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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语言学研究与二语习得研究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近年来二者之间的结合趋势日益明显。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相容性，突出表现在语言观的一致、研究视角的靠拢、学习观的认同和对学习对象的共识。由于二语习得是一种应用型的学科，而语言理论又很难直接应用于语言教学，因此造成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日趋广泛，但针对习得的实用性有限，从而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以致混淆了习得与使用的界限。以语用能力的培养为例，现有的理论尚需回答个体的语言能力究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问题。这些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二语习得；语言的社会性；社会交互；社会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1.021
从社会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发展历史来看，两门学科都带有多学科性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研究范围都先后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等领域，二者相互交叉、相互联系。1984年，英国社会语言学家Trudgill明确提出“应用社会语言学”这一概念，进一步推动了社会语言学在应用方面的研究。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于1972年首次提出的“交际能力”概念，在二语习得领域直接引发了教学变革，由此发展而来的交际教学法盛极一时，成为目前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结合得最好的例子之一。进入1990年代，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日益兴盛，以及在实用研究方面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外语习得环境中文化及社会因素所产生的影响，社会语言学已与二语习得的研究范围重叠[1]。同时，由于二语习得领域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和社会文化派的崛起，社会语言学研究同二语习得研究的结合趋势更加明显。
目前学界对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相结合的研究虽呈上升趋势，但从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多数研究提出外语教学中应注重交际能力、语篇教学、社会文化因素，而对教法革新背后的理论阐释却倾向于简单化处理，语言习得理论显得薄弱。本文拟从语言观的一致、研究视角的靠拢、学习观的认同、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四个方面对二语习得和社会语言学进行理论的梳理、比较与阐释，力图厘清相关概念，发现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路径及与社会语言学在理论基础上的相容性，从而达到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丰富二语习得研究视角的目的，同时深化社会语言学应用研究领域，增加语言教学方面的实用性，增强社会语言学理论的阐释力。
一、语言观的一致：语言是社会现象
语言符号本身具有社会属性。语言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其存在本身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成员间的交流。谈话可以建立社会关系，对话中的语言起着传递说话人信息的作用。多语社会中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功能，双言现象、语言变异理论、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等理论研究，都有力地揭示了社会中语言形式及其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包含对语言具有社会属性的肯定。
从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来看，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承认到否定，再到不再质疑语言符号的社会性的过程。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肯定语言的社会功能，用语言/言语把语言作为社会性系统与个体的实际使用区分开来，但缺少对个体系统的解释。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将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作了区分，但因此而丢掉了语言的社会性，使语言脱离了各种语境成为同质性理想化的存在。事实上，语言同语义、使用、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难以分割。在质疑乔姆斯基理论的基础上，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关注语言与现实世界关系的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并纷纷形成各自独立的语言学分支。[2]（P1-17）把语言当作社会现象来研究由来已久，研究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是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缘起。研究语言必须联系社会实际，这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
在二语习得领域，1970年代以来，心理语言学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主流研究把语言当作心理现象，关注学习者的个人心理特质，而忽略了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环境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推崇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的学者则强烈反对把语言和语言习得与社会环境相分离，开始探索该理论在二语习得发展过程和教育中的应用，由此开创了从社会文化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作为一种研究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理论，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强调社会活动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语言是联结个体与外界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级认知中起着中介作用。语言具有双重属性，对外是社会互动的单位，对内是思维的单位，通过对话活动来协调社会活动和高层次的心理发展。语言作为符号工具使用包含着间接经验，与带有独特社会特征和文化信息的社会情境紧密相连、无法分割，言语能力的形成是在社会支持系统下通过认知过程实现的。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3]。
语言社会化在二语习得的社会化路径中占据重要一席。语言社会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虽均受到Vygotsky心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目标上却不尽一致。社会文化理论关注的是认知能力及语言能力的发展，而语言社会化理论则关注的是文化知识与语言使用能力的共同发展。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他们将其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依存、难以分割，语言习得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4]特定的语言和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围绕结合社会因素探索语言问题这一观念，Firth继承和发扬了Malinowski关于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功能的观点，强调要把语言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语情景的概念，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其在语境中的可能。