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强调“对不满十二周岁的幼女予以绝对保护”，明确“进入住所、宿舍性侵等七种情节重罚”，其中特别提到“国家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要予以严惩，体现“最大限度保护”、“最低限度容忍”的原则。
　　消息一出，舆论场上叫好之声不绝于耳。喜之不尽，实在是因为痛之已深。即便在野蛮社会，也难以容忍蹂躏幼女这种践踏人伦的暴行。但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这种暴行竟然频频发生。更何况，施暴者中竟不乏本应保护学生的教师和校长，也不乏本应担负公共管理职责的国家公职人员，这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沉重打击。一个社会，如果纵容这种丧尽天良、泯灭人性的暴行，即便GDP能够称雄于世，文明程度又怎能屹立于世？
　　令人惊奇的是，对那些落入法网的施暴者，往往量刑从轻。云南昭通大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将4岁幼女劫持到家中侵犯，法院居然以“认罪态度较好”为由，一审只判处5年徒刑；贵州习水6名政府官员、司法干部、县人大代表、教师等强奸多名幼女，最后竟绕开了量刑较重的强奸罪，以量刑较轻的“嫖宿幼女罪”起诉；浙江永康官员强奸幼女案更是一波三折，短短4天3次被偷换概念——第一天的报道还是“永康发生大规模强奸女中学生案件，多名官员涉案”，第二天就是“永康发生嫖宿幼女案件，个别官员涉案”，第四天竟成了“永康未成年女性买淫团伙诱骗勒索，官员成最大受害者”。
　　人们的愤怒正在于此：为什么对性侵幼女的施暴者不是从重处罚，而是从轻发落？
　　其中的症结，就在于“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模糊定义。刑法第360条第2款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显然，嫖宿幼女量刑较轻，强奸幼女量刑较重。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施暴者或狡辩不知对方是幼女，或指认对方本为卖淫，总之要利用定罪的模糊，把“强奸幼女”狡辩为“嫖宿幼女”。
　　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说过，“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刑罚之所以能够震慑犯罪，是因为刑罚使犯罪分子“得不偿失”。如果性侵幼女者总能以“嫖宿”来逃脱惩罚、抵挡审判，就会让更多施暴者产生“减轻处罚的幻想”，又如何能震慑住伸向孩子的魔掌？
　　要保护孩子，就要让模糊地带明朗起来；要惩治暴行，就要让法律定罪清晰起来。正如贝卡里亚所言，“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只有让施暴者感到刑罚的“必定性”，才能彰显法律的震慑力。中央政法四机关联合发布的《意见》，正是向着清晰定罪迈出了一大步。《意见》明确，与不满12岁的幼女发生关系，一律视为强奸，这将让“嫖宿”的狡辩难以为继；国家工作人员性侵幼女，一律从重处罚，这将打破此类案件中官官相护、扭曲司法判决的潜规则。以此为起点，人们期待在实质上冻结“嫖宿幼女罪”，并最终废除“嫖宿幼女罪”。
　　20世纪初，鲁迅先生曾呼吁“救救孩子”；一个世纪过去了，“救救孩子”仍是急切的时代命题。孩子是未来，是生长的力量，是时间的奇迹。正如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的那样，我们应该一起努力，“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从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