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论读书》中说：“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教科书多是编的，而不是著的，不具有原创性。教科书大都是各门知识的分类整理，可供给一些知识，却难有思想的启迪。而真正的读书，则不同。“这种的读书，所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至于此种读书如何进行，“读书须先知味。这味字，是读书的关键。所谓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异。所以必先知其所好，始能读出味来。有人自幼嚼书本，老大不能通一经，便是食古不化勉强读书所致。袁中郎所谓读所好之书，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这是知味的读法。”读书要知味，才能对上胃口，进而很好地加以消化。
　　关于读书，林语堂常引黄山谷的话：“三日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可见此种读书观，是以涵养为主的。他在《涵养》中提到：“中国旧有教育，标举‘涵养’二字，注重德性之熏陶，与现代所谓教育，趋重学分不同。有学分，未必有学问，有学问，未必有涵养。中国认学问与涵养为一事，此为中国传统教育之一大特点，与德国教育注重鸿博精研，法国教育重艺术陶养不同，而与英国教育之注重性格亦异。”涵养要了解自己的性情，或者说从性情出发。林语堂在《大荒集》的序中说：“读书应取其性情相近者而精读之，才容易于见解思想上有所启发，如此时久日渐，自然也可有成就。常人学与思，总是学占大部分而思少，就是因为所学是趋时之学，不一定与自己思想能发生活的关系。”《生活的艺术》中有一节“读书的艺术”。“我以为一个人能发现他所爱好的作家，实在是他的智力进展里边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世上原有所谓性情相近这件事，所以一个人必须从古今中外的作家去找寻和自己的性情相近的人。一个人惟有藉着这个方法，才能从读书之中获得益处。他必须不受拘束地去找寻自己的先生。”本于性情，觅得知音，这样的读书才有助益。进一步，则可用读书的方法来读生活。“聪明的读者则既读书，也亲阅生活的本身。宇宙即是一本大书，生活即是一所大的学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生活与书本也是关联着的。
　　读是为了涵养性灵，写则是把它表现出来。林语堂在《论文》中说：“近代文学作品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说的是自己的话，不复为圣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这里讲到近代文学的特点是以个人的表意为主，文体也随之解放。这是以意役法，而不再以法役意。他在《文章无法》中又说：“其实文章体裁，是内的，非外的，有此种文思，便有此种体裁，意到一段，便成一段文字。凡人不在思想性灵上下工夫，要来学起、承、转、伏，做文人，必是徒劳无补。”《作文六诀》中虽也讲到一些诀窍：要表现自己；感动读者；敬重读者；精神爽快，始可执笔；必要时，抽烟助兴；随兴所之，倦则搁笔。这其中，切要的就是意到笔随，随机生发。“凡人不爽快时，作起文来，也必不爽快。尖酸的作家，或脾气不好好为人师的作家，必为人所讨厌。作文时应当是丰神奕奕，说得滚热，说得拍节，不费思索，佳文佳句，一一由笔尖下流滴出来。”有了丰沛的心灵，不吐不快，自然成文。再说题目，林语堂在《烟屑》一文中说：“小学作文教学误谬甚多，而出题为文列第一。我早晚不离笔墨，行文亦不觉难，然有人出题命我为文，必做不出来。故学为文者，须使题生于文，不可使文生于题。见了题目，再想如何下笔者，谓之文生于题，万世不通。有佳意要说，顺其自然如落花流水写去，再加题目，谓之题生于文。”求之于作文的自主状态，当是题生于文，即心中有了意想，再表达出来。“虽然，行文时心中自然须有题旨，此题旨并不一定为本文最后决用之题目，乃根本要说之几句话。但话在心头，文在笔端，题旨得之意象思考之内，韵致得之有意无意之间。文之佳者，一篇之中，立意要说话居其二，行文后不说自来者居其八。此所谓行文韵致也。一篇文中尽是立意要说的话，其文必木强；反之，有意无意间得之之语多，其文必清逸。能文与不能文之区别全在此。”有了丰沛的心灵，不吐不快，便可意到笔随，自然成文。
　　由性灵出发，林语堂又提出一种小品文笔调。他在《小品文之遗绪》中说：“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闲谈笔调，娓语笔调，名词上都不必争执，但确有此种笔调，正实比正名要紧。”“吾最喜此种笔调，因读来如至友对谈，推诚相与，易见衷曲；当其坐谈，亦无过瞎扯而已，及至谈得精彩，锋芒焕发，亦多入神入意之作。”“总之，我所要搜集的理想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声如见其人，此是吾所谓理想散文。”作者所说，强调的是有一种小品文写作的笔调，讲闲适，如闲谈或娓语。而在《论小品文笔调》一文中又说：“此种小品文，可以说理，可以抒情，可以描绘人物，可以评论时事，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是之谓现代散文之技巧。”