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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推荐项南主政福建
1980年冬天的北京，天寒地冻，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们却被中共中央的一份人事任命激发着热情———中央决定，由项南（1918- 1997，原名项德崇，福建连城人）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省大政。
此时的福建，虽同广东一样是先行改革开放的两个省份之一，但旧观念依然顽固。一个注脚是，当安徽开始搞“包产到户”时，反对最坚决的几个省份中，就有福建，使得中央不得不决心“换将”。海外华侨亦曾多次进言想要一个福建籍官员主政福建。
福建的班子建设问题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也摆在了邓小平眼前。该由谁来主持福建的大政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郑重推荐了项南。
项南？邓小平的眼睛为之一亮。
项南是胡耀邦任职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的得力助手，当年曾就共青团工作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设想，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些建议受到批判，项南本人也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文革”中又被关进牛棚；1979年初出任农机部副部长。后来，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摘掉了他的“右倾”帽子。
不怕惹争议大力改革
项南上任后，全面贯彻邓小平倡导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打破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和僵化思想，顶着重重压力坚决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让全省上下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上来。
1981年1月底，上任10多天的项南初见特区，心就凉了半截。不要说整个厦门还在沉睡，就连被划作特区的湖里，则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自来水常停。最重要的是，特区地方过小，只有2.5平方公里。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项南在6月11日下午的会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意见：
———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具体说，有“三个要干”，即：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请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
———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只要中央给了权，两省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
出于对项南的高度信任和倚重，邓小平不久后拍板：任命项南为省委第一书记，以便让他放开手脚搞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促使福建早日腾飞。
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正式投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公司。由于“左”的思想迷雾重重，一位副总理竟把福日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在“卖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项南想到了邓小平那个“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的论断，毫不犹豫地给予福日公司以有力的支持，并以非同凡响的魄力表态：不答复，不辩论，只要下功夫把福日公司办好。
1983年9月，项南在福建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特区要实行“四特”：特殊的任务、特殊的政策、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方法。这个讲话以《特区要“四特”》为名在香港《中国经济特区年鉴》创刊号发表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然而，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无限夸大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姓“资”不姓“社”的责难不断纠缠着福建，处在风口浪尖的项南希望能听到邓小平的声音。
1984年1月下旬，传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的消息。2月上旬，项南欣喜地接到机密通知：邓小平将在2月7日抵达厦门视察。
邓小平视察厦门
2月8日早饭后，邓小平在厦门码头登上“鹭江”号游艇，环绕鼓浪屿缓缓航行。在王震的引荐下，项南对邓小平开门见山汇报工作：“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邓小平以探询的眼光看着项南：“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最好能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由于激动，项南的语气显得有些急切，“使整个厦门岛都成为特区，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项南露出了会心的微笑。邓小平重拾刚才的话题：“特区扩大后你们想怎么个搞法？”
项南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而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实在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特区搞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略一沉吟：“可以考虑。自由港都实行哪些政策呢？”项南想了想，说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无非就是三条，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来往，三是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沉思许久，终于开口：“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你拿什么跟人家兑换呢？”项南答：“我看可以印发‘特区货币’。”
“这不容易，”邓小平微微地摇了摇头，“但没有关系。特区货币问题没解决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2月9日，参观湖里工业区时，邓小平欣然挥毫命笔：“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项南如释重负。
“晋江假药案”黯然去职
2月底，回京稍作休息的邓小平，和中央负责人谈了视察特区的观感和对一些政策的看法，一个重大的新决策呼之欲出。
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4月，包括福建省省会福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
1985年初，项南勾勒的又一份蓝图成为现实：经国务院批准，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被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福建一跃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项南以改革家的一言一行，义无反顾地推动着改革巨轮前进———但这轮子底下遍布荆棘。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的报道。所谓“晋江假药案”，实际是晋江地区（今泉州市）晋江县陈埭镇的假药案，制造销售假药的主要是涵口村，村里有些人为了打开白木耳饮料的销路，将它说成是感冒冲剂，印上“功能滋阴润肺，主治虚劳咳嗽”字样，并仿造药政部门的药政批文号，在省内外推销。
7月14日，中纪委在《致晋江地委、行署党组的一封公开信》中认定“晋江地区大量制造销售假药”，要求检讨领导上的重大责任，按照党纪、政纪、法纪严肃处理有关人员。事态一步步升级。中央调查组来闽后，有人把假药案和整个乡镇企业混为一谈，认为陈埭这个“乡镇企业一枝花”既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就要否定它。对此，项南坚决不同意。他认为，以涵口村为主的假药案只是乡镇企业这枝花上长了虫，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捉虫护花”。虽然项南严厉查处，并5次检讨，但终被中纪委处以“党内警告”。