随后陆续发表的语境和语域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人使用语言认知和交流的过程中，肯定会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环境中也包含历史文化风俗等因素。正因为如此，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层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语境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语言学习的过程。如Norton从身份构建这一切入点出发，揭示了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二语习得者与目标语之间的权势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二语习得过程的影响。[5] 正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所以语言习得（即语言知识的构建）很难与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文化割裂开来。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转向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同语言是社会现象而非心理现象，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构建与学习者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角度来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二语学习的社会因素理论化，并且通过这个宽泛的框架，为二语研究注入了社会化理论。
二、研究视角的靠拢：对交际互动的重视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当前较为活跃的社会文化派与认知派理论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会文化派不赞同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而认为人的高级认知来源于社会交往活动，因此特别强调交际和互动在认知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际本身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这样，身心、内外或思维和交际活动就通过语言符号得到了统一，即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但交流不仅仅只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际本身也是一种能力。语言交际能力问题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语言结构、语境文体、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等方面外，还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
1960年代，受人权运动时代的影响，语言问题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基于Fishman对移民语言状况的考察，Bernstein对不同阶层成员，特别是儿童语言的考察，以及Labov对黑人英语的调查，社会语言学在兴起之初已发现三条重要的原理：语言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人们有可能掌握几种结构各异的语言或变体；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语言规划和社会规划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在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看来，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者具备使用变体的能力，对变体存有主观态度，可以在交际中加以选择使用。
语言系统是异质性的，充满内部变异。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变体的主观认识和态度，以及上述带有社会性质的评判对语言使用者言语行为的影响，是社会语言学主流之一语言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从个人角度研究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语言态度归根结蒂反映了对语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态度。对社会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心理实验的方法获取研究素材，如配对变语法测试受试者对操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态度，并且经常结合使用语义微分尺度，使说话人的特点得到更确切的分析。语言社会心理学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二语习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语习得中的态度与动机理论，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对他们最终的成功所具有的影响之上。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会影响其习得效果。
Giles的言语适应理论是继Lambert方法后该领域在理论上的新进展，也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语境中交际者的心态和言语选择行为。语言使用者趋同或趋异的言语选择，突出强调了社会交流中语言使用者对对方的认同或不认同的态度和行为，解释了言语交际中风格变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观情感和动机。[6]言语适应理论为语言变体研究增添了动态的角度，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自身从典型描写到解释预测的研究发展路径。这种解释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Labov对语言变异描绘精细但局限于静态的不足。另外，这方面的研究也凸现了个人是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显示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在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因素可以被视为是相互建构的：身份影响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过程。
总的来讲，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注重真实语境、身份和体验，这与多种语言互动的主张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讲，当前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语言变异研究的成果，如语言变体的辨识、语域的认知等，为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提供了系统的、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二语变体数据，对二语学习具有指导意义。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及言语适应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语选择，使交际语言运用能力目标得以形象化地表达。对交际中的语言行为，如道歉、赞美、邀请、拒绝、请求等的研究，为二语习得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的培养勾画了发展目标。
三、学习观的认同：基于使用的学习
如前所述，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主张学习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始于人际交往的。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人交往，在交往互动中进行意义的建构。比如，学习者很容易注意到词汇的习得伴随着对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汇意义可能会发生改变，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对范畴的掌握意味着根据交流需要对语言规范遵从或背离。事实上，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语言是人际交流、社会活动的中介，而言语交流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因此语言学习即语言使用。反过来，语境中对于语言使用也可以巩固和加强语言学习。由此可见，社会文化派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习得过程即语言的使用过程，认为真实世界中使用的语言对学习来说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辅助性的，使用不是习得的结果，也不是手段。正因为社会文化派坚持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间划等号，如此强硬的立场招致了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习得而不是语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评，反对把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二语在真实语境中的运用[7]。
