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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北京的童年
柳传志1944年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柳谷书自幼好读书，考上上海中国银行的职位，独身进入上海，自此迈入金融圈，最终成为共产党旗下中国专利代理公司的董事长。柳传志的母亲出生于镇江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父亲是孙传芳属下财政部长。结识柳谷书后，她便追随左右，颠沛流离。1949年秋，柳家搬往北京，失去了往日的富裕，但仍属殷实人家，父亲仍在中国银行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柳传志高中毕业，他的梦想是当一名空军飞行员，那时候军人很神圣，年轻人无论男女都想当兵，一群军官到任何一所中学去挑飞行员，都像现在清华北大的老师到全国去招“零志愿”的考生，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权。柳传志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核，成为全校唯一的入选者，但由于他的舅舅是右派分子，他被宣布为不合格。
那一天，柳传志满心的沮丧无以言表。当晚父母两人一起跟他谈话，在他的一生中，这是唯一的一次，父亲对儿子说：“不论你将来做多么了不起的事，还是做多么平凡的事，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是我的好儿子。”
最终柳传志成了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雷达系的一年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他被下放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后来回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
40岁才开始创业
和许多企业家不同，柳传志真正的事业是从40岁才开始的。1984年10月，这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的科学家“下海”经商。柳传志和十位同事在计算所的传达室（一间仅有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启动资金20万元。
“我创业的主要动机，改善生活占20%，80%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做点什么。”柳传志回忆说，“我觉得前40年日子过得窝囊，憋得慌，好像没有做对社会有点帮助的事，想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本事，到底人生价值是什么。”当时他们这一群科学家并不知道公司应该做什么，他们只知道时代变了。
那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被抑制了30多年的民间创新精神开始蓬勃而出。
和一夜之间成立的无数新公司一样，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最初也在市场上到处乱撞，从电子表、旱冰鞋，到电冰箱、彩色电视机，试图通过倒卖稀缺物资来获得“第一桶金”，结果最初的20万元被骗走了14万元。在经历了惨痛的挫折之后，公司才逐渐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背景下，利用权力寻租的腐败活动开始蔓延开来。第一代企业家在一个初始、混沌、无序的环境中创业。柳传志后来坦陈，他的公司也曾在“合法”与“非法”的间隙里寻找空间。为了代理国外计算机销售，他四处打点以获得“进口许可证”；由于从走私者手中购买计算机配件，他险些被送进监狱。
柳传志最终成功了。在上世纪80年代末，柳传志的公司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当时正值政治风波之后，中央政府对经济秩序进行严厉的治理整顿，中关村的许多公司关门。第一代开拓者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风云一时的许多人物也都销声匿迹。而联想公司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开始从一个进口电脑产品代理商向拥有自己品牌的电脑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转型。
黄金时代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联想的生存发展环境因此发生质变，柳传志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始。
随着“双轨制”取消，利用权力寻租的空间也被大大压缩。进口批文开始逐渐减少，关税也大幅度下降。面对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的国外计算机，联想一方面不得不“跳进大海里头跟人家比谁游得快”，另一方面它也在跨国公司蜂拥而入的中国市场上，树起自己的民族品牌旗帜。
幸运的是，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不景气的时候，联想却逆势成长起来。从1996年开始，联想电脑销量一直位居中国国内市场首位。
“我们靠的是什么？”柳传志在一次讲话里说，“我们靠的是本土优势。我们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得到了政府、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得到了新闻媒介的支持。”
不过，柳传志并没有让民族品牌及其背后的民族主义倾向主导自己一手打造的企业。他说：“爱国不是一个口号，你不能用‘爱国’调子的高低和声音大小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爱国情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充满爱国情怀的人，但我首先是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必须脚踏实地做事情。”
当时中国政府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抗争，甚至制定了巨额投资计划，鼓励企业研制“中国芯”。然而，柳传志却在政府的热情邀请面前退却了，因为他认为中国企业还远未达到进军核心技术领域的时候，更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既定格局。这个决策一度让柳传志遭遇不少质疑和抨击，但他没有动摇，将精力集中在生产联想计算机上。
