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40载乡村教育的巨变,那些即将退休的乡村教师们无疑最有发言权。他们的人生因为融入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史诗而成为不可磨灭的音符,作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乡村教师的经历是印证中国教育发展的“活化石”。
在惠民县何坊街道中心小学,刘建忠、陈同庆、董月梅、尚友山和闫杰等5位老师就要退出耕耘了40年的讲台了,他们的内心在想些什么?笔者走近他们,倾听他们的肺腑之言。
“40年前的教室就是一间黑屋子,没有课桌,就用木板垫几块砖头,没有凳子,就干脆坐地上;30年前用小黑板做应用题,小卡片做数学题;10年前用幻灯片上课;现在用电脑多媒体上课。从粉笔加黑板到幻灯片,再到实物投影仪、多媒体,40年来,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教学设备开始走进学校,走进教室。”刘建忠老师感慨地说。
从教以来,刘老师潜心研究教学,他所教的班级年年取得优异的成绩。他所教过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今年已经52岁了。“每次想到有无数个学生喊我老师,我就觉得我没有虚度年华。”刘建忠说,他热爱这个职业,因为这个职业给了他光彩。
陈同庆老师在1979年被惠民师范录取,1981年参加工作,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三十多年。
“我记得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教书很简单,只是传授知识,课讲得细一点,学生掌握得多一点就可以。可是现在不行了,除了传授基础知识,还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陈老师笑着说。
如今,快要退休的陈同庆同时上着四年级和六年级两个年级的音乐课。当孩子们围坐在他身旁听他吹起口风琴时,陈同庆仍然神采风扬。一周15节课,对于这个年龄来说累不累?“不累!”陈同庆的回答斩钉截铁。
一辈子兢兢业业,服从学校安排,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搬。陈同庆说,做老师就要对得起“老师”这个称号。
董月梅是1981年走上讲台的,开始时的身份也是一名民办教师。
回忆起37年的职业生涯,董月梅说,有一件事给她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那是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两个班级挤在一个教室上课,董月梅便主动把教室让给了另一个老师。夏天,她带着孩子们在大树底下上课,冬天就在北墙根底下能晒到太阳的地方上课,下雨天就到学生家里去上课。
尽管当时教学条件艰苦,得到的报酬也不多,但董月梅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从来没有想过抛弃民办教师这份工作,她说,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份责任和使命。想想眼前稀缺的教师资源,看着面前一双双渴望的眼睛,董月梅说,她不忍心离开脚下的三尺讲台。
就是因为这份责任感和使命感,董月梅一直站在讲台上,一直和孩子们在一起,并且至今还在担任班主任。接学生,送学生,盯自习,早出晚归,董月梅有着和年轻班主任一样的干劲。
除了董月梅,在1981年走上教师岗位的还有闫杰。
时光穿越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乡下,雨天,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骑着自行车,穿着雨衣,赶五六里路去给学生上课。雨越下越大,路也越来越难走,小姑娘忍不住边走边哭。快到学校时,脚下已经满是泥泞,自行车已经不能正常行驶了,只好推着慢慢往前走。这一幕被学生看到了,小小的人儿纷纷来帮着老师推车。第二天,可爱的小人儿们还跑去看望被雨淋病的老师。
这位老师就是闫杰。被学生感动坏了的闫杰,立志这辈子要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做教师辛苦,到这个年龄,仍然坚持在一线,更辛苦。说着说着退休就来到了眼前,闫杰直言又害怕退休,因为有太多不舍。舍不得朝夕相处的同事,舍不得天真烂漫的孩子们,舍不得耕耘了37年的讲台。
1978年,尚友山高中毕业了,毕业以后他在村里的小学当了一名教师。
“黑屋子,土台子,还有一帮泥孩子。”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惠民农村教育的真实写照。尚友山和董月梅一样,有着带学生“打游击”的经历,大树下、阳光下、学生家里,都曾是他的教学场所。
条件差,报酬低,家里人直言“还不如卖萝卜去”。这些都曾让尚友山产生过动摇之心,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坚守,只因为教书育人,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坚守,让尚友山的教学环境由简陋不堪到窗明几净。坚守,也让原本就优秀的尚友山得以转成公办教师,迎来了民办教师的辉煌明天。
面对即将到来的退休,尚友山说,感谢当时的坚守,回首40年的职业生涯,如今也是无怨无悔。
漫步在他们即将告别的校园,宽敞的教室,碧绿的草坪,错落有致的建筑群……操场上学生们正在踢球、玩耍,整个校园现代而充满勃勃生机。教室内,正在上课的学生们都认真地注视着黑板上方的液晶电视屏幕。学校不断优化课程结构设置,做到保留优势课程和开发具有生命力的新课程相结合,共确定了38种课程供学生选择,注重学生的潜能开发、可持续发展。
采得百花成蜜后,舍得辛苦舍得甜。鄉村教师先后经历了代课、民办、进修、转公办等人生历程,先后从教于公社高中、大队小学、管区联中、管区完小、乡镇初中、学区小学。当年风华正茂的他们怀抱“科教兴国”的初心走上讲坛,工作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他们用自己无怨无悔的实际行动见证了乡村教育事业的成长与发展。数十年的深耕细作成就了他们的价值追求,使他们的人生境界更加丰厚饱满。
