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不断“晋级”的经典路线图。当今中国，似乎也走到了这个节点。1966年，日本经济 总量超越英国，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也于当年成立。而如今，GDP和外汇储备双双位居亚洲第一的中国也正着手推动另一家巨型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成立。
　　和各方股东“势均力敌”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相比，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的亚投行，其“中国色彩”将更加明显。考虑到中国当今的世界地位和国家战略，可以说，亚投行正式启动了中国资本输出的大幕，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将迎来新的可能性。
　　但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资本输出的效率和经济结构的质量，这两者有着天然的正相关联系。美、日等国过去的经验说明，只有“公私并进”地输出资本，同时不断抢占全球产业链制高点，和输入地形成产业链互补效应，才能在全球资本输出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另起炉灶

　　显然，这是一家比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更有“中国色彩”的资本输出机构。
　　10月24日，亚洲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本次签约后，各国将启动章程谈判和磋商。预计2015年内，各方将完成章程谈判和签署工作，这家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应急基金后最新诞生的跨国金融机构得以顺利投入运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签字仪式后会见创始成员国代表时说，这个新银行“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外界认为，除了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筹建亚投行的更重要目的是，中国将抛开亚洲开发性金融的“旧秩序”，开始“放手自己干”。
　　中国似乎并不掩饰“放手自己干”的积极性。相比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过程中旷日持久的谈判，亚投行从最初的倡议到签约，推进速度快了很多。亚投行的最初设想由中国财政部于2013年初提出，当年10月，习近平出访印尼，在与时任总统苏西洛会谈时正式提出这个倡议;一周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文莱举行的第16次中国-东盟峰会上再次提出该倡议。2014年，在财政部推动下，亚投行筹备进入加速期，直到近期签约，历时两年。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概念早在2012年便已经提出，签约也在今年完成。
　　从某种程度上讲，亚投行对中国的意义超过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事实上，金砖国家银行参与国都属于“大国”，不论是从股权占比，还是人事安排上，中国尽管是首要的发起者，但并不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按照协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中国上海，但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而亚投行的主导者是中国，参与者的经济体量和区域影响力都远逊于中国。
　　此外，亚投行较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具有更明显的区域性，而这一区域就在“家门口”，有利于中国在这一地区把影响力推向深入。仅以东盟为例，中国与东盟2013年的贸易额已达4436亿美元，截至2014年9月底，双向投资累计1231亿美元。此外，双方自贸区谈判也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于2014年9月举行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首轮谈判。预测显示，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有望在2020年前达到1万亿美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對《南风窗》表示，简单来说，在国际上，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能是扶贫，而IMF主要是处理紧急事件和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原有的亚洲开发银行则主要针对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领域，目前还需要更多的金融机构对之进行融资支持。“亚洲基建落后，经济增长快，人口红利明显，需要亚投行这样的新型金融机构。”郭田勇说。
　　成立亚投行，中国选对了时机。在2013年启动亚投行筹建计划之时，美联储QE政策已在收紧，量化宽松规模正在不断缩减。而今年10月，美联储又正式宣布QE将退出舞台。而QE退出，等于说美联储对美元“注水”将告一段落，那么，新兴市场的资金将必然大幅回流美国，购买美元资产。按照国际金融协会的预测，2013年和2014年，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跨境资本将增至1万亿美元。随着外流造成资金稀缺，亚洲地区的融资和借贷成本将普遍上升。
　　目前，尽管回流美国市场的资金都以短期游资为主，但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美元资产的看涨，资金大范围地回流美国将成为趋势。对亚洲而言，那些资金密集型的基建项目将可能面临更大的资金缺口，而亚投行也应运而生。

