战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末就停止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作战，转而配合日寇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侵蚀、进攻；在国统区内打击进步力量，阻止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的活动。这种倒行逆施，在以后的六年当中有加无已；甚至作为“盟邦”的美帝国主义的军队也直接参加了国民党的反人民内战。因此，抗战结束了，中国人民的灾难还远远没有尽头。
　　一九三七年我写了第一个话剧剧本，这样偶然性的开始使我先后参加了几个话剧团体度过了几年的流浪演出生活，走过了许多山山水水，但却没有走出四川的边界。一九四四年底我从成都回到重庆，不打算再出外奔跑了，也感觉到这场抗日战争终于到了它快要结束的时刻。当时在四川拥有两社四报的《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先生邀我担任重庆《新民晚报》副刊《西方夜谭》的编辑。日寇投降，上海《新民晚报》创立，报社要我去上海编辑上海版的副刊《夜光杯》。这样，我在一九四六年元旦那天乘飞机由重庆飞南京转往上海。
　　
　　来到上海
　　
　　上海对我说来似生疏而又不生疏，说她生疏是虽然近在咫尺的常州就是我的家乡，但在这以前我只在上海小住过短短的几天。说不生疏是由于从一九四○年前后，我已有五个剧本在上海上演过了，因此我一到上海便有无数新交全如旧识，好客的上海朋友一家一家的邀我作客，尽管我这个小个子的青年人只穿着一袭棕灰色的旧棉袍，在战后却依然花团锦簇、纸醉金迷的上海显得如此之土里土气、傻头傻脑，他们却都不厌弃我。
　　和我曾在四川成都同甘共苦谊同兄弟的画家小丁(丁聪)比我先期回到上海，他在上海有父母弟妹，回到上海他就此结束了将近十年颠沛流离的浪迹生涯。这个小丁是个老上海，由于“出道早”——沪语，此处指年幼成名——他的许多朋友都比他的年纪大一截，譬如一些上海的画家，本是他的父亲老画师丁惊的朋友，后来却都和小丁如兄如弟，这样我也在辈分上沾了光。在一次宴会上，小丁介绍我认识了两位我后来终生难忘的朋友：唐云旌和龚之方。
　　唐云旌笔名大郎，是典型的江南才子，人称江南第一枝笔，虽然所写的都是身边琐事，有一些作品甚至玩世不恭、格调不高，但是才华横溢，尤其是律诗、绝句写得精彩绝伦，是个罕见的奇才。另一位龚之方则不仅散文写得好，还有过人的组织能力团结功夫，主要是他心襟开阔、豁达大度而又体贴细致、热情奔放。他们两人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好友，当时在一起办一份叫作《海风》的小报，两个编辑，一个是唐大郎，另一个是李培琳(即后来的电影导演桑弧)，出版者是山河图书公司，出版人即是龚之方。
　　和他们相识不久，小丁就和之方来找我。之方提出，希望让小丁和我一起编一本综合型的文艺刊物，图文并茂，有彩色封面和插页。这使我想起，我在北平读中学的时代，曾经和几位同班同学办过一本杂志叫做《玩味》，大概是受了当时上海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的影响，这是一本言不及义，无所适从的刊物，出了一本就寿终正寝了。这次情况不同了，我们经过了八年苦难生活的锤炼，小丁是当代著名的画家、美术家，更为显赫的他是三十年代全国风行兼有国际影响的大型画报《良友》的编辑，是第一流的美术编辑。和这样的搭档并肩作战，何惧之有？因此我丝毫未加考虑就同意了。
　　
　　《清明》编辑部
　　
　　神通广大的之方兄在红尘十丈的上海闹市中心西藏路上，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闹中取静、设备豪华舒适的编辑部。
　　我们的编辑部设在有悠久历史的共舞台。进剧场大门，从右手一道窄小些的楼梯走上三楼，和楼座的观众相反方向有一个小小甬道，旁边的一扇小门里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工作室。外面有一个小过厅，走进去是里外两间，地上铺着很厚的地毯，宽大的皮沙发，一张开会用的长条桌上覆盖着绿色的绒台布；里间屋有一张很大的墨绿色玻璃面的钢制大写字台和保险柜，红木的琴几上放着青铜的佛像、瓷花瓶等古文物。由于墙壁门窗都用坚固厚实的材料建成，剧场里的锣鼓弦歌和临街闹市的嘈杂市声都传不进来。
　　这个以演机关布景连台本戏著称的共舞台何来一间如此精致的密室？后来我们知道，在上海沦为孤岛及后来被日本统治期间，这是“华影”铁腕人物当年和许多著名的男女电影明星谈生意、讲价钱、签合同的地方。