在惠民县何坊街道中心小学,刘建忠、陈同庆、董月梅、尚友山和闫杰等5位老师就要退出耕耘了40年的讲台了,他们的内心在想些什么?笔者走近他们,倾听他们的肺腑之言。
“40年前的教室就是一间黑屋子,没有课桌,就用木板垫几块砖头,没有凳子,就干脆坐地上;30年前用小黑板做应用题,小卡片做数学题;10年前用幻灯片上课;现在用电脑多媒体上课。从粉笔加黑板到幻灯片,再到实物投影仪、多媒体,40年来,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教学设备开始走进学校,走进教室。”刘建忠老师感慨地说。
从教以来,刘老师潜心研究教学,他所教的班级年年取得优异的成绩。他所教过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今年已经52岁了。“每次想到有无数个学生喊我老师,我就觉得我没有虚度年华。”刘建忠说,他热爱这个职业,因为这个职业给了他光彩。
陈同庆老师在1979年被惠民师范录取,1981年参加工作,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三十多年。
“我记得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教书很简单,只是传授知识,课讲得细一点,学生掌握得多一点就可以。可是现在不行了,除了传授基础知识,还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陈老师笑着说。
如今,快要退休的陈同庆同时上着四年级和六年级两个年级的音乐课。当孩子们围坐在他身旁听他吹起口风琴时,陈同庆仍然神采风扬。一周15节课,对于这个年龄来说累不累?“不累!”陈同庆的回答斩钉截铁。
一辈子兢兢业业,服从学校安排,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搬。陈同庆说,做老师就要对得起“老师”这个称号。
董月梅是1981年走上讲台的,开始时的身份也是一名民办教师。
回忆起37年的职业生涯,董月梅说,有一件事给她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那是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两个班级挤在一个教室上课,董月梅便主动把教室让给了另一个老师。夏天,她带着孩子们在大树底下上课,冬天就在北墙根底下能晒到太阳的地方上课,下雨天就到学生家里去上课。
尽管当时教学条件艰苦,得到的报酬也不多,但董月梅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从来没有想过抛弃民办教师这份工作,她说,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份责任和使命。想想眼前稀缺的教师资源,看着面前一双双渴望的眼睛,董月梅说,她不忍心离开脚下的三尺讲台。
就是因为这份责任感和使命感,董月梅一直站在讲台上,一直和孩子们在一起,并且至今还在担任班主任。接学生,送学生,盯自习,早出晚归,董月梅有着和年轻班主任一样的干劲。
除了董月梅,在1981年走上教师岗位的还有闫杰。
时光穿越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乡下,雨天,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骑着自行车,穿着雨衣,赶五六里路去给学生上课。雨越下越大,路也越来越难走,小姑娘忍不住边走边哭。快到学校时,脚下已经满是泥泞,自行车已经不能正常行驶了,只好推着慢慢往前走。这一幕被学生看到了,小小的人儿纷纷来帮着老师推车。第二天,可爱的小人儿们还跑去看望被雨淋病的老师。
这位老师就是闫杰。被学生感动坏了的闫杰,立志这辈子要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做教师辛苦,到这个年龄,仍然坚持在一线,更辛苦。说着说着退休就来到了眼前,闫杰直言又害怕退休,因为有太多不舍。舍不得朝夕相处的同事,舍不得天真烂漫的孩子们,舍不得耕耘了37年的讲台。
1978年,尚友山高中毕业了,毕业以后他在村里的小学当了一名教师。
“黑屋子,土台子,还有一帮泥孩子。”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惠民农村教育的真实写照。尚友山和董月梅一样,有着带学生“打游击”的经历,大树下、阳光下、学生家里,都曾是他的教学场所。
条件差,报酬低,家里人直言“还不如卖萝卜去”。这些都曾让尚友山产生过动摇之心,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坚守,只因为教书育人,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坚守,让尚友山的教学环境由简陋不堪到窗明几净。坚守,也让原本就优秀的尚友山得以转成公办教师,迎来了民办教师的辉煌明天。
面对即将到来的退休,尚友山说,感谢当时的坚守,回首40年的职业生涯,如今也是无怨无悔。
漫步在他们即将告别的校园,宽敞的教室,碧绿的草坪,错落有致的建筑群……操场上学生们正在踢球、玩耍,整个校园现代而充满勃勃生机。教室内,正在上课的学生们都认真地注视着黑板上方的液晶电视屏幕。学校不断优化课程结构设置,做到保留优势课程和开发具有生命力的新课程相结合,共确定了38种课程供学生选择,注重学生的潜能开发、可持续发展。
采得百花成蜜后,舍得辛苦舍得甜。鄉村教师先后经历了代课、民办、进修、转公办等人生历程,先后从教于公社高中、大队小学、管区联中、管区完小、乡镇初中、学区小学。当年风华正茂的他们怀抱“科教兴国”的初心走上讲坛,工作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他们用自己无怨无悔的实际行动见证了乡村教育事业的成长与发展。数十年的深耕细作成就了他们的价值追求,使他们的人生境界更加丰厚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