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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党的领袖，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肩负大任，工作繁忙。但这没有妨碍他对儿女们的关顾眷爱。书信便是他与儿女沟通交流、传情达意，表达父爱的重要方式之一。透过其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给孩子们的部分家书，信内信外、话里话外，装满了爱。
毛泽东疼爱每个儿女，关心其成长进步，他也赢得了儿女们的敬重。爱妻杨开慧早年惨遭杀害，幼子毛岸龙不幸夭折，能活下来且健康成长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便成了毛泽东的至爱。
1938年3月4日，得知有人去苏联，毛泽东放下手中事，赶紧给儿子写信。开头便是“亲爱的岸英、岸青”，非常亲热。“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我是盼你们来信啊！”“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浓浓的父爱，跃然纸上。
1946年1月7日，得知毛岸英由苏联回国，毛泽东喜出望外，抱病亲自到机场迎接。当看到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的岸英从飞机上走下来时，毛泽东高兴地走上前去，一把紧紧地抱住了儿子，喜不自禁地说道：“你长这么高了！”岸英到延安没几天，父亲提议，儿子应去一所新式学府“劳动大学”学习。在毛泽东看来，岸英是个有志青年，是棵好苗子，但要多经受摔打和锻炼，尤其是要补上农村和基层这一课。岸英明白父亲的心，他脱下皮鞋，换上粗布衣服，到陕北吴家枣园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睡一样的土炕，干一样的农活儿，很快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几个月下来，“白胖子成了黑胖子”。毛泽东见了十分高兴，后又安排岸英去山西土改工作团，参加搞土改试点。“两个月的收获比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毛泽东为之感到欣慰。1947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岸英的信中深情地写道：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这段话意味深长，很深刻。岸英将其视为“家训”和“座右铭”。
相对于岸英要求上的“严”，毛泽东对大儿媳刘思齐，展现的是更多的“慈”。不是己出，胜似己出。他在家书中常常直呼“思齐儿”“女儿”“娃”，有时以“亲爱的思齐儿”相称，意在给“女儿”以更多的父爱，缓解她失去丈夫后的孤寂和苦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思齐之苦，毛泽东决定出“大招”，施“猛药”，帮助儿媳早日走出困境。1961年6月13日在以“女儿”相称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你为何老劝不听呢？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這位日理万机的公公，百忙中再度关心儿媳的再婚之事。且言辞恳切，并作跟踪，令人动容。
1962年1月，得知刘思齐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即将喜结连理，毛泽东很高兴。欣喜之余，手书新创作的《卜算子·咏梅》送给思齐，作为给女儿的新婚贺礼。结婚那一天，又派叶子龙给思齐送去300元，作为陪嫁的礼金。如此父爱，令人生敬。
毛泽东对儿女之爱，在其信中有时浅显直白，读来亲切温暖;有时婉转含蓄，需要细细品味。
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欢迎你来。
这是1949年毛泽东用加急电报给爱女娇娇（李敏）发的回信。信中连用“想念你”“喜欢你”“欢迎你”等滚烫的词语来表达自己对女儿的怜爱和对父女团聚的期盼，很是感人。1949年5月的一天，北京双清别墅，毛泽东与离别8年的女儿娇娇见面了。当听到一声羞涩而甜蜜的“爸爸”时，毛泽东激动地抱起娇娇，亲了又亲，喃喃地念叨“娇娇，我的小娇娇啊……”
真正的生活却是“几多欢喜几多愁”。对毛泽东而言，其家庭有时也是这样。