在习得即使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派完全可以从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最新流派——认知社会语言学那里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的普遍原则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语言意义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及传递的，因此认知语言学所理解的语言概念及其基本结构也关系到社会和文化情境下的认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从话语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越来越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基于用法的主张本来就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来源于使用，说话者为了交际和社会交互的目的识解自身体验，而听话者也为同样的目的识解说话者的话语，因此认知语言学渴望对语言的社会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贡献[8]。上述原因将认知语言学引向社会变体研究。对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体系中该如何理解语言系统、为什么变体研究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认知社会语言学家Geeraerts认为，由于语言使用的行为是语言学的最基本事实，语言系统只被看作是对语言行为中出现的模式进行抽象和概括。他谈到，“There is usage，there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the interaction is socially structured，and the linguistic system is an abstraction over that social structure……”[2]（P34）。可见，语言使用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并不是将自己与所谓的系统进行校正的过程，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相互调整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接触范围有限，这些调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里，语言变体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互动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语言知识系统。 综上，结合语言习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是学习者；第二，习得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结果，更应将其看作是一个永远的、不间断的过程；第三，应重视真实的语境、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身份，应重视不同的社会语境、交际者、社会群体导致的隐喻变异，重视隐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语境。
四、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关于规范和标准
语言的变异性和标准化都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面对语言内部变异和动态发展的事实，有必要编撰一整套言语社会遵循的统一规范，来对上述情况有意识地压制，以便服务于国家化进程、国家象征、社会统一、实际需求与学校教育的开展等。这就是标准语产生的缘由。其本质也是一种发生在一定社会和历史空间中的语言变异现象。
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变体没有优劣之分。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形式对应社会功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交际功能和交际任务的完成及其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标准语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能满足适应较高语体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认为标准语就比其他变体更为优越。
从学校教育角度上来讲，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套规范，因而标准语是很好的选择。由于学校教育的强化，学习者倾向于认为标准语形式是正确的，而其他方言和变体形式是错误的、不规范的、听起来是不对的。事实上，在交际者感情不认同的场合，如团结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现对标准语的趋异和背离，比如，标准语显然难以适应较为低端的语体。另外，标准语虽然保守，其变化虽然缓慢，但是它仍然是有变化的。标准语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的标准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书面形式，较低的可能是它的语音。特别是在当今语言国际化、多元化、多文化、多变体的形势下，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二语学习者应尽量了解语境和身份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增长变体的知识和使用变体的体验，以有利于二语学习。
五、结语
社会语言学和二语习得虽都研究语言，但各自的学科侧重点有所不同。二语习得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帮助学习者习得语言。对于重视认知及思维、考察个体的认知因素的认知派而言，社会语言学主要流派之一的社会心理学派有关语言态度的研究对二语习得研究是有助益的。二语习得的社会学派重视社会环境因素，呼吁语言学习要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和互动性；而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关注点则是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变异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研究语言的功能，研究语言使用者在特定语境中如何交流互动，正是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强势所在。由此可见，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与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语言和语言学习的看法及认识颇有共识，社会语言学相关概念和思考可以为二语习得研究所用，丰富二语习得研究的视角。
综上所述，理论化的对象几乎都是学习目标，而非学习过程。由于二语习得是一种应用型的学科，而语言理论又很难直接应用于语言教学，因此造成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日趋广泛，但针对习得的实用性有限，从而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以致混淆了习得与使用的界限。以语用能力的培养为例，现有的理论尚需回答个体的语言能力究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问题。比如，怎样习得变体的知识，怎样学习语码转换，怎样学习性别语言等。个体在面对某类个体和其他类个体的时候，怎样学会区别使用这些变体？促成这些变体习得的社会力量有哪些？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永林，张彩霞.社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跨学科视野下的对比研究[J].现代外语，2007（3）：239.
