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来年前，曾是斯大林主义信徒的法国学人罗日·伽罗蒂，写了一本博士论文，取名《自由的文法》。骤读书名，令人想起《围城》中的方鸿渐，因为此公写外文据说崇尚自由精神，不大肯遵守文法规则，因此人们也许会认为此书是一本教导人们如何写出规范语言之作。后来中译本出版，改名《什么是自由》，再读内容，方知伽先生意在为“自由”定出法则，犹如语言之有文法一般。
　　这书畅销了一阵，可是没过多少年，伽先生自己也不遵守自己定出的法则了，“自由”得丢掉了原先的政治身份。那么，“自由”究竟还是不是应该有“语法”或规范呢？据说伽君此后又有新作，颇有新见，惜乎为中国读者所不知了。
　　这次，葛兆光先生为文推介陈寅恪先生诗作，取题《最是文人不自由》。此语取自陈诗，葛先生加以阐释。(见《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其后，吕澎先生有所补充，写来《最是文人有自由》一稿。(《读书》一九九三年第八期)两文发表以后，从我们这里的来稿看，引起了一股小小的热潮。我们等待了三几个月，从来稿中选出若干篇，编在本期《说<读书>》栏中，以便读者参酌众说，有一自由选择之余地。来稿并未发完，今后当有续作，只是发表形式也许稍有不同。
　　编刊物要讲“导向”。说到“自由”，怎么去导向呢？自然，编辑也生活在社会中，对自由问题也会有看法。但如果依自己一厢情愿的观念导向，说不定又会出现一部新的“自由的文法”。高明如当年的伽博士者尚且未能胜，任此事，况乎我辈！
　　在一个会议上，听到一位教授阐释导向，意谓导向云云，主要应是“人文导向”。何谓“人文导向”？教授不遑细述，只允以以后为本刊撰文释解。但此语对我们说来，颇有顿开茅塞之功。可否说，为文贯彻人文精神，意在追求精神境界之开阔，探索精神之高扬，生活处境之安定，使得人们有获取知识、能力以及表达此种才能之足够自由，而不是使人鄙俗、堕落，即属“人文导向”(或为其一)。即使如此肤浅了解，已使吾心大慰，编完本期，倒头便睡，不复再有皇皇然不安的不自由感。谢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