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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荣桓镇）。1926年6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后，和同学张沈川一道由青岛乘货轮南下，想到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去。出发前，一位在五卅运动中结识的朋友建议他们先到上海去找当时上海学联负责人、上海大学附中主任侯绍裘，请侯介绍他们去广州。到上海后，他们向侯绍裘介绍了曾在青岛参加爱国反帝斗争的情况，侯绍裘对他们说：“现在黄埔军校正在招生。如果你们要上黄埔，我写封介绍信就可以。按你们的情况，可以不用考试。”那时，罗荣桓和張沈川并不知道这位看来十分文雅的侯先生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更不晓得他就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而当时的他们还是想读书，并没有从军的思想准备。罗荣桓自觉自己是深度近视眼，从军也不一定合适。两个人商量以后，婉言谢绝了侯绍裘的好意，离开上海，继续南下投考中山大学本科。
罗荣桓和张沈川到广州时，北伐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5月下旬，叶挺独立团已向湖南进军;6月2日，临时革命政府在衡阳成立;7月11日，北伐军攻占长沙……广州捷报频传，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商店的橱窗里、电线杆上、廊檐的水泥柱上，到处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列强！”“打倒吴佩孚！”“打倒孙传芳！”“工农兵联合起来！”有的地方还搭了庆祝北伐胜利的松枝牌楼。“号外”“捷报”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马路上时常可以看到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的国民革命军队伍。罗荣桓看到这样的景象，心中也充满了希望，决心好好读书，毕业后为国家的建设服务。他和张沈川兴冲冲地走进书店，买了不少宣传土地问题的报刊、小册子，从书店出来，罗荣桓双手捧着一大摞书，高兴地对张沈川说：“好啊！这下可好了！”厚厚的眼镜片也掩不住他此时的兴奋与喜悦。一回到旅馆，罗荣桓也顾不上复习功课，如饥似渴地阅读买来的书籍。越读越感到视野开阔，越读越感到心胸开朗，他感到自己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罗荣桓的思想、世界观这时正酝酿着质的飞跃。他兴奋地对张沈川说：“现在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土豪劣绅就是把中国搞得国弱民穷的恶势力。要打倒恶势力，必须以俄国为师，把广大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而唯有共产党才能担当此任。”他和张沈川相约，要勇敢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的罗荣桓也有了新的思考：虽然自己因为高度近视，不宜投考黄埔军校。但是如果要把北伐、把革命进行下去，就需要有大量的青年从军。于是，他多次写信给弟弟罗湘和当年在家乡一起发起“土梦学友联合会”的同学们，号召他们到广州来，投考黄埔军校，报效革命。此时，罗荣桓因为第二外国语德语不及格，没能被中山大学录取。但是他没有马上离开广州，而是一面等罗湘来，一面继续阅读革命书籍。经由张沈川介绍，罗荣桓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并且深受他们的影响，对革命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0月，罗湘和十几位同学从湖南来到广州，罗荣桓把罗湘送进黄埔军校后返回故乡，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他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宣传、发动农民参加农协，还组织了当地的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由于罗荣桓在家乡搞农运，引起了当地反动势力的仇视，甚至当地的土豪劣绅密谋要暗杀他。但是，罗荣桓毫不畏惧，撰写文章揭露他们的罪恶，号召贫苦农民坚持斗争。此时，罗荣桓收到了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友人来信，信中谈到了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后的革命形势，也谈到了毛泽东此时到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了进一步了解全国的革命形势，探求真理，也为安全考虑，罗荣桓决定到武汉去，投入到场面更大、斗争更火热的革命浪潮中去。
罗荣桓到达武汉以后，通过补考插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一年级读书。当时，蒋介石已经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处于危险之中。革命队伍中许多不坚定分子被蒋介石的屠刀和武汉险象环生的局面所吓倒，纷纷脱离了革命。但就在革命低潮时期，罗荣桓却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毅然投入党组织的怀抱。经彭明晶介绍，罗荣桓于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武昌中大支部的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6月15日，学校邀请鲍罗廷、杨贤江、恽代英、何香凝等革命人士到校演讲。随后不久，又组织“到农村去”的宣传活动，罗荣桓所在的理科院系的学生，奔赴武昌县广大农村，开展宣传、演讲、调查等工作。在二十多天的农村宣传工作中，罗荣桓的组织、宣传才能又一次得到锻炼和发挥。
7月初，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为了革命事业，罗荣桓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把心爱的教科书、英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对吃苦、牺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出发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照顾妻女的生活，如果妻子改嫁了，就帮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妻子的，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她的青春，希望她改嫁。罗荣桓又补充了几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作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信寄了出去，罗荣桓也割断了同家庭的关系。几天后，他就出发了，毅然奔向革命的新天地。
