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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倍受汉代统治阶级重视。在汉代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其中在汉代道德观念中体现着深刻的法律思想，而在汉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同样体现着厚重的道德观念，而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汉代社会之中。而本文通过对汉代“劫质”案的考察就集中体现了笔者对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一种诠释。
关键词：汉代劫质道德法律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1－9－13
就汉代“劫质”而言，其于政治、军事和刑事犯罪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然而发生在汉代政治、军事领域的“劫质”事件虽间或涉及汉代伦理道德评价之问题，但尚未发现依法制裁的成案记载，当然也存在不完全属于法律制裁范畴的因素。汉代刑事犯罪领域之“劫质”案件的行政处理却不乏其例，汉代“劫质”即今天所说的“劫持人质”，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是严重危害社会应受制裁(或应受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仅凭汉代“劫质法”来看，汉代依“劫质法”处理“劫质”案不仅渗透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因素，也深深蕴含着时代的法律思想，况且实际案例之内容一定也会更加丰富。因此，本文仅以刑事犯罪领域之“劫质”案件作为主要考察、论证之中心，并藉此以深入探讨汉代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道德与法律二者之关系。
笔者经过统计，在所有汉代的“劫持人质”的刑事犯罪案件中有的记载并不十分详细。内容不够具体是突出问题，既未明言是否以此勒索钱财，也未言明是否以此让官府投鼠忌器，以逃避官府的追捕。如《后汉书》载汉顺帝阳嘉三年“三月庚戌，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但是以下尚有二例“劫质”事件，可以说是颇具典型意义的“劫持人质”方面案例。其不仅属于汉代社会治安中的刑事犯罪案例，而且分属于汉代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笔者试逐次考察并以汉代道德和法律视角加以分析之。案例一源自《汉书》：
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有顷，广汉(京兆尹赵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奢叩堂户晓贼，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遏，给酒食。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敛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
通过赵广汉的事迹考察可以知道，这个案件发生在汉宣帝时期。在此案发生前京兆尹赵广汉已处理过有史料记载的一起未遂类似案件，即“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因此，就汉代刑事犯罪治安案件来讲，并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可初步得出，至迟在汉宣帝时期“劫质”案件已出现，而且汉宣帝时期发生的这个“劫质”案是汉代已知“劫质”类刑事犯罪案中最早的历史记录。就是说，笔者也并没有完全排除“劫质”刑事案件在此前汉代实际社会生活中还有存在的可能。
理由一、秦汉时期在政治军事领域早就出现过“劫质”事件。这些发生过的“劫质”事件源自于当时的社会实践生活之中，因此在汉代现实生活中犯罪分子为劫掠他人的钱财等目的必定会想方设法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不可能无闻于“劫质”之胁迫手段。
理由二、引文中赵广汉所言“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中的“释质”显然是当时久已熟识的司法用语。这为此前汉代出现过“劫质”案件又增加了一种可能。
理由三、西汉法律专门的“劫质”律令虽至今尚无发现，但西汉相关“劫人法”在反映汉初法律内容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中就有体现，即“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J69)”以及从此案件的终审判决为“至冬当出死”的结果来看，此“劫人法”也可适用于“劫质”案件。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劫质”与“劫人”在刑事犯罪行为中的主要犯罪目的和犯罪处罚上有相同之处，但是无论是从犯罪名称，还是在“求钱财”犯罪手段上看，两种犯罪行为显然并不相同。况且但就犯罪目的而言“劫质”行为也不会仅限于“求钱财”一种，挟持人质同行以保证安全逃窜也是一种目的。这就是说“劫质”与“劫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
从道德和法律视角讲，此“劫质”案的处置不仅体现了赵广汉作为执法者的业务素质，也体现了他作为执法者的职业操守，乃至其道德水准。这是西汉时期处理比较好的一宗解救人质的典型案例，其比较充分体现出了人格魅力以及道德教化的力量和法律的震慑力及其严肃性二者的统一。