1997年1月，联想计算机在中国市场已经拥有最大的占有率。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个当年的小企业已经成长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代表。
在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联想公司一跃成为亚太市场顶级电脑商，柳传志本人也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更令国人惊诧的是，柳传志通过股权改革，让自己以及他创业的伙伴们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
2004年，在庆祝公司成立20周年的前夕，联想集团宣布收购IBM公司全球的个人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业务。从此，联想这个国内最大的电脑制造企业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电脑制造商。这是中国IT产业当时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通过此次收购，联想一举跻身世界500强企业。60岁的柳传志率领联想从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大公司，书写了一部中国企业家在全球化时代的传奇。
在那之前的2001年，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了WTO，正式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许多批评者认为，这种“国门洞开”做法将导致西方跨国公司长驱直入，摧毁处于发展中的民族企业。然而，柳传志领导下的联想集团以自己的业绩回应了种种质疑和批评，并向世人表明，唯有竞争才能成就伟大的企业。
军校毕业军旅生涯
柳传志将联想公司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国际性大公司。其间，军校磨砺出来的钢铁作风，在柳传志乃至联想集团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过往的那一段军旅生涯，柳传志坦言：“是军营塑造了我。企业成功跟我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而在这‘一定’的关系之中，却跟我在军队里养成的性格又有相当的关系。”
在柳传志看来，领导企业跟带兵打仗有很多共同点。做企业也要有带兵打仗般铁的纪律来约束，并且纪律一旦制定下来就要坚决执行。“企业做什么事，就怕含含糊糊，制度定了却不严格执行，最害人”。
鉴于此，联想一贯纪律严明。拿最小的事例来说，公司规定，谁要是不请假开会迟到，谁要接受罚站的惩罚，这一制度适用于所有人，无人可以豁免。柳传志本人也被罚过三次。
有一次，柳传志被关在电梯里面，那时没有手机等一切可以对外联络的通讯工具，他只好认罚。身教重于言传，柳传志以自己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让规则成为一项铁打的纪律，比任何一句口号来的都行之有效。柳传志说：“罚站是件挺严肃、挺尴尬的事情，开小会的时候，你得独自站着。更大的会议，你迟到了，会都要停开，全体人员就这么静默着，看着你在那里罚站1分钟。”
说来有趣，第一个撞到枪口被罚站的人，竟是柳传志的一个老领导。柳传志至今对这件事仍记忆犹新：“我对他说，‘完了我到你家给你站1分钟’！事实上，他在那儿站了一身汗，我坐着也是一身汗。当时的那种情况确实尴尬，但是制度制定了就必须严格执行。”
正是基于柳传志这种雷厉风行的军人素质，使得他在创业的历程中一直立于领先地位。
柳传志1944年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柳谷书自幼好读书，考上上海中国银行的职位，独身进入上海，自此迈入金融圈，最终成为共产党旗下中国专利代理公司的董事长。柳传志的母亲出生于镇江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父亲是孙传芳属下财政部长。结识柳谷书后，她便追随左右，颠沛流离。1949年秋，柳家搬往北京，失去了往日的富裕，但仍属殷实人家，父亲仍在中国银行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柳传志高中毕业，他的梦想是当一名空军飞行员，那时候军人很神圣，年轻人无论男女都想当兵，一群军官到任何一所中学去挑飞行员，都像现在清华北大的老师到全国去招“零志愿”的考生，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权。柳传志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核，成为全校唯一的入选者，但由于他的舅舅是右派分子，他被宣布为不合格。
那一天，柳传志满心的沮丧无以言表。当晚父母两人一起跟他谈话，在他的一生中，这是唯一的一次，父亲对儿子说：“不论你将来做多么了不起的事，还是做多么平凡的事，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是我的好儿子。”
最终柳传志成了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雷达系的一年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他被下放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后来回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
40岁才开始创业
和许多企业家不同，柳传志真正的事业是从40岁才开始的。1984年10月，这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的科学家“下海”经商。柳传志和十位同事在计算所的传达室（一间仅有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启动资金20万元。
“我创业的主要动机，改善生活占20%，80%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做点什么。”柳传志回忆说，“我觉得前40年日子过得窝囊，憋得慌，好像没有做对社会有点帮助的事，想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本事，到底人生价值是什么。”当时他们这一群科学家并不知道公司应该做什么，他们只知道时代变了。
那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被抑制了30多年的民间创新精神开始蓬勃而出。
和一夜之间成立的无数新公司一样，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最初也在市场上到处乱撞，从电子表、旱冰鞋，到电冰箱、彩色电视机，试图通过倒卖稀缺物资来获得“第一桶金”，结果最初的20万元被骗走了14万元。在经历了惨痛的挫折之后，公司才逐渐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背景下，利用权力寻租的腐败活动开始蔓延开来。第一代企业家在一个初始、混沌、无序的环境中创业。柳传志后来坦陈，他的公司也曾在“合法”与“非法”的间隙里寻找空间。为了代理国外计算机销售，他四处打点以获得“进口许可证”；由于从走私者手中购买计算机配件，他险些被送进监狱。