罗荣桓和张沈川到广州时，北伐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5月下旬，叶挺独立团已向湖南进军;6月2日，临时革命政府在衡阳成立;7月11日，北伐军攻占长沙……广州捷报频传，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商店的橱窗里、电线杆上、廊檐的水泥柱上，到处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列强！”“打倒吴佩孚！”“打倒孙传芳！”“工农兵联合起来！”有的地方还搭了庆祝北伐胜利的松枝牌楼。“号外”“捷报”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马路上时常可以看到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的国民革命军队伍。罗荣桓看到这样的景象，心中也充满了希望，决心好好读书，毕业后为国家的建设服务。他和张沈川兴冲冲地走进书店，买了不少宣传土地问题的报刊、小册子，从书店出来，罗荣桓双手捧着一大摞书，高兴地对张沈川说：“好啊！这下可好了！”厚厚的眼镜片也掩不住他此时的兴奋与喜悦。一回到旅馆，罗荣桓也顾不上复习功课，如饥似渴地阅读买来的书籍。越读越感到视野开阔，越读越感到心胸开朗，他感到自己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罗荣桓的思想、世界观这时正酝酿着质的飞跃。他兴奋地对张沈川说：“现在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土豪劣绅就是把中国搞得国弱民穷的恶势力。要打倒恶势力，必须以俄国为师，把广大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而唯有共产党才能担当此任。”他和张沈川相约，要勇敢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的罗荣桓也有了新的思考：虽然自己因为高度近视，不宜投考黄埔军校。但是如果要把北伐、把革命进行下去，就需要有大量的青年从军。于是，他多次写信给弟弟罗湘和当年在家乡一起发起“土梦学友联合会”的同学们，号召他们到广州来，投考黄埔军校，报效革命。此时，罗荣桓因为第二外国语德语不及格，没能被中山大学录取。但是他没有马上离开广州，而是一面等罗湘来，一面继续阅读革命书籍。经由张沈川介绍，罗荣桓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并且深受他们的影响，对革命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0月，罗湘和十几位同学从湖南来到广州，罗荣桓把罗湘送进黄埔军校后返回故乡，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他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宣传、发动农民参加农协，还组织了当地的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由于罗荣桓在家乡搞农运，引起了当地反动势力的仇视，甚至当地的土豪劣绅密谋要暗杀他。但是，罗荣桓毫不畏惧，撰写文章揭露他们的罪恶，号召贫苦农民坚持斗争。此时，罗荣桓收到了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友人来信，信中谈到了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后的革命形势，也谈到了毛泽东此时到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了进一步了解全国的革命形势，探求真理，也为安全考虑，罗荣桓决定到武汉去，投入到场面更大、斗争更火热的革命浪潮中去。
罗荣桓到达武汉以后，通过补考插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一年级读书。当时，蒋介石已经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处于危险之中。革命队伍中许多不坚定分子被蒋介石的屠刀和武汉险象环生的局面所吓倒，纷纷脱离了革命。但就在革命低潮时期，罗荣桓却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毅然投入党组织的怀抱。经彭明晶介绍，罗荣桓于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武昌中大支部的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6月15日，学校邀请鲍罗廷、杨贤江、恽代英、何香凝等革命人士到校演讲。随后不久，又组织“到农村去”的宣传活动，罗荣桓所在的理科院系的学生，奔赴武昌县广大农村，开展宣传、演讲、调查等工作。在二十多天的农村宣传工作中，罗荣桓的组织、宣传才能又一次得到锻炼和发挥。
7月初，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为了革命事业，罗荣桓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把心爱的教科书、英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对吃苦、牺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出发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照顾妻女的生活，如果妻子改嫁了，就帮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妻子的，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她的青春，希望她改嫁。罗荣桓又补充了几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作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信寄了出去，罗荣桓也割断了同家庭的关系。几天后，他就出发了，毅然奔向革命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