第一，“劫质”案发生后，负有社会治安责任的部门行政长官亲自出现场，且比较迅速，即“有顷，广汉将吏到家”。就本案讲，这与京兆尹赵广汉干练果断，特别是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有密切关系，即“广汉(汉宣帝时京兆尹赵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这也和赵广汉勤于研究、善于研究社会治安学并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的职业才能不无关系，所以在关键重大社会治安案件发生后能够作出快速而有力的处置方案。为此，陈鸿彝先生、高恒先生对汉代地方官吏的诸多破案措施已有所总结。更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是赵广汉的职业操守。古人有所谓“食人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之观念。张锡勤先生和柴文华先生认为：“在汉代，更多的人所以忠君，是出于‘食人食者死其事’(《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第4192页)的传统观念(这也是中国古代臣子所以忠君的重要出发点之一)”。赵广汉坚决依法行政并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忠于君主的实际行动。正如有学者认为，即所谓“在帝制时代，居官尽心尽职乃是忠的表现”。
第二，京兆尹赵广汉做到了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具体处置方法也比较得当。在得知“劫质”犯罪嫌疑人有两名之后，赵广汉马上派长安丞向犯罪嫌疑人喊话，这最能体现赵广汉精明干练之处。为了不激化现场的矛盾，可谓是晓之以法理，动之以真情。首先是用平和而有礼节的语气向犯罪嫌疑人提出了“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的条件。另外，引文中有所交待之情况，即“富人苏回”之内容，据此初步推断本案的犯罪目的基本是为了钱财而非杀人，但由于犯罪分子被包围就使得杀害人质的可能性增加了。因此这个条件是得以继续谈判的基本前提。否则，如果杀害人质，况且人质还是“宿卫臣”，那犯罪嫌疑人肯定会被处死，而赵广汉等人的一切努力也将前功尽弃。于是赵广汉稳住了局面并避免了情况进一步恶化，这突出了法律的震慑力，也体现了法律本身的严肃性。接着赵广汉进一步提出“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对犯罪分子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笔者认为，这其中含义包括了一个承诺、两个结果。其中一个承诺：如果释放人质，犯罪嫌疑人起码会有“得善相遇”的照顾。两个结果：其一，劫持人质所构成的罪行是死罪，时人尽知，而文中隐去而未明言；其二，“幸逢赦令，或时解脱”，这对于生命来说毕竟是一线曙光，而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无疑也是一条可能的最好出路。在汉代得遇赦免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犯罪嫌疑人如果不是亡命之徒，见大势已去，一般是不会放弃这种侥幸逢生的机会。况且“又素闻广汉名”，就是说，
关键词：汉代劫质道德法律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1－9－13
就汉代“劫质”而言，其于政治、军事和刑事犯罪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然而发生在汉代政治、军事领域的“劫质”事件虽间或涉及汉代伦理道德评价之问题，但尚未发现依法制裁的成案记载，当然也存在不完全属于法律制裁范畴的因素。汉代刑事犯罪领域之“劫质”案件的行政处理却不乏其例，汉代“劫质”即今天所说的“劫持人质”，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是严重危害社会应受制裁(或应受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仅凭汉代“劫质法”来看，汉代依“劫质法”处理“劫质”案不仅渗透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因素，也深深蕴含着时代的法律思想，况且实际案例之内容一定也会更加丰富。因此，本文仅以刑事犯罪领域之“劫质”案件作为主要考察、论证之中心，并藉此以深入探讨汉代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道德与法律二者之关系。
笔者经过统计，在所有汉代的“劫持人质”的刑事犯罪案件中有的记载并不十分详细。内容不够具体是突出问题，既未明言是否以此勒索钱财，也未言明是否以此让官府投鼠忌器，以逃避官府的追捕。如《后汉书》载汉顺帝阳嘉三年“三月庚戌，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但是以下尚有二例“劫质”事件，可以说是颇具典型意义的“劫持人质”方面案例。其不仅属于汉代社会治安中的刑事犯罪案例，而且分属于汉代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笔者试逐次考察并以汉代道德和法律视角加以分析之。案例一源自《汉书》：
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有顷，广汉(京兆尹赵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奢叩堂户晓贼，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遏，给酒食。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敛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
