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宽容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心理基础和关键美德,更被政治理论家视为民主社会的核心特征,因而相关主题常常是在民主理论的背景中加以理解的。政治心理学领域的宽容研究使宽容相关研究由规范研究进入了实证研究范畴,并成为民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宽容的实证研究虽然对宽容与民主间关系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但相关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仍是在民主理论包括精英民主理论所设定的分析框架中展开的。伴随各国社会的日益多元化以及不同社会观念的流行,源于民主理论研究的宽容主题也日益被移置于多元社会的背景中,而相关研究对政治心理学和民主理论都将产生重要
【机 构】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宽容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心理基础和关键美德,更被政治理论家视为民主社会的核心特征,因而相关主题常常是在民主理论的背景中加以理解的。政治心理学领域的宽容研究使宽容相关研究由规范研究进入了实证研究范畴,并成为民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宽容的实证研究虽然对宽容与民主间关系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但相关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仍是在民主理论包括精英民主理论所设定的分析框架中展开的。伴随各国社会的日益多元化以及不同社会观念的流行,源于民主理论研究的宽容主题也日益被移置于多元社会的背景中,而相关研究对政治心理学和民主理论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其他文献
文本中呈现的历史,并不就是对以往的简单摹写,而是特定时代下建构者自我观念的历史表达。基于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文化意识,党晴梵从历史文化的视域重新审视了关学的发展历程,并运用社会分析、中西比较等研究方法对其予以时代重塑,从而建构起融合气节、疑古、实践、事功、文学等多元素在内,以道德、知识、艺术为基本架构的近代关学观念。《关学学案》是关学在近代社会转型背景下发生观念转型的标志性文献。
20世纪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历史书写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有关"黄帝建国"的历史叙述,编纂者既坚守"信史"的学术立场,于传说中探寻历史的真实,同时兼顾教化民众的现实诉求,使得作为历史符号的"黄帝建国"叙事带有浓厚的政治性色彩;其二,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国家起源的阐述,虽在"历史分期"的叙述体系内展开,但他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其进行了开创性探究,倡导理论范式与实证材料相互参证的理路;其三,考古学者不仅将国家起源的标志具象化,而且努力用考古学文化谱系论析从氏族到国家的演进过程,用本土的考古新发现还原
在对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阐释中,存在着仅仅从客体方面看问题、将历史规律和趋势等同于物质体系或物质条件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片面理解。历史本质上是人的活动史,历史规律本质上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历史规律和趋势既受到客体方面的因素即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制约,也受到主体方面的因素即人的动机从而需要、利益和价值因素的制约。承认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中主体方面因素的作用,可以强化社会历史解释的价值之维,肯定"善"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透彻说明历史决定论与人的选择和创造作用的关系。
在心灵哲学的视阈内,主体性的意志便是行动者的动机和意愿;客体性的意志便是行动者所意欲的过程和对象,前者是意向的,后者是意向性的。无论是作为伦理学的意志还是作为政治哲学的意志,首先都是心理学的概念,因为如果没有动机、意愿、意向这些心理要素,一种可实践的心理行动和现实行动就绝不可能发生。作为伦理学概念的意志,乃是指意愿、意向和动机的正当性性质和正当性程度,要么是形式的正当性,即符合先天实践法则的程度;要么是质料的,即令他人和行动者愉快或生活得以改善的程度。而作为政治哲学范畴的意志,则首先是心理学的,其次是伦理
本体论诠释学是学界用以标志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一脉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是成中英所创,其英文形式,也是成中英为了区别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诠释学而刻意新造的词汇,用以区别西方的Ontological Hermeneutics。质言之,海德格尔的实事性诠释学乃是基于此在的新本体论,而成中英的"本体"概念植根于中国的思维传统,并将本体与方法两者,视为一个具有关联性及其可转换性的互动互摄之整体。通过一种比较研究的方式,可以厘清这两种诠释学的内在特征与区别,以及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理论贡献。
核心意义上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1世纪仍然围绕"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辩护"进行理论建构,并未如一些学者所言彻底走向了"终结"。科恩、罗默等人展开的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研究,实质上与对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的辩护紧密相关;赖特等人进行的解放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不仅从规范性层面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批判,而且基于"民主的社会赋权"探讨了何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制度策略。就此而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并未脱离最初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承诺,其理论工作仍可被视为规范政治哲学范围内的延展。然而
对"政治"概念的不同界定,既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现象认知的差异,也体现了人们政治问题意识的不同。现有的政治概念大体可分为"争权说"、"分利说"、"解决冲突说"、"制定规则说"和"管理公共事务说"几种。这几种观点对政治的理解都有一定合理性,但都存在较大缺陷。因此,有必要重构"政治"概念,即"政治是社会利益冲突不能自发调节的情况下,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体通过强制性的公共权力,运用制度、法律、政策等手段调节冲突,以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活动"。这一定义在强调政治制度重要性的同时,更凸显了大
恩格斯在与马克思通信中说过"我们根本不曾有过任何党",马克思也有过类似表述,这些绝非激愤之词,而是强调他们对"党"的特殊规定。通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表述的原初语境,以及他们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复杂历史关系,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党"的理解始终存在着理想与现实、形式与实质的紧张关系。从根本上说,他们所理解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是作为世界历史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是以历史科学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推进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革命政党。这些对于我们今天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做哲学首先要穷理。皮埃尔·阿多《伊西斯的面纱》一书启发我们,"穷理"不仅包括概念考察,还应涵括观念史研究。哲学固然涉及概念创作,但也应当考察观念、注目意象、创作隐喻。观念包含着感性与理性的鲜活联系,具有活生生的推动世界的力量。概念考察,综观概念的种种用法,勾画相关概念之间的簇状关联,由此揭示世间的种种道理。观念史研究,绘制观念的地质剖面图,揭开观念的历史面纱。观念史研究帮助我们跳出习见的掌心,打开新的可能性。哲学除了"穷理"之外,还需要关注"性""命",后者接近阿多所彰显的精神修炼的维度。
施莱格尔兄弟所开创的德国早期浪漫派在文艺批评、古典学、语言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这些理论资源密切相关,F.施莱格尔最早提出浪漫主义诠释学的理论构架。浪漫主义诠释学是现代诠释学创立的标志,由于译介不足,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加之受到伽达默尔影响,人们的目光往往局限于施莱尔马赫。实际上,施莱格尔是浪漫主义诠释学的重要先驱,他先于施莱尔马赫完成浪漫主义诠释学的原初建构,以语文学切入,围绕文本、经典、阅读、批评和教化等问题,在诠释对象的界定、理解活动的展开以及诠释的意义目标方面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