日系资本

　　不少观点认为，亚投行的成立，其对抗亚洲“日系资本”的意图相对明显。目前，亚洲最大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亚洲开发银行，其总部位于马尼拉、拥有1650亿美元资本金。美国与日本是最早成员国和最大股东，两国出资各占15.65%，并各自拥有12.82%投票权，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目前为亚行第三大出资国，出资份额占6.46%，投票权重为5.47%，均不及美、日两国的一半。这种地位与中国GDP总量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地位极不相称。
　　实际上，以目前中国的实力，特别是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而言，增加对亚行的出资，从而扩大话语权并不难，但关键问题不在于此。目前，世界三大金融机构业已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明规则”，即世界银行、IMF和亚行的一把手必然分别由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把持。以亚行为例，从上世纪60年代成立至今，历任8位行长，无一例外都是日本人。
　　而根据目前信息，亚投行的“中国主导”色彩极为明显。亚投行的总部预计设于北京，其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规模相当于亚行的2/3。在亚投行初期100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中，中国独占500亿美元，是第一大股东，话语权不言而喻。 　　尽管亚投行的成立多少有些对抗“日系资本”的意味，但换个角度看，亚投行从一开始就和亚行有着某些相似性。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连续多年超过11%，和今天的中国颇为相似。就在亚行成立的196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1967年更超过了联邦德国和法国，经济规模居“资本主义阵营”第二的位置。彼时，日本的私营部门也加速了海外扩张，其汽车、半导体等行业纷纷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投资设厂，而亚行的宗旨也在于对日本企业的扩张进行“配合”。
　　亚行的贷款既基于日本形象的建设，也基于日企战略的考量，贷款对象既有基础建设，也有实体私营企业。实事求是地说，近半个世纪亚行对亚洲的开发性金融贡献良多。与此同时，通过数十年的扩张，日本私企部门也几乎将东南亚的制造业纳入了“日本制造”的纵向产业链。
　　但近年来，随着欧美资本向亚太的流动以及中国的崛起，亚行的重要性开始降低。一般来说，亚行贷款往往和世行、IMF的“救助”一样，带有一定“政治色彩”。换言之，要获得亚行的援助资金便要接受其开出的“药方”，例如推进国内民主化进程等。与此同时，亚行贷款的方向也越来越逼仄，偏好于低碳、环保类的方向。事实上，不少亚洲国家还没有达到这个“高级阶段”，它们目前最大的资金缺口仍在“铁公基”方面。
　　以印度為例，目前其拥有国道9.2万余公里，但其中高速公路仅1000公里。而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6.03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印度政府曾表示，未来5年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缺口达1万亿美元。显然，亚行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意图去填补这样的巨型“缺口”。亚行现任行长中尾武彦曾透露，亚行预估亚太地区2010年至202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8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年8000亿美元，而亚行每年能提供的新项目贷款仅有约130亿美元。
　　按照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描述，亚投行在成立初期将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但融资模式方面将有创新。今后，将考虑设立信托基金，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通过亚投行和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分担风险和回报。同时，还将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亚投行的杠杆效应将更明显。”郭田勇认为，亚行等旧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其融资的主要模式是贷款，这种模式具有越来越大的局限性。而新成立的亚投行必然会在融资模式上有所创新，从而调动亚洲更多资金进入基础建设领域。

竞争的悖论

　　尽管亚行的运作模式似乎略显“落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亚洲开疆拓土的日系资本并非亚行一家。实际上，日系金融资本在东南亚的扩张一直采取了“公私共进”的模式，除了国家主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之外，包括三菱等私营金融机构也加入了扩张的大潮。目前，它们都已成为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重要金融力量。在印尼，日系银行一直稳居外资银行资产规模首位。相比而言，中国银行业在东南亚扩张的广度和深度都和日系银行有明显差距。
　　还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亚投行的成立有利于对亚洲输出过剩产能。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身的基建领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表率，同时还在铁路、公路、机场、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培育出了拥有全球竞争力的施工建设能力。近两年来，不论是在非洲、拉美，还是中东地区，这种产能输出的意图都若隐若现。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成立，将有助于中国过剩的产能走出国门。
　　但对这个看法不能过分乐观。必须看到，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东南亚很大程度上存在竞争关系。举例而言，在20年前，日系电子产品的工厂都位于东南亚，其后，日系制造商掀起了北迁中国的大潮。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部分日系制造商再次南下。甚至可以说，东南亚的工人和中国的农民工一直都在“抢饭碗”。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主导的亚行，其对东南亚国家的贷款很大一部分也是出于技术援助的目的。究其原因，在于日本和东南亚的产业处于同一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那么日本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对之进行技术输出，而资本输出也容易搭上技术的“便车”。但对中国而言，很多产业与东南亚处于同一环节。这样一来，中国对东南亚单调的金融输出，显然难以获得技术输出的配合。
　　与此同时，产业链上的竞争关系还会反作用于中国的金融输出。就目前而言，“中国制造”的最大优势是基础设施世界第一，但最大的软肋是劳动力的老龄化，这种局面刚好和东南亚相反。
　　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12年出现了首次下降，而反观东南亚，其人口红利似乎刚刚起步。按照柬埔寨官方统计，15至64岁的劳动人口占其1400万总人口的63.8%。据美银美林的统计，从2010年到2020年，菲律宾劳动人口将增加31.3%，达到7500万，马来西亚将增长18.7%，至2200万，印尼将增长11.2%，达到1.8亿，而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泰国这东盟七国的劳动人口要到2042年才达到顶峰。
　　近年来，不少中国老板已经察觉到，尽管一些制造业基地正在向东南亚地区回流，但落后的基础建设仍是该地区短时间内难以补上的“短板”。那么，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能够补上这个“短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