通过赵广汉的事迹考察可以知道，这个案件发生在汉宣帝时期。在此案发生前京兆尹赵广汉已处理过有史料记载的一起未遂类似案件，即“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因此，就汉代刑事犯罪治安案件来讲，并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可初步得出，至迟在汉宣帝时期“劫质”案件已出现，而且汉宣帝时期发生的这个“劫质”案是汉代已知“劫质”类刑事犯罪案中最早的历史记录。就是说，笔者也并没有完全排除“劫质”刑事案件在此前汉代实际社会生活中还有存在的可能。
理由一、秦汉时期在政治军事领域早就出现过“劫质”事件。这些发生过的“劫质”事件源自于当时的社会实践生活之中，因此在汉代现实生活中犯罪分子为劫掠他人的钱财等目的必定会想方设法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不可能无闻于“劫质”之胁迫手段。
理由二、引文中赵广汉所言“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中的“释质”显然是当时久已熟识的司法用语。这为此前汉代出现过“劫质”案件又增加了一种可能。
理由三、西汉法律专门的“劫质”律令虽至今尚无发现，但西汉相关“劫人法”在反映汉初法律内容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中就有体现，即“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J69)”以及从此案件的终审判决为“至冬当出死”的结果来看，此“劫人法”也可适用于“劫质”案件。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劫质”与“劫人”在刑事犯罪行为中的主要犯罪目的和犯罪处罚上有相同之处，但是无论是从犯罪名称，还是在“求钱财”犯罪手段上看，两种犯罪行为显然并不相同。况且但就犯罪目的而言“劫质”行为也不会仅限于“求钱财”一种，挟持人质同行以保证安全逃窜也是一种目的。这就是说“劫质”与“劫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
从道德和法律视角讲，此“劫质”案的处置不仅体现了赵广汉作为执法者的业务素质，也体现了他作为执法者的职业操守，乃至其道德水准。这是西汉时期处理比较好的一宗解救人质的典型案例，其比较充分体现出了人格魅力以及道德教化的力量和法律的震慑力及其严肃性二者的统一。
第一，“劫质”案发生后，负有社会治安责任的部门行政长官亲自出现场，且比较迅速，即“有顷，广汉将吏到家”。就本案讲，这与京兆尹赵广汉干练果断，特别是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有密切关系，即“广汉(汉宣帝时京兆尹赵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这也和赵广汉勤于研究、善于研究社会治安学并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的职业才能不无关系，所以在关键重大社会治安案件发生后能够作出快速而有力的处置方案。为此，陈鸿彝先生、高恒先生对汉代地方官吏的诸多破案措施已有所总结。更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是赵广汉的职业操守。古人有所谓“食人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之观念。张锡勤先生和柴文华先生认为：“在汉代，更多的人所以忠君，是出于‘食人食者死其事’(《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第4192页)的传统观念(这也是中国古代臣子所以忠君的重要出发点之一)”。赵广汉坚决依法行政并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忠于君主的实际行动。正如有学者认为，即所谓“在帝制时代，居官尽心尽职乃是忠的表现”。
第二，京兆尹赵广汉做到了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具体处置方法也比较得当。在得知“劫质”犯罪嫌疑人有两名之后，赵广汉马上派长安丞向犯罪嫌疑人喊话，这最能体现赵广汉精明干练之处。为了不激化现场的矛盾，可谓是晓之以法理，动之以真情。首先是用平和而有礼节的语气向犯罪嫌疑人提出了“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的条件。另外，引文中有所交待之情况，即“富人苏回”之内容，据此初步推断本案的犯罪目的基本是为了钱财而非杀人，但由于犯罪分子被包围就使得杀害人质的可能性增加了。因此这个条件是得以继续谈判的基本前提。否则，如果杀害人质，况且人质还是“宿卫臣”，那犯罪嫌疑人肯定会被处死，而赵广汉等人的一切努力也将前功尽弃。于是赵广汉稳住了局面并避免了情况进一步恶化，这突出了法律的震慑力，也体现了法律本身的严肃性。接着赵广汉进一步提出“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对犯罪分子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笔者认为，这其中含义包括了一个承诺、两个结果。其中一个承诺：如果释放人质，犯罪嫌疑人起码会有“得善相遇”的照顾。两个结果：其一，劫持人质所构成的罪行是死罪，时人尽知，而文中隐去而未明言；其二，“幸逢赦令，或时解脱”，这对于生命来说毕竟是一线曙光，而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无疑也是一条可能的最好出路。在汉代得遇赦免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犯罪嫌疑人如果不是亡命之徒，见大势已去，一般是不会放弃这种侥幸逢生的机会。况且“又素闻广汉名”，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