作者所说的，无疑是写作中最具兴味，也即最有性灵的。性灵是林语堂写作观的核心。在林语堂看来，小品文笔调最能传达性灵。至于表现，除了闲适外，或许还有幽默。幽默一语，最早也由林语堂移译而来。他在《论幽默》中这样说：“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又说：“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因为幽默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在写惯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种格调，无论何种题目，有相当的心境，都可以落笔成趣了。”这里所说的幽默，也可谓一种心性的发挥。林语堂所说的性灵，表现出来就是闲适与幽默。换言之，闲适与幽默都是用来发挥性灵的，可谓三位一体。
　　关于散文写作，林语堂还列出了一些标准。他在《吾国与吾民》中说：“所谓优良的散文，著者的意见乃系指一种散文具有甜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这样的散文，必须用现行的活的语言，才能写得出来，而不是矫揉造作的语言所能胜任。”这仍就是闲话笔调，大体上是以英美随笔传统作为参照的。再如，好散文一定要能够烘托现实生活的日常的事实，好散文必须要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与轮廓，好散文不应该太文雅等，都是作者提出来的衡文准则。本于这些准则，林语堂反思着传统，并有所选择。他在《吾国与吾民》中说：“当你翻开任何文人的文集，使你起一种迷失于杂乱短文的荒漠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它包括论述、记事、传记、序跋、碑铭和一些最驳杂的简短笔记，有历史的，有文学的，也有神怪的，而这些文集，充满了中国图书馆与书坊的桁架，真是汗牛充栋。这些文集的显著特性为每个集子都包含十分之五的诗，是以每个文人都兼为诗人。”文集各各不同，却都有什锦的性能。对此，作者只好另觅传统。在林语堂看来，“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好的散文，但是你得用新的估量标准去搜寻它，或为思想与情感的自由活跃，或为体裁风格之自由豪放。你要寻这样作品，得求之于一般略为非正统的作者，带一些左道旁门的色彩的。他们既富有充实的才力，势不能不有轻视体裁骸壳的天然倾向。这样的作者，随意举几个为例，即苏东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龚自珍，他们都是知识的革命者，而他们的作品，往往受当时朝廷的苛评，或被禁止，或受贬斥。他们有具个性的作风和思想，为正统派学者视为过激思想而危及道德的。”有性灵或个性，又有才力，才写得出好散文。
　　林语堂的读书观，相通于写作观。在《生活的艺术》中有一节“写作的艺术”。“写作的艺术，其范围的广泛，远过于写作的技巧。实在说起来，凡是期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都应该叫他们先把写作的技巧完全撇开，暂时不必顾及这些小节，专在心灵上用功夫，发展出一种真实的文学个性，去做他的写作基础。这个方法应该对他很有益处。基础已经打好，真实的文学个性已经培养成功时，笔法自然而然会产生，一切技巧也自然而然的跟着纯熟。”与其操练技巧，不如揣摩心灵，因个性是艺术及文学上成就的基础。但个性如何养成，阅读及鉴赏是不可少的。他说：“一个念文学的学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应学习怎样辨别各种不同的滋味。其中最优美的是温文和醇熟。”这里所说的温文和醇熟，颇有点夫子自道。“一个人如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世上有合于各色各种脾胃的作家，但一个人必须花些功夫，方能寻到他。”林语堂认可了由读到写有一种迁移，但此种能力不是从技法入手，而是在心灵上下工夫，这样路子更正。换言之，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其侧重点是在内容方面。有趣的是林语堂自己写作《生活的艺术》，就坦承是受到了传统中一帮文士的影响，如袁中郎、金圣叹、李渔、袁枚等，大多都是明清之际那些游离于正统而又很看重性情的士人。对林语堂来说，他们是精神的友人，正可借来立论，从而引发开去。这样既找到了文化的依托，又表明了性灵的选择。林语堂自诩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然而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叉点上，难免有冲突。他说自己是一团矛盾，正是这种冲突的表现。但若从生活的艺术出发，又还有调和的可能。写作艺术是生活艺术的一个项目，在这方面，林语堂关注的是心灵或性灵的养成。“‘性’即个人的‘性情’，‘灵’即个人的‘心灵’。”“写作不过是发挥一己的性情，或表演一己的心灵。”写作就是自我发挥，可谓言简意赅。
　　[作者通联：福建长汀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