[2]李福印，张炜炜，高远.德克·希拉茨认知社会语言学十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3]Firth A，Wagner J.On discourse，communication，and（some）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SLA research[J].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97（3）：285.
[4]尹洪山，康宁.语言社会化研究述评[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5）：87.
[5]高一虹.“想象共同体”与语言学习[J].中国外语，2007（9）：47.
[6]Giles H.Accommodation Theory：Some New Directions，Aspect of Linguistic Behavior[M].York：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
[7]文秋芳.评析二语习得认知派与社会派20年的论战[J].中国外语，2008（5）：13.
[8]苏晓军.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J].外国语，2009（5）：47.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二语习得；语言的社会性；社会交互；社会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1.021
从社会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发展历史来看，两门学科都带有多学科性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研究范围都先后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等领域，二者相互交叉、相互联系。1984年，英国社会语言学家Trudgill明确提出“应用社会语言学”这一概念，进一步推动了社会语言学在应用方面的研究。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于1972年首次提出的“交际能力”概念，在二语习得领域直接引发了教学变革，由此发展而来的交际教学法盛极一时，成为目前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结合得最好的例子之一。进入1990年代，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日益兴盛，以及在实用研究方面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外语习得环境中文化及社会因素所产生的影响，社会语言学已与二语习得的研究范围重叠[1]。同时，由于二语习得领域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和社会文化派的崛起，社会语言学研究同二语习得研究的结合趋势更加明显。
目前学界对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相结合的研究虽呈上升趋势，但从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多数研究提出外语教学中应注重交际能力、语篇教学、社会文化因素，而对教法革新背后的理论阐释却倾向于简单化处理，语言习得理论显得薄弱。本文拟从语言观的一致、研究视角的靠拢、学习观的认同、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四个方面对二语习得和社会语言学进行理论的梳理、比较与阐释，力图厘清相关概念，发现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路径及与社会语言学在理论基础上的相容性，从而达到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丰富二语习得研究视角的目的，同时深化社会语言学应用研究领域，增加语言教学方面的实用性，增强社会语言学理论的阐释力。
一、语言观的一致：语言是社会现象
语言符号本身具有社会属性。语言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其存在本身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成员间的交流。谈话可以建立社会关系，对话中的语言起着传递说话人信息的作用。多语社会中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功能，双言现象、语言变异理论、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等理论研究，都有力地揭示了社会中语言形式及其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包含对语言具有社会属性的肯定。
从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来看，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承认到否定，再到不再质疑语言符号的社会性的过程。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肯定语言的社会功能，用语言/言语把语言作为社会性系统与个体的实际使用区分开来，但缺少对个体系统的解释。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将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作了区分，但因此而丢掉了语言的社会性，使语言脱离了各种语境成为同质性理想化的存在。事实上，语言同语义、使用、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难以分割。在质疑乔姆斯基理论的基础上，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关注语言与现实世界关系的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并纷纷形成各自独立的语言学分支。[2]（P1-17）把语言当作社会现象来研究由来已久，研究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是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缘起。研究语言必须联系社会实际，这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
在二语习得领域，1970年代以来，心理语言学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主流研究把语言当作心理现象，关注学习者的个人心理特质，而忽略了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环境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推崇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的学者则强烈反对把语言和语言习得与社会环境相分离，开始探索该理论在二语习得发展过程和教育中的应用，由此开创了从社会文化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作为一种研究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理论，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强调社会活动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语言是联结个体与外界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级认知中起着中介作用。语言具有双重属性，对外是社会互动的单位，对内是思维的单位，通过对话活动来协调社会活动和高层次的心理发展。语言作为符号工具使用包含着间接经验，与带有独特社会特征和文化信息的社会情境紧密相连、无法分割，言语能力的形成是在社会支持系统下通过认知过程实现的。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3]。
