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影奖评审不是第一次，但为金马奖服务，到底多一些“有权利便有义务”的归属感和亲切感——1994年为《红玫瑰白玫瑰》写的剧本获“最佳改编奖”，1997年又临危受命，代替某位临时不能出席的评审被征召入伍。今年初夏，《在西厢》还在孕育阶段，心情却被邀请来函带走：不知道这次“同桌吃饭”的评审有哪些名字？
　　“同桌吃饭”是比喻，也不是。起码在1997年的第34届，我便第一次见识评审生涯原来如此：早上准时安排第一场影片放映，午餐是一人一份盒饭（台称“便当”），外加一瓶益力多帮助消化。下午6时前结束两部电影的觀映，晚餐也是一人一份盒饭。一日两餐都在放映地点内解决，是让评审们能在正式决选前多作交流。
　　1997年，我是单人匹马闯入没有半个熟人的评审团。第一印象是阳盛阴衰。现在我已想不起除了作家平路，还有没有第二位女评审。男评审则一位位都是老师与叔叔伯伯，使我不止觉得自己年龄最小，连带发言时音量也最小。即便有话想说，也需要平路与另一位年龄想法皆较接近的纪录片制作人吴乙峰眼神上给我打气。初选的结果是落实提名名单，我们三人的选择也最近似，算是“前卫”一路。决选前夕，难免忧心“保守势力”会以曲高和寡的理由，对具创造性的电影加以排斥，遂定下翌日辩论时的发言策略——得奖者将在历史里被长久供奉，评审们便不能不正视神圣一票背后的信念和理想。皆因电影奖除涉及个人荣誉，更重要的，是给具创造精神的作品争取话语权。
　　必须维持人选是单数的大评审团（15人）就如法庭上的陪审团，谁都可以为他相信（或捍卫）的片子作出最后拉票的结案陈词。当年，竞逐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片奖的入围者都是赫赫有名之辈，“前卫兵”最想往上拉抬的是陈果的《香港制造》。说好了吴乙峰负责为它“护航”至其中一项最佳，我与平路则努力为另一项“开路”，谁料决选评审会议就要开始，我与平路就是不见吴乙峰到来。直至最后一刻传来噩耗，吴因太太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他是没法前来与我们共同进退了。出师不利，士气不致受挫也难逃信心考验：评审会议一旦火力全开，一位位专业人士们唇枪舌剑起来，就是旁观者也会替入围名字的出生入死捏一把汗。吴乙峰是个纪录片人，习惯坐言起行冲锋陷阵，少了他一臂之助，《香港制造》成功拿下“最佳导演”，但“最佳剧情片”终究由《甜蜜蜜》所得。该两个奖由同一部影片所得是众望所归，虽然《甜蜜蜜》得“最佳剧情片”亦属实至名归。
　　这次甫落地台北，我已被告知大众对今届金马奖评审团期望甚殷，精彩的阵容，很难预见谁将与谁对决，或结盟。15人中的两性比例依旧男强女弱，然而所有评审在各自表述之后，亦能以大局为重，发挥“同桌吃饭”的团结力量。也许，这就能解释在今年九成均以歌颂男性（英雄）为主题的入围电影中，人文气息浓厚的《桃姐》为何脱颖而出。大局，即不求肯定这一部比那一部更够水平，却是在制作与才华之外，评审们更重视一部电影的得奖，对于这个时代能产生多少影响与意义。就以凭《桃姐》二度当上金马影帝的刘德华为例，当名字被颁奖嘉宾喊响时，他那反应不过来的表情似在疑惑：那么“平淡”的表演真能受评审青睐？但当兴奋平伏，他的得奖感言还是令我觉得投给他的一票很是值得：“日后我将多接演普通人的角色，因大家终于接受刘德华不是只有偶像明星一面。”
　　一个奖项或能改变未来，所以评审除了回顾，也有责任前瞻。刘德华的演技是否年度最佳可以人言人殊，但他身为影坛神祇，敢于为电影的人文气息跨出一步并有成绩可见，可喜可贺之余，亦堪称勇气可嘉。他的得奖同时是给华语片男演员注入一股新动能：谁说男性角色永远只能是打不死的机器人？当浮夸当道，大片成灾，电影奖的评审们有义务扶弱锄强——只是真要坚守岗位，当中所需的勇气，其实并不比创作人或演员来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