1997年11月10日，因心脏病突发，项南去世。
1980年冬天的北京，天寒地冻，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们却被中共中央的一份人事任命激发着热情———中央决定，由项南（1918- 1997，原名项德崇，福建连城人）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省大政。
此时的福建，虽同广东一样是先行改革开放的两个省份之一，但旧观念依然顽固。一个注脚是，当安徽开始搞“包产到户”时，反对最坚决的几个省份中，就有福建，使得中央不得不决心“换将”。海外华侨亦曾多次进言想要一个福建籍官员主政福建。
福建的班子建设问题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也摆在了邓小平眼前。该由谁来主持福建的大政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郑重推荐了项南。
项南？邓小平的眼睛为之一亮。
项南是胡耀邦任职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的得力助手，当年曾就共青团工作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设想，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些建议受到批判，项南本人也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文革”中又被关进牛棚；1979年初出任农机部副部长。后来，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摘掉了他的“右倾”帽子。
不怕惹争议大力改革
项南上任后，全面贯彻邓小平倡导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打破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和僵化思想，顶着重重压力坚决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让全省上下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上来。
1981年1月底，上任10多天的项南初见特区，心就凉了半截。不要说整个厦门还在沉睡，就连被划作特区的湖里，则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自来水常停。最重要的是，特区地方过小，只有2.5平方公里。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项南在6月11日下午的会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意见：
———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具体说，有“三个要干”，即：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请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
———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只要中央给了权，两省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
出于对项南的高度信任和倚重，邓小平不久后拍板：任命项南为省委第一书记，以便让他放开手脚搞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促使福建早日腾飞。
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正式投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公司。由于“左”的思想迷雾重重，一位副总理竟把福日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在“卖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项南想到了邓小平那个“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的论断，毫不犹豫地给予福日公司以有力的支持，并以非同凡响的魄力表态：不答复，不辩论，只要下功夫把福日公司办好。
1983年9月，项南在福建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特区要实行“四特”：特殊的任务、特殊的政策、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方法。这个讲话以《特区要“四特”》为名在香港《中国经济特区年鉴》创刊号发表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然而，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无限夸大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姓“资”不姓“社”的责难不断纠缠着福建，处在风口浪尖的项南希望能听到邓小平的声音。
1984年1月下旬，传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的消息。2月上旬，项南欣喜地接到机密通知：邓小平将在2月7日抵达厦门视察。
邓小平视察厦门
2月8日早饭后，邓小平在厦门码头登上“鹭江”号游艇，环绕鼓浪屿缓缓航行。在王震的引荐下，项南对邓小平开门见山汇报工作：“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邓小平以探询的眼光看着项南：“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最好能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由于激动，项南的语气显得有些急切，“使整个厦门岛都成为特区，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项南露出了会心的微笑。邓小平重拾刚才的话题：“特区扩大后你们想怎么个搞法？”
项南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而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实在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特区搞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略一沉吟：“可以考虑。自由港都实行哪些政策呢？”项南想了想，说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无非就是三条，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来往，三是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沉思许久，终于开口：“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你拿什么跟人家兑换呢？”项南答：“我看可以印发‘特区货币’。”
“这不容易，”邓小平微微地摇了摇头，“但没有关系。特区货币问题没解决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2月9日，参观湖里工业区时，邓小平欣然挥毫命笔：“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项南如释重负。
“晋江假药案”黯然去职
2月底，回京稍作休息的邓小平，和中央负责人谈了视察特区的观感和对一些政策的看法，一个重大的新决策呼之欲出。
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4月，包括福建省省会福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
1985年初，项南勾勒的又一份蓝图成为现实：经国务院批准，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被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福建一跃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项南以改革家的一言一行，义无反顾地推动着改革巨轮前进———但这轮子底下遍布荆棘。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的报道。所谓“晋江假药案”，实际是晋江地区（今泉州市）晋江县陈埭镇的假药案，制造销售假药的主要是涵口村，村里有些人为了打开白木耳饮料的销路，将它说成是感冒冲剂，印上“功能滋阴润肺，主治虚劳咳嗽”字样，并仿造药政部门的药政批文号，在省内外推销。
7月14日，中纪委在《致晋江地委、行署党组的一封公开信》中认定“晋江地区大量制造销售假药”，要求检讨领导上的重大责任，按照党纪、政纪、法纪严肃处理有关人员。事态一步步升级。中央调查组来闽后，有人把假药案和整个乡镇企业混为一谈，认为陈埭这个“乡镇企业一枝花”既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就要否定它。对此，项南坚决不同意。他认为，以涵口村为主的假药案只是乡镇企业这枝花上长了虫，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捉虫护花”。虽然项南严厉查处，并5次检讨，但终被中纪委处以“党内警告”。
1997年11月10日，因心脏病突发，项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