语言社会化在二语习得的社会化路径中占据重要一席。语言社会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虽均受到Vygotsky心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目标上却不尽一致。社会文化理论关注的是认知能力及语言能力的发展，而语言社会化理论则关注的是文化知识与语言使用能力的共同发展。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他们将其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依存、难以分割，语言习得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4]特定的语言和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围绕结合社会因素探索语言问题这一观念，Firth继承和发扬了Malinowski关于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功能的观点，强调要把语言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语情景的概念，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其在语境中的可能。随后陆续发表的语境和语域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人使用语言认知和交流的过程中，肯定会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环境中也包含历史文化风俗等因素。正因为如此，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层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语境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语言学习的过程。如Norton从身份构建这一切入点出发，揭示了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二语习得者与目标语之间的权势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二语习得过程的影响。[5] 正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所以语言习得（即语言知识的构建）很难与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文化割裂开来。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转向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同语言是社会现象而非心理现象，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构建与学习者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角度来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二语学习的社会因素理论化，并且通过这个宽泛的框架，为二语研究注入了社会化理论。
二、研究视角的靠拢：对交际互动的重视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当前较为活跃的社会文化派与认知派理论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会文化派不赞同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而认为人的高级认知来源于社会交往活动，因此特别强调交际和互动在认知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际本身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这样，身心、内外或思维和交际活动就通过语言符号得到了统一，即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但交流不仅仅只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际本身也是一种能力。语言交际能力问题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语言结构、语境文体、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等方面外，还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
1960年代，受人权运动时代的影响，语言问题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基于Fishman对移民语言状况的考察，Bernstein对不同阶层成员，特别是儿童语言的考察，以及Labov对黑人英语的调查，社会语言学在兴起之初已发现三条重要的原理：语言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人们有可能掌握几种结构各异的语言或变体；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语言规划和社会规划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在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看来，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者具备使用变体的能力，对变体存有主观态度，可以在交际中加以选择使用。
语言系统是异质性的，充满内部变异。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变体的主观认识和态度，以及上述带有社会性质的评判对语言使用者言语行为的影响，是社会语言学主流之一语言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从个人角度研究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语言态度归根结蒂反映了对语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态度。对社会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心理实验的方法获取研究素材，如配对变语法测试受试者对操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态度，并且经常结合使用语义微分尺度，使说话人的特点得到更确切的分析。语言社会心理学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二语习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语习得中的态度与动机理论，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对他们最终的成功所具有的影响之上。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会影响其习得效果。
Giles的言语适应理论是继Lambert方法后该领域在理论上的新进展，也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语境中交际者的心态和言语选择行为。语言使用者趋同或趋异的言语选择，突出强调了社会交流中语言使用者对对方的认同或不认同的态度和行为，解释了言语交际中风格变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观情感和动机。[6]言语适应理论为语言变体研究增添了动态的角度，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自身从典型描写到解释预测的研究发展路径。这种解释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Labov对语言变异描绘精细但局限于静态的不足。另外，这方面的研究也凸现了个人是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显示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在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因素可以被视为是相互建构的：身份影响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过程。
总的来讲，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注重真实语境、身份和体验，这与多种语言互动的主张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讲，当前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语言变异研究的成果，如语言变体的辨识、语域的认知等，为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提供了系统的、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二语变体数据，对二语学习具有指导意义。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及言语适应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语选择，使交际语言运用能力目标得以形象化地表达。对交际中的语言行为，如道歉、赞美、邀请、拒绝、请求等的研究，为二语习得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的培养勾画了发展目标。
三、学习观的认同：基于使用的学习