　　十分高兴我们的老板龚之方为我们安排了一个这样高级的工作室，在那一段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每天的半天在这里，另一个半天在圆明园路的《新民晚报》副刊编辑部工作。在《新民晚报》那间很宽大的编辑室里也是两个人，一个是我编的副刊《夜光杯》，另一个是编《夜花园》的诗人李嘉，他现在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东京分社的社长。
　　我们这个杂志编辑部由于设备舒适，地点适中，交通便利，又有专用电话，所以不久便成为文艺、戏剧、电影界的朋友们经常光顾往来的地方。夏衍同志那时在上海具有双重身份，他是负有盛名的剧作家，同时又是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常常在路过这里时上来休息小坐，有时会坐下来用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写一篇杂文短稿。后来我们索性给了他一把房门的钥匙，任他自由出入。有一天晚上，我到这里来取一件白天忘记带走的东西，开门走进来，见围着长坐满了人，其中有一些人是我熟悉的朋友，显然是尊敬的老夏正在召开党的会议。我只稍稍打个招呼，开抽取了东西，没有作声，走出去把门锁上了。我真是非常高兴我们的编辑部被派上了更好的用场。
　　给我们行将问世的刊物取个什么名字好？我几乎没有多加思索便打算把她叫做《清明》，并且立即得到小丁的同意。原因是正值清明节近，那一年的早春天气江南苦雨，也正近似当时愁云密布杀气腾腾的政治气候。一向勇于内战，怯于外战的国民党反动派磨刀霍霍，调兵遣将忙于抢夺所谓“抗战胜利”的果实，紧锣密鼓地准备向解放区进攻。在大城市里，象蝗虫、更象蛀虫一样的接收大员们都忙着向已经饱受了八年掠夺的老百姓恶毒地压榨最后一滴油水，让人们感觉到来日大难正无涯。把我们的刊物叫做《清明》，一方面是迎接这个当前的节气，另一方面是为表达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会出现和平兴旺政治清明的一种美好愿望。
　　有多少可爱的朋友都怀着和我们同样的美好愿望啊！收到了我们简短的征稿信，或者口头的约稿，没有经过什么催逼，很快地就有大量的稿件堆上我们的案头。我们的刊物一共出版了四期，为我们供稿的老一辈的作家有邓初民、郭沫若、茅盾、夏衍、老舍、田汉；中年作家、画家有叶浅予、吴作人、庞薰、刘开渠、张光宇、张正宇、张乐乎、张文元、柯灵、陈白尘、凤子、骆宾基、黎澍、戈宝权、靳以、安娥、徐迟、臧克家、聂绀弩、赵超构、陆志庠、冯亦代、王琦、马国亮、刘火子、陈波儿、师陀等；象郁风、周令钊、袁水拍、秦怡、黄永玉、王戎、刘念渠、包括丁聪和我，按照今天的标准，都没有超过三十岁，只能算作青年；我的六弟吴祖强也发表了两篇散文，就只能作为少年作者了。
　　《清明》杂志的出版距离着手筹备，大概只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十六开本，文字及图片绘画共六十四页，文字用新五号和六号两种字体直行排印，另外连同封面共有四版用重磅道林纸精印的彩色插页。我们的分工是小丁负责图片和全书的美术设计、版面编排，我则负责全书的文字部分。有一些短稿则是路过这里或是专程来访的朋友们在这间舒适的房间里，坐下来当时给我们写成的。
　　细心的之方还为我们安排了两位服役人员。一个是年纪稍长、老实敦厚，为我们清洁房间、招待客人的金生；另一个是年轻灵活但又很沉着稳重为我们取稿送信对外联系的炳琛，两人的工作都很出色。如今已过去了三十七年，再无重见之缘，使我十分怀念。
　　
　　出版和结束
　　
　　在阳春三月，江南草长的上海，我们把《清明》的创刊号送到了读者的面前。在这期创刊号里，由我以“编者”的署名写了一篇约九百字左右的《清明题记》发在篇首，其中有这样的话：
　　
　　……八年前抗战开始时，我们对国家的希望是殷切而热情的。意外在百战之后的胜利前夕，那热情却是比例地降低了。胜利后的今天，我们的心情更是濒于绝望的程度。举国之内一片哀哭与垂危的呼救。胜利的果实不属于吃苦受难的人民；只看见那些狐鼠与猪狗炙手可热，骄横不可一世。
　　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纪。我们生于苦难，长于苦难，但从来没有人甘愿终于苦难。很久很久以来我们就有一个愿望：愿望总有一天能够争取到幸福快乐的生活，认为这次的抗战是一个光明的起点。我们实在早已恐惧与厌恶再接触到这样血腥的气息。希望有一天能够在自由光明的国度中生活。那时我们歌颂、欢唱，多于过去的抗议同诅咒。
　　但这日子离我们还是多么遥远啊！“胜利”不过只是一个骗人的标记罢了。要争取到真正的自由与和平，还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我们是属于人民的。为时代呼喊，写人民的喜爱与愤怒。相信在这虽然是猪狗与狐鼠横行的国度里，我们终不孤独……”。
　　
