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方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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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乌江流域地处西南边陲,境内少数民族众多,宋廷因地制宜,组建了多支少数民族军队。这些地方武力主要由御前屯驻大军和乡军组成,在南宋抗蒙(元)战争中贡献卓著,并与宋朝国祚相始终。此外,它在保卫边防、稳定当地秩序、开发边疆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南宋 乌江流域 少数民族 武力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4-50-54
  南宋乌江流域基本地处夔州路,主要流经涪州(今重庆涪陵)、黔州(今重庆彭水)及其所领羁縻州。含有思州(今贵州务川)、珍州(今贵州正安东北)、播州(今贵州遵义)等地。本文所论少数民族地方武力主要围绕上述诸地而言。
  一、乌江少数民族武力分布
  南宋对乌江流域的军事指挥实行三级制,因夔州路隶属四川,其指挥系统地方上主要由四川管辖。自上而下分别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司、夔州路安抚使司和诸州节制屯戍军马司。四川安抚制置使司作为川峡四路最高军事机构,统领西南战区军队,对下属诸路进行总体指挥和大军事行动的调动。乌江地方军事主要由夔州路安抚使司和诸州节制屯戍军马司具体负责。度宗咸淳三年(1267)曾诏令:“戎司及屯军大垒,则总之制司,或无制司,则并各郡总管、钤辖并总于帅司”。诸州节制屯戍军马司做为州级最高军事机构,其长官由各州知州兼任,总领本州所属军队。乌江所属少数民族武力由各州长官自行统领,并由夔州路安抚司予以指挥、调动,其军种主要有御前屯驻大军和乡兵两大类。
  (一)御前屯驻大军
  御前屯驻大军是南宋中央直属正规军,原为宋室南渡后诸大将之部曲兵,因在诸军中兵量最优、战斗力最强,已替代禁军成为正规军之主力,“分屯要害,专以充调遣”。乌江流域屯驻大军主要有两支,完全由少数民族组成。
  播州御前雄威军:驻播州。淳祜十一年(1251)升为御前屯驻大军,拥有五个军的编制,分由各军统制统领,总兵力一万余人。
  思州驻扎御前忠胜军:驻思州,以守臣带副都统制衔。
  思、播两支少数民族屯驻大军与其它正规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并非中央派驻地方驻守,而是在抗蒙战争中因战功荣升正规军,地位与夔路其他屯驻大军并列,这在全国少数民族武力中是绝无仅有的。思、播屯驻大军以陆军为主,同时还拥有为数不多的骑兵。南宋因陕西地的丧失,只能与西南少数民族进行马匹贸易,曾在黔、珍等地专置市马场。但所购战马质量低劣,“良者不过三五,余皆下等,不可服乘”,难以进行骑兵建设。播州拥有一定量的马匹,嘉定十二年(1220)曾向四川制司“输马三百匹”(《杨文神道碑》),受到嘉奖。
  (二)少数民族乡军
  宋朝为配合正规军镇守地方,另设有乡兵,其兵员“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夔州路以“夔环万山,民勇过于正军”,亦全路设乡兵,统称义军。义军具体名号则有土丁、壮丁、土豪、义兵、民兵、把截将等,诸州名数不等,少数民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县令为军正,“听州县令节制”,“诸县逐乡置较场,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乌江流域义军兵员以“州县籍税户充,或自溪洞归投”,军中“其校长之名,随州县补置,所在不一”,军俸主要以实物替代,“职级已上,冬赐绵袍,月给食盐、米麦、铁钱;其次紫绫绵袍,月给盐米;其次月给米盐而已,有功者以次迁”。