如前所述，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主张学习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始于人际交往的。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人交往，在交往互动中进行意义的建构。比如，学习者很容易注意到词汇的习得伴随着对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汇意义可能会发生改变，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对范畴的掌握意味着根据交流需要对语言规范遵从或背离。事实上，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语言是人际交流、社会活动的中介，而言语交流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因此语言学习即语言使用。反过来，语境中对于语言使用也可以巩固和加强语言学习。由此可见，社会文化派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习得过程即语言的使用过程，认为真实世界中使用的语言对学习来说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辅助性的，使用不是习得的结果，也不是手段。正因为社会文化派坚持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间划等号，如此强硬的立场招致了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习得而不是语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评，反对把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二语在真实语境中的运用[7]。
在习得即使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派完全可以从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最新流派——认知社会语言学那里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的普遍原则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语言意义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及传递的，因此认知语言学所理解的语言概念及其基本结构也关系到社会和文化情境下的认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从话语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越来越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基于用法的主张本来就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来源于使用，说话者为了交际和社会交互的目的识解自身体验，而听话者也为同样的目的识解说话者的话语，因此认知语言学渴望对语言的社会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贡献[8]。上述原因将认知语言学引向社会变体研究。对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体系中该如何理解语言系统、为什么变体研究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认知社会语言学家Geeraerts认为，由于语言使用的行为是语言学的最基本事实，语言系统只被看作是对语言行为中出现的模式进行抽象和概括。他谈到，“There is usage，there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the interaction is socially structured，and the linguistic system is an abstraction over that social structure……”[2]（P34）。可见，语言使用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并不是将自己与所谓的系统进行校正的过程，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相互调整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接触范围有限，这些调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里，语言变体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互动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语言知识系统。 综上，结合语言习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是学习者；第二，习得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结果，更应将其看作是一个永远的、不间断的过程；第三，应重视真实的语境、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身份，应重视不同的社会语境、交际者、社会群体导致的隐喻变异，重视隐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语境。
四、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关于规范和标准
语言的变异性和标准化都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面对语言内部变异和动态发展的事实，有必要编撰一整套言语社会遵循的统一规范，来对上述情况有意识地压制，以便服务于国家化进程、国家象征、社会统一、实际需求与学校教育的开展等。这就是标准语产生的缘由。其本质也是一种发生在一定社会和历史空间中的语言变异现象。
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变体没有优劣之分。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形式对应社会功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交际功能和交际任务的完成及其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标准语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能满足适应较高语体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认为标准语就比其他变体更为优越。
从学校教育角度上来讲，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套规范，因而标准语是很好的选择。由于学校教育的强化，学习者倾向于认为标准语形式是正确的，而其他方言和变体形式是错误的、不规范的、听起来是不对的。事实上，在交际者感情不认同的场合，如团结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现对标准语的趋异和背离，比如，标准语显然难以适应较为低端的语体。另外，标准语虽然保守，其变化虽然缓慢，但是它仍然是有变化的。标准语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的标准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书面形式，较低的可能是它的语音。特别是在当今语言国际化、多元化、多文化、多变体的形势下，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二语学习者应尽量了解语境和身份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增长变体的知识和使用变体的体验，以有利于二语学习。
五、结语
社会语言学和二语习得虽都研究语言，但各自的学科侧重点有所不同。二语习得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帮助学习者习得语言。对于重视认知及思维、考察个体的认知因素的认知派而言，社会语言学主要流派之一的社会心理学派有关语言态度的研究对二语习得研究是有助益的。二语习得的社会学派重视社会环境因素，呼吁语言学习要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和互动性；而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关注点则是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变异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研究语言的功能，研究语言使用者在特定语境中如何交流互动，正是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强势所在。由此可见，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与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语言和语言学习的看法及认识颇有共识，社会语言学相关概念和思考可以为二语习得研究所用，丰富二语习得研究的视角。
综上所述，理论化的对象几乎都是学习目标，而非学习过程。由于二语习得是一种应用型的学科，而语言理论又很难直接应用于语言教学，因此造成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日趋广泛，但针对习得的实用性有限，从而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以致混淆了习得与使用的界限。以语用能力的培养为例，现有的理论尚需回答个体的语言能力究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问题。比如，怎样习得变体的知识，怎样学习语码转换，怎样学习性别语言等。个体在面对某类个体和其他类个体的时候，怎样学会区别使用这些变体？促成这些变体习得的社会力量有哪些？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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