　　创刊号出版不久，在一次上海文艺界的集会上，许多朋友向我们这本小小刊物致热烈的祝贺和鼓励。这里面最使我高兴并且至今没有忘记的是：抗战时期我们在重庆大家争相传阅的一本充满智慧、幽默和渊博学识的小说《围城》作者钱锺书先生走过来热情地肯定我在“题记”中提出的看法和愿望。锺书先生是富有正义感的学者，在那次上海初见的三十五年之后，即一九八一年四月，北京曾经召开过一次“老作家座谈会”，会上我为当时被批判的一部电影提出我个人的不同看法，在我发言之后和散会时候，锺书先生两次离席从远处走过来和我握手，表示他对我的支持。三十五年之间被锺书两度赞许，我认为是一生中极为难得的荣幸和嘉奖。虽然至少第一次的握手或许锺书先生自己也不会记得了。
　　形势的发展反证了我在“题记”里的担忧和逆料：我们将会对自由与和平付出更高的代价。我们的刊物是月刊，第一期是五月一日出版的，第二期按月出版，第三期的出版推迟了半个月。我和小丁都感觉到我们的老板——发行人龚之方兄一定是遭遇到了困难。这本刊物在印刷上的考究，在当时的上海文艺刊物里应属独一无二，每期要付出巨大数额的印刷费。之方本人是没有钱的，只凭他的个人关系四处张罗，现在显然在发行方面也发生了困难，而第四期虽然已经编好却不能发往印刷工厂了。我们没有向之方作任何的催询，而心情象当时的时局同样阴沉——在日本投降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卑鄙无耻、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蒋介石卖国政府一天也没有停止加速内战的准备，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战争布置之后，就在这年的七月起，指挥他的全部军队发动了对人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清明》的第四期，亦即是它的最终一期，在龚之方兄的极力筹措之下，延期三个月，于十月十五日出版。这一期与前三期相比，篇幅增加了一半，即多了三十二页。但说来教人伤心，这增加的一半页数尽都是商业广告，这又是多才善交游的龚之方兄最后一招的看家本领。山河图书公司在增页上刊出一个《小启》，中有云：
　　
　　“……同人等致力出版事业，兢兢业业，期于文化建设，略尽绵薄。纵已面临死亡之机，对此‘蚀本生意’，犹冀其能拨云见日，《清明》可免夭折，且已拟有革新计划，将于第五号起实现。……蒙本市工商各界惠赐巨幅广告，爱护之情至周至切……”编辑部则以我个人的名义，刊登《致读者》一短文，云：
　　“……两个月来大家的心情恶劣，内战‘成功’，局势日益恶化。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们虽在题记里申述我们对这多难的祖国的‘清明’之望，但如今则有的是血泪也洗不清的阴沉黑暗了。
　　……这年月不是一个好人能活下去的年月，这地方也不是一个好人能活下去的地方。这样我们还苦苦维持这份刊物，原是属于不可能的事情。作为编者，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发行人致最大的敬意，只为他肯在每个月苦苦筹足款项尽力在印刷方面做到尽善尽美，不惜逐月的赔累为读者服务。这样的朋友，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去找。谁也不敢说我们能支持到几时，愿敬爱的读者们伴着我们一同负担责任，度过这一段艰辛的长途。”
　　
　　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清明》的第四期是最后的终结期了。按照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规定，出版杂志期刊必需申请他们的“宣传部”、“内政部”和“上海市党部”登记备案，取得登记证才能出版，而《清明》的申请始终未获批准。这样一份刊物是根本不会被允许出版的，已经出版的四期，只不过是由于这个腐败老朽的党所具备的官僚主义颟顸作风才得漏网未被干预之故；而现在终于引起了这些检查官老爷的注意，于是山河图书公司接到了一张勒令停刊的通知，内容是：“不准登记”，也就是不准再出版了。
　　这本终刊的第四期还应当说明一下的是：小丁在发稿前由于筹办戴爱莲女士的一个舞蹈会过劳病倒，无法工作；因此这一期的美术编辑是临时得到画家张正宇见义勇为帮助完成的，而这位最可爱的老朋友——天才的画家、书法家于一九七六年病逝了。
　　再有必需说明的是：这个终刊的第四期，我们的发行人已经一贫如洗，没有发给任何一人一文钱的稿费。当然是由于付给印刷厂的费用之后，便再也没有发放稿费的力量了。我和小丁对此没有向之方兄提一个字，而最为难得的是所有提供文稿和画稿的作者也居然没有一位向我们提出索要稿费的要求。什么是友谊？什么是了解？我从这里受到很大的感动和教育。三十多年以来，我每念及此，常是耿耿于怀，现在借这个机会得向这些可亲可敬的朋友致意，也算了一桩心事。
　　
　　一九八三、四、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