1959年8月初，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千里之外的儿媳思齐写信：“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久不见，甚念”。在告知自己的身体比在北京时好些的近况后，毛泽东选录了唐人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的诗句送给思齐：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四句看似写庐山壮丽景色，实抒高蹈出世不满现实的心情。意境雄浑壮阔，气度不凡。毛泽东此时选择这样的诗句送给“女儿”，其中自有深意。原来，刘思齐自苏联回国转入北大俄语系学习，江青曾多次讽刺、挖苦思齐没出息，还派人收走了她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甚至恶称“刘思齐不是我们家的人”。丧夫之痛，转学之辛，又遭继母这般讥讽和伤害，刘思齐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对江青的过分之举很气愤，对思齐遭遇的委屈不公很同情。他不愿、不忍看到这样的局面发生。于是他以一位父亲和革命家的胸怀气度，以温和、理性和超然的方式，借用古诗与“女儿”沟通交流，既表达了对思齐的同情和关爱，更是对“女儿”的别样教化、劝慰和开导。这种表达方式彰显其父爱的博大和深沉，可谓用心良苦。
从毛泽东给儿女的书信情况看，总的看数目不多。但是凡动笔，必是情意满满，期待多多。从查阅的相关资料看，毛泽东写得较多的当是给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大儿媳刘思齐。其中，给小女儿李讷算是写得最多。仅1954年7月至1963年1月间，毛泽东给小女儿就写过8封信。这当是“大娃娃”从“小爸爸”那里得到的一种特殊待遇吧。其中，不乏毛泽东对李讷身上时有的“骄娇二气”给予的教育和引导。
写信最少的当是对二儿媳邵华。但是，1962年3月的一天，正在南下视察的毛泽东，利用清晨时间，专门给儿媳邵华写了一封家书，且有些特别：
你好！有信。拿来，想看。要养好身体，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署名“父亲”。时间为“三月六日上午七时”。这篇正文不到60个字的短信，没有抬头，未见昵称，且以“余不尽”戛然收尾，却是一篇分量很重、含金量很高、影响邵华和岸青一生的家书。
原来，这与岸青的病体和小两口一段时间发生口角、闹小矛盾有关。当两人都向父亲诉苦、“告状”时，在情感和心理的天平上，毛泽东更多地希望儿媳邵华能有所改变，多些理解和包容，和岸青一起好好过日子，于是有了上述家书。
这封信，全篇言简意赅，寓意深刻。父亲毛泽东以其渊博的学识巧妙地告诉儿媳，夫妻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一辈子“与君相知”，不离不弃，方显弥足珍贵，鼓励并期望邵华多体谅岸青的特殊情况，积极面对和担当，用美好的爱情化解和战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及烦恼。聪明的邵华读懂了父亲的人生至嘱，体悟到父亲的不易，决心改变自己。
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智慧，阐释父心，表达父爱。一篇篇充满情感的家书，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领略到这位普通父亲、世纪伟人别样的风采。
（摘自《学习时报》）
严慈相济
毛泽东疼爱每个儿女，关心其成长进步，他也赢得了儿女们的敬重。爱妻杨开慧早年惨遭杀害，幼子毛岸龙不幸夭折，能活下来且健康成长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便成了毛泽东的至爱。
1938年3月4日，得知有人去苏联，毛泽东放下手中事，赶紧给儿子写信。开头便是“亲爱的岸英、岸青”，非常亲热。“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我是盼你们来信啊！”“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浓浓的父爱，跃然纸上。
1946年1月7日，得知毛岸英由苏联回国，毛泽东喜出望外，抱病亲自到机场迎接。当看到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的岸英从飞机上走下来时，毛泽东高兴地走上前去，一把紧紧地抱住了儿子，喜不自禁地说道：“你长这么高了！”岸英到延安没几天，父亲提议，儿子应去一所新式学府“劳动大学”学习。在毛泽东看来，岸英是个有志青年，是棵好苗子，但要多经受摔打和锻炼，尤其是要补上农村和基层这一课。岸英明白父亲的心，他脱下皮鞋，换上粗布衣服，到陕北吴家枣园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睡一样的土炕，干一样的农活儿，很快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几个月下来，“白胖子成了黑胖子”。毛泽东见了十分高兴，后又安排岸英去山西土改工作团，参加搞土改试点。“两个月的收获比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毛泽东为之感到欣慰。1947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岸英的信中深情地写道：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这段话意味深长，很深刻。岸英将其视为“家训”和“座右铭”。
相对于岸英要求上的“严”，毛泽东对大儿媳刘思齐，展现的是更多的“慈”。不是己出，胜似己出。他在家书中常常直呼“思齐儿”“女儿”“娃”，有时以“亲爱的思齐儿”相称，意在给“