柳传志最终成功了。在上世纪80年代末，柳传志的公司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当时正值政治风波之后，中央政府对经济秩序进行严厉的治理整顿，中关村的许多公司关门。第一代开拓者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风云一时的许多人物也都销声匿迹。而联想公司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开始从一个进口电脑产品代理商向拥有自己品牌的电脑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转型。
黄金时代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联想的生存发展环境因此发生质变，柳传志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始。
随着“双轨制”取消，利用权力寻租的空间也被大大压缩。进口批文开始逐渐减少，关税也大幅度下降。面对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的国外计算机，联想一方面不得不“跳进大海里头跟人家比谁游得快”，另一方面它也在跨国公司蜂拥而入的中国市场上，树起自己的民族品牌旗帜。
幸运的是，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不景气的时候，联想却逆势成长起来。从1996年开始，联想电脑销量一直位居中国国内市场首位。
“我们靠的是什么？”柳传志在一次讲话里说，“我们靠的是本土优势。我们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得到了政府、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得到了新闻媒介的支持。”
不过，柳传志并没有让民族品牌及其背后的民族主义倾向主导自己一手打造的企业。他说：“爱国不是一个口号，你不能用‘爱国’调子的高低和声音大小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爱国情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充满爱国情怀的人，但我首先是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必须脚踏实地做事情。”
当时中国政府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抗争，甚至制定了巨额投资计划，鼓励企业研制“中国芯”。然而，柳传志却在政府的热情邀请面前退却了，因为他认为中国企业还远未达到进军核心技术领域的时候，更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既定格局。这个决策一度让柳传志遭遇不少质疑和抨击，但他没有动摇，将精力集中在生产联想计算机上。
1997年1月，联想计算机在中国市场已经拥有最大的占有率。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个当年的小企业已经成长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代表。
在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联想公司一跃成为亚太市场顶级电脑商，柳传志本人也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更令国人惊诧的是，柳传志通过股权改革，让自己以及他创业的伙伴们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
2004年，在庆祝公司成立20周年的前夕，联想集团宣布收购IBM公司全球的个人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业务。从此，联想这个国内最大的电脑制造企业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电脑制造商。这是中国IT产业当时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通过此次收购，联想一举跻身世界500强企业。60岁的柳传志率领联想从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大公司，书写了一部中国企业家在全球化时代的传奇。
在那之前的2001年，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了WTO，正式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许多批评者认为，这种“国门洞开”做法将导致西方跨国公司长驱直入，摧毁处于发展中的民族企业。然而，柳传志领导下的联想集团以自己的业绩回应了种种质疑和批评，并向世人表明，唯有竞争才能成就伟大的企业。
军校毕业军旅生涯
柳传志将联想公司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国际性大公司。其间，军校磨砺出来的钢铁作风，在柳传志乃至联想集团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过往的那一段军旅生涯，柳传志坦言：“是军营塑造了我。企业成功跟我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而在这‘一定’的关系之中，却跟我在军队里养成的性格又有相当的关系。”
在柳传志看来，领导企业跟带兵打仗有很多共同点。做企业也要有带兵打仗般铁的纪律来约束，并且纪律一旦制定下来就要坚决执行。“企业做什么事，就怕含含糊糊，制度定了却不严格执行，最害人”。
鉴于此，联想一贯纪律严明。拿最小的事例来说，公司规定，谁要是不请假开会迟到，谁要接受罚站的惩罚，这一制度适用于所有人，无人可以豁免。柳传志本人也被罚过三次。
有一次，柳传志被关在电梯里面，那时没有手机等一切可以对外联络的通讯工具，他只好认罚。身教重于言传，柳传志以自己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让规则成为一项铁打的纪律，比任何一句口号来的都行之有效。柳传志说：“罚站是件挺严肃、挺尴尬的事情，开小会的时候，你得独自站着。更大的会议，你迟到了，会都要停开，全体人员就这么静默着，看着你在那里罚站1分钟。”
说来有趣，第一个撞到枪口被罚站的人，竟是柳传志的一个老领导。柳传志至今对这件事仍记忆犹新：“我对他说，‘完了我到你家给你站1分钟’！事实上，他在那儿站了一身汗，我坐着也是一身汗。当时的那种情况确实尴尬，但是制度制定了就必须严格执行。”
正是基于柳传志这种雷厉风行的军人素质，使得他在创业的历程中一直立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