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依照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政府设立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应遵循“实际需要”原则.对于“实际需要”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可以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 解释等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其具体化为:突发事件中行政应对的需要,突发事件中权益保护的需要,以及突发事件中安全保护的需要.“实际需要”原则的前述具体内容,可以类型化为事实要件、行为要件和目的 要件.本次疫情期间各地设立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制度实践亦较好地体现了上述要件.基于“以事务定职责、以职责定机构”的要件逻辑,还可以从上述类型化思路中推导出“实际需要”原则在事实
【机 构】
：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20003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依照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政府设立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应遵循“实际需要”原则.对于“实际需要”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可以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 解释等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其具体化为:突发事件中行政应对的需要,突发事件中权益保护的需要,以及突发事件中安全保护的需要.“实际需要”原则的前述具体内容,可以类型化为事实要件、行为要件和目的 要件.本次疫情期间各地设立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制度实践亦较好地体现了上述要件.基于“以事务定职责、以职责定机构”的要件逻辑,还可以从上述类型化思路中推导出“实际需要”原则在事实类型的新发性与成熟度、行政职责的整体性以及机构设置的行政目的 等一般意义,从而基本明确了我国组织法上机构设置“需要”原则的构成内容.
其他文献
以人脸识别信息为代表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应用场景日益泛化,隐藏着诸多个人权益侵害风险与社会风险,亟待政府进行有效监管.然而现有的行政监管存在困境,表现为监管依据缺乏针对性与体系性、监管机构分散化、监管措施有限性等问题.为实现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有效监管,在监管依据方面,应采用实验性立法模式形成中央——地方协同的立法格局,以行为规范为重点确立监管规则内容.在监管主体方面,探索建立独立的信息监管机构,并激励信息处理者建立内部治理结构进行辅助,以形成双层治理结构.在监管措施方面,秉持风险预防理念,运用事
我国通过“正面列举+授权规定”的规制模式来确定行政协议的可缔结范围,这容易导致行政协议可缔结范围狭窄,不利于全面、有效发挥行政协议的作用.“原则上允许,特殊情况下禁止”的规制模式更契合合作国家对行政协议的需求.在“原则上允许,特殊情况下禁止”的规制模式下,通过制定行政协议缔结范围的负面清单,一方面可以扩大行政协议的可缔结范围,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行政主体通过协议的方式滥用和变相放弃行政职权.基于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的要求,综合考虑行政职权的性质与个案的实际情况可知,行政主体不得就与主权有关的行政职权事项、未来事
“民生”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和话语体系,需要从中国民生观、民生保障制度建设的历史过程和现实条件,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去分析民生保障制度生成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建设从国家全面考察和推进民生的视角得以确立;民生保障内容和制度建设思路定型,民生保障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在民生保障制度的发展动力方面,从统筹城乡民生保障制度的“补短板”,转向促进共同富裕中民生保障制度建设获得新动能.在民生保障制度的发展取向上,走向共富型民生保障制度,走向现代化的民生保障制度,走向中国特色的民生保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应发挥独特地理区位与高水平开放政策以及制度优势,以服务国内消费大市场为重点,通过构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产业体系,形成与产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及制度环境,全面开展CPTPP①压力测试,积极吸引全球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海南集聚,打造中国与东盟两大市场的交汇点.
碳关税话题自提出以来就存在争议,欧盟作为碳关税的倡导者,已经正式提出碳关税政策,而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欧盟在碳关税立场取得一致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碳关税作为贸易保护措施的脚步渐近,这势必对我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贸易造成巨大冲击.本文通过总结碳关税的发展历程,分析碳关税的实质,提出开征碳关税对于世界乃至中国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积极应对可能到来的国际碳关税政策冲击.
行政协议制度引发民法学者的担忧,并对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履行效力以及违约赔偿范围提出质疑.鉴于私法已对意思自治科以诸多强制性限制,文章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为例,指出是否具有市场交易性并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识别标准,故认为相关司法解释不当扩张行政协议范围的主张难以成立.因契约属性是行政协议发挥制度优势的创新根基,行政审判应凸显契约权重并注意分类处理;裁判时应对行政优益权之行使进行严格规制,并将违约损害的赔偿范围扩展至履行后的可期待利益.
跨越数字鸿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启数字时代长寿红利的题中之义.“能力”与“动力”是形成老年数字鸿沟的两个根本因素,老年人的数字生活可以根据两者的强弱划分为追随者、逃避者、碰壁者和边缘者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处于数字鸿沟的不同阶段,故公共政策干预也需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跨越数字鸿沟,应理念先行,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体系;应赋能增权,推动老年人可行能力提升;应优化环境,激发老年人数字利用内生动力;应动态追踪,找准政策发力方向,从而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让他们真正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福祉改善.
无人驾驶汽车需多个主体共同配合才能实现自主运行.在运营模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考虑其技术原理,借助区块链技术存储数据信息,优化算法决策,保证交易安全.同时在合同模式上考量无人驾驶汽车的“自主性”,引入智能合约,搭建“人机互动”平台,实现电子化运营.智能合约具有传统合同不可比拟的优势,其自动执行程序,既能理顺运营商、数据运营平台、智能系统研发者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又能降低交易风险,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无人驾驶汽车未来投入商用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由于技术上的去中心化,无人驾驶汽车电子化运营导致
中国进入了长寿时代,中国人寿命的延长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进步的重要成就,也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资源.立足长寿时代的战略视野,从老龄化本身寻求社会经济发展新动能,探索老龄社会不同于年轻型或成年型社会的发展逻辑,从转疾病为健康、转依赖为参与、转消耗为积累、转负担为红利等方面积极审视老龄化,促进形成与长寿时代相协调的社会经济循环,既是开启长寿红利时代的关键,也是积极老龄观的重要体现.构建个体、家庭、市场、政府等多元主体行动框架,对思维理念、制度安排、技术支撑、行为模式进行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行动调整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多地将个人隐瞒、缓报、谎报疫情信息等扰乱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评价为失信行为,并对行为人采取相对应的失信惩戒措施.这不仅拓展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手段、方式,而且打开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新局面,精细化发展了信用惩戒措施,精确化规范了信用评价标准.尽管如此,一切非常态防控措施都不得突破法治,信用评价必须在现有法治秩序的框架下进行,不得随意混淆“失信”的评价标准,不能任意突破法律保留边界,既要遵循法律保留的严格限制,又要兼顾行政效能的优化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