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名时年19岁的广东青年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在抗战的烽火中，唯有多报考几所大学，才能让自己有更大的可能繼续求学。当年秋天，他先后接到了国立中正医学院、中山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后两者，他报考的分别是机械工程系和化学系。
　　未来何去何从？他思考了很久。他想起范仲淹说过：“不为名相，便为名医”。从医可以救人，报效祖国、服务百姓。于是，他放弃了从小的爱好工程系，下定决心去医学院求学。
　　年轻人的这一选择，可能让中国少了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或者化学家，但多了一名卓越的医学大师，也成就了他接下来70多年的传奇人生。
　　他就是中国当代心脏病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陈灏珠。陈灏珠院士于2020年10月3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在陈灏珠成为名医的多年后，曾有人问起：如果生命再来一次，你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笑着回答：“无疑还会如此。我注定要成为一名医生。”

严谨创新，大医精诚

　　抗战的艰苦时期，国立中正医学院和国内其他大学一样，在战火中不断迁址流亡。陈灏珠后来回忆说：那段经历教给他三样东西：快速记笔记的本领、扎实的专业外语功底和强健的体魄。抗战胜利后，学习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学校的公医制度、欧美派的英文教育、老师们的学术修养，深刻地影响到了陈灏珠的学术风格。

　　这种来自师长的滋养和传承，在陈灏珠从医学院毕业，加入上海中山医院（现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工作之后，同样是塑造他的精神品格和专业技能的关键因素。1948年7月，陈灏珠成为中山医院的实习生，次年成为正式员工。在当时英才辈出的中山医院，他感受到巨大的向心力，因而全情投入，不知疲倦地学习与工作。他常常忙得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但感到无比充实满足。
　　有良师指导，加上自身的勤奋与不断探索挑战新问题，陈灏珠参加工作不久就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1954年，由陶寿淇教授指导，他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心肌梗死”一文。当时我国的冠心病并不多见，作为冠心病最严重类型之一的心肌梗死病人也很少见到，因此并未引起重视，仍沿用“冠状动脉血栓形成”来描述这种疾病。陈灏珠根据自己在临床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发现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后并不都引起心肌梗死，老的说法并不恰当;他认为这有必要引起临床医生更多的关注重视。此文中，他在国内首次采用“心肌梗死”这一术语，是对这一疾病诊断概念上的改变。

　　同样是1954年，时年30岁的陈灏珠从住院医生晋升为内科主治医师。从事医学的哪个细分领域，他再一次面临选择。“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心脑血管病是我们国家死亡率最高的疾病。这类疾病跟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有关，而从长远趋势看，患者会越来越多，所以当时我就有兴趣去研究它。”为国为民，再一次成为他人生道路选择的决定因素。从此，心血管内科成为陈灏珠毕生奉献的事业。
　　1957年，陈灏珠去北京参加“心脏导管观摩班”，在学习过程中，他意识到这项技术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回到上海后，他建立了中山医院的心脏导管室。次年，上海市决定在中山医院建立上海市胸病研究所，后更名为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简称“心研所”），陈灏珠负责的心脏导管室成为其中的主要部门。在他整整70年的工作历程里，心研所是他倾注心力最多的地方之一。后来他有了许多头衔，即使成为院士，他最喜欢别人称呼他的，还是他担任心研所领导的“陈所长”。

　　在之后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中，陈灏珠创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第一”：他在我国率先施行左心导管（1960年）、选择性染料和氢离子稀释曲线（1961和1962年）等检查，提高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等结构性心脏病的诊断水平，也为外科施行纠治手术提供依据。他率先用电起搏和电复律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1972年）达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开展第一例埋藏式起搏器的安置术（1968年），成功治疗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病人;率先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冠心病（1960年）并阐明其原理。
　　1973年4月，陈灏珠在国内首先成功施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从而使国内掌握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为外科施行搭桥手术治疗提供依据，也为其后施行介入性治疗提供条件。
　　20世纪70年代，他研究确认的我国健康人血脂值，现已被公认为国人的正常值。他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我国心脏病病种变迁、流行趋势和防治对策，经过其后4个年代追踪，其预测的正确性已被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