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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成之际，经世致用之风重新兴起，西北史地研究渐成“显学”。龚自珍、魏源关于西北史地的研究以及开发西北、经营西北的思想体现了他们的经世意识，也具有一些近代意识。二人西北研究的经世目的、政策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也由于经历与时代的不完全相同而在经营西北、抵制侵略的策略上有明显差异。他们关于西北的历史、地理、风俗、制度、人口、文化的基础性研究，不仅对于历史、今天的西部开发有重要价值，而且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关键词：龚自珍 魏源 “经世致用” 西北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4-67-72
道咸之际，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经世派恢复清初士大夫所倡导经世传统，揭露和抨击时政，要求变法革新，使得“经世致用”之风重新兴起，并逐渐成为学术与社会主潮。伴随着这种议政变法之风，舆地学、风俗学、历史学研究出现新的风气，他们抛弃乾嘉之际考据取向，将考证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相结合，注目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以致“兹学遂成道光问显学”。
龚自珍（1792-1841年）、魏源（1794-1857年）在西北史地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定庵复有《北路安插议》、《西域置行省议》等篇，言新疆事颇中寂要。同时魏默深亦治西北史地之学，而其精力萃于《新元史》一书”。龚、魏思想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一领域的各方面也已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关于二人经营西北、开发西北的思想并不多见，尤其是二人西北研究之比较。本文对此拟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道咸问西北舆地学的崛起，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从而在经学内部开创了舆地学传统。清儒注重地理学研究，不过一般以考证为中心。如梁份著有“西陲三书”（《西陲亥步》2卷、《图说》4卷和《西陲今略》8卷）；祁韵士著有《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藩部要略》、《西域释地》、《西陲要略》、《新疆要略》；徐松著有《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汉书西域传补注》；洪亮吉著有《塞外记闻》、《天山客话》、《伊犁日记》、《塞外录》、《天山纪程》；官方亦修了《西域图志》、《皇舆西域图志》、《同文韵统》、《西域同文志》等书。关于西北历史的研究，有钱大昕的《元史考异》、洪辉祖的《元史本证》等书。龚、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并创新，在西北史地研究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大力经营西北边疆，经过多次平叛，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对新疆、内蒙、西藏、青海等地的管理。这为关心西北边疆的经世学者提供了研究空间，也使之开阔了眼界。嘉庆以降，历史滑向“衰乱之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其江河日下之势必然给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以一种巨大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一部分士子将目光从古籍考证、音韵训诂之学转向“经世致用”。
龚、魏均以提倡“经世致用”著称，龚、魏西北史地研究与士大夫的经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传统的“通经”以“致用”的经世论在二人身上均有程度不一的表征。
龚自珍“于经学主今文家言，于史则好究本朝掌故，边疆史地”，同时“研诸经，讨诸史，揆诸时务”。他主张道、学、治三者结合为一体，而不应分割和对立。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天山南路张格尔叛乱，朝野为之震动。有感于此，龚自珍决计钻研西北舆地，作《西域置行省议》，就西北问题提出全方位的治理政策。此文系龚自珍“筹之两年而成”，以为“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龚自珍的《北路安插议》，亦是为了解决西域置行省后如何安排土尔扈特人的问题；其《御试安边绥远疏》是由于“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而上的“安边”之议；《与人笺》（《与人论青海事序》）阐述清代“崇黄教微指”，以及如何保持国家稳定等问题。
龚自珍关于西北史地研究的文论还有：《蒙古像教志序》详述了黄教源流及其与清政府之关系；《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考察蒙古各旗及其地理状况；《蒙古声类表序》研究蒙古、西藏和回部地区方言音韵，《蒙古字类表序》研究满蒙文字差异；《蒙古寄爵表序》、《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蒙古册降表序》、《青海志序》、《乌梁海表序》都是关于西北民族及史地状况的研究。
显然，龚自珍从时代的需要出发提出经营西北、维护边疆之策，是出于经世传统，或者说出于国家以及统治者政策的需要，为了稳定与开发西北，解决国家、社会危机。
魏源的西北史地研究亦源于经世传统，“‘如国家何？’为魏氏思想之中心。故魏氏汲汲于通经致用也”，“且其学也，即所以为治也；其言治也，即所以利民也。一以经世利民为主，斯则先生之志也夫！”
魏源酝酿十多年的《圣武记》迟迟不能完成，1842年深受《南京条约》之刺激，发愤勉力完成。“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可知，《圣武记》是对鸦片战争的直接反应。《圣武记》的主要内容是清代开国至道光初用兵之本末，因此此书的中心部分是关于西北、西南的战争与统一等内容。从这个角度而言，《圣武记》是一部研究西北历史的重要著作。