  黔州义军:兵员皆称壮丁,隶属于黔州都巡检司。黔州为“古蛮蛋聚落”,地接蕃蛮,境内“蛮僚杂混”,有义军二千九百人;除由县令统领外,还专门设置少数民族将领“自将其众者五百七十”。黔州根据少数民族居住环境在各县设砦,有义军正副指挥使、兵马使、都头、砦将、把截将;洪杜寨、彭水县另有义军指挥使、巡检将、砦将、科理、旁头、把截、部辖将。此外,黔州还有勇敢军、忠胜义军,所用武器有“木弩、药箭等”,兵量不详。
  思州义军:思州义军设置与黔州洪杜寨、彭水县同,与二地共有壮丁一千四百二十二人。思州原为古夜郎国属地,境内“蛮僚杂居,所服习椎髻之俗”,其土人性格多“劲悍之性”。南宋以务川城为思州,以当地夷族土著大姓田祜恭为守臣,统领当地少数民族义军。思州义军另有“小舟凡数百艘”,所用武器为“蛮牌、偏刀、手弩、药箭”等。
  涪州义军:南宋涪州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境内亦颇多少数民族,“俗有夏巴蛮夷俗”,“夏则中夏之人,巴则廪君之后,蛮则槃瓠之种,夷则白虎之裔,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因此,嘉祜年问朝廷在涪州设置少数民族义军,补涪州宾化县夷人为义军正都头、副都头、把截将、十将、小节级。其军费“月给盐”,晋职及奖励标准为“有功以次迁,及三年无夷贼警扰,即给正、副都头紫小绫绵旋裥一”。涪陵、武龙二县另设有巡遏将、砦将各一人,由富裕户充,免其徭役,其义军土丁“岁以籍上枢密院”。涪州义军兵额约有数千。
  珍、播州义军:二州皆为古夜郎国属地,为少数民族经制州,“其俗以射猎、山伐为业”,所居“无城池之固”,防御“架木为阁,联竹为壁,开口出箭以备不虞,出入配刀弩自卫”。珍州义军由夷族土著大姓田氏掌管,称田家义军;播州义军则由夷族土著大姓杨氏掌管,称杨家义军,其兵员皆称家丁,武器“所恃偏架、木弩及药矢之类”。珍州义军另外还较多使用“毡刀、弩矢”。
  上述少数民族义军虽非正规军,但因系守土保乡而建,乡里意识强烈,军纪常过正规军,故而战斗力较强。如黔州义军“子弟精悍,战斗矫捷”;思、珍、播州义军“皆骁健可用,出入于上下溪谷林木之间,非正兵之比也”,成为南宋后期倚重的兵种。
  二、宋蒙(元)战争中的少数民族武力
  乌江少数民族武力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南宋抗蒙(元)战争中。在抵御蒙古入侵、保家卫园的对外战争中,尤其少数民族义军因自身“分隶边砦,习山川道路”的优势,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端平三年(1236)秋,蒙古皇子阔端以塔海为元帅,巩昌便宜都总帅汪世显为先锋,纠集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等族军队,号五十万,自关中越秦岭入侵巴蜀。蒙军先入大散关,攻拔蜀边要隘武休关,后围青野原。播州守臣杨价闻听对部下言:“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乃“移檄蜀阃,请自效”。四川制置使赵彦衲“以闻诏”,杨价遂率播州雄威军北上抗蒙,“功居多,诏授雄威军都统制”。在雄威军撤后,蒙军未因阻而返,而是继续南下。同年十月,蒙军一举攻克南宋西南重镇成都府,四川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战死。随后,蒙军分兵四出,抄掠它郡。在川东夔州路,蒙军“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仅存四五”。宋军因防御薄弱,又兼腐化已久,仓促之间未能有效组织抵御,“或望风退走而奔窜巴山,或遇敌奔溃而冲突于内郡,纪律荡然而几不能军”。夔州路安抚司急调播州雄威军驻防夔峡,雄威军都统制杨文又分兵一部戍重庆及泸州,“遣奇兵击东,遂以捷多”,以功迁“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蒙军此次侵袭四川仅为掠夺财富,尚无土地之欲,因此与宋军相持短暂,不久便撤兵北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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