其《海国图志》也有《元代疆域图》，序日：“源治《海国图志》，牵涉元史，辄苦迷津。爰取《元秘史》、《蒙古源流》及邱处机、刘郁之书，参以列代西域传记，图理琛《异域录》，亹亹钩稽，旁证侧出，遂成一图四考，以弥缺憾。”经过数十年而修成的《元史新编》九十五卷，三十二册。魏源可以说是清人元史研究之大成者，“盖作者欲藉旧史以明治道，非徒志在考证笔削而已也”，“晚清西北史地研究之风气，盛极一时，先生提倡之功，有不可没者焉”。
关键词：龚自珍 魏源 “经世致用” 西北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4-67-72
道咸之际，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经世派恢复清初士大夫所倡导经世传统，揭露和抨击时政，要求变法革新，使得“经世致用”之风重新兴起，并逐渐成为学术与社会主潮。伴随着这种议政变法之风，舆地学、风俗学、历史学研究出现新的风气，他们抛弃乾嘉之际考据取向，将考证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相结合，注目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以致“兹学遂成道光问显学”。
龚自珍（1792-1841年）、魏源（1794-1857年）在西北史地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定庵复有《北路安插议》、《西域置行省议》等篇，言新疆事颇中寂要。同时魏默深亦治西北史地之学，而其精力萃于《新元史》一书”。龚、魏思想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一领域的各方面也已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关于二人经营西北、开发西北的思想并不多见，尤其是二人西北研究之比较。本文对此拟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道咸问西北舆地学的崛起，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从而在经学内部开创了舆地学传统。清儒注重地理学研究，不过一般以考证为中心。如梁份著有“西陲三书”（《西陲亥步》2卷、《图说》4卷和《西陲今略》8卷）；祁韵士著有《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藩部要略》、《西域释地》、《西陲要略》、《新疆要略》；徐松著有《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汉书西域传补注》；洪亮吉著有《塞外记闻》、《天山客话》、《伊犁日记》、《塞外录》、《天山纪程》；官方亦修了《西域图志》、《皇舆西域图志》、《同文韵统》、《西域同文志》等书。关于西北历史的研究，有钱大昕的《元史考异》、洪辉祖的《元史本证》等书。龚、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并创新，在西北史地研究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大力经营西北边疆，经过多次平叛，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对新疆、内蒙、西藏、青海等地的管理。这为关心西北边疆的经世学者提供了研究空间，也使之开阔了眼界。嘉庆以降，历史滑向“衰乱之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其江河日下之势必然给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以一种巨大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一部分士子将目光从古籍考证、音韵训诂之学转向“经世致用”。
龚、魏均以提倡“经世致用”著称，龚、魏西北史地研究与士大夫的经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传统的“通经”以“致用”的经世论在二人身上均有程度不一的表征。
龚自珍“于经学主今文家言，于史则好究本朝掌故，边疆史地”，同时“研诸经，讨诸史，揆诸时务”。他主张道、学、治三者结合为一体，而不应分割和对立。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天山南路张格尔叛乱，朝野为之震动。有感于此，龚自珍决计钻研西北舆地，作《西域置行省议》，就西北问题提出全方位的治理政策。此文系龚自珍“筹之两年而成”，以为“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龚自珍的《北路安插议》，亦是为了解决西域置行省后如何安排土尔扈特人的问题；其《御试安边绥远疏》是由于“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而上的“安边”之议；《与人笺》（《与人论青海事序》）阐述清代“崇黄教微指”，以及如何保持国家稳定等问题。
龚自珍关于西北史地研究的文论还有：《蒙古像教志序》详述了黄教源流及其与清政府之关系；《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考察蒙古各旗及其地理状况；《蒙古声类表序》研究蒙古、西藏和回部地区方言音韵，《蒙古字类表序》研究满蒙文字差异；《蒙古寄爵表序》、《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蒙古册降表序》、《青海志序》、《乌梁海表序》都是关于西北民族及史地状况的研究。
显然，龚自珍从时代的需要出发提出经营西北、维护边疆之策，是出于经世传统，或者说出于国家以及统治者政策的需要，为了稳定与开发西北，解决国家、社会危机。
魏源的西北史地研究亦源于经世传统，“‘如国家何？’为魏氏思想之中心。故魏氏汲汲于通经致用也”，“且其学也，即所以为治也；其言治也，即所以利民也。一以经世利民为主，斯则先生之志也夫！”
魏源酝酿十多年的《圣武记》迟迟不能完成，1842年深受《南京条约》之刺激，发愤勉力完成。“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可知，《圣武记》是对鸦片战争的直接反应。《圣武记》的主要内容是清代开国至道光初用兵之本末，因此此书的中心部分是关于西北、西南的战争与统一等内容。从这个角度而言，《圣武记》是一部研究西北历史的重要著作。
其《海国图志》也有《元代疆域图》，序日：“源治《海国图志》，牵涉元史，辄苦迷津。爰取《元秘史》、《蒙古源流》及邱处机、刘郁之书，参以列代西域传记，图理琛《异域录》，亹亹钩稽，旁证侧出，遂成一图四考，以弥缺憾。”经过数十年而修成的《元史新编》九十五卷，三十二册。魏源可以说是清人元史研究之大成者，“盖作者欲藉旧史以明治道，非徒志在考证笔削而已也”，“晚清西北史地研究之风气，盛极一时，先生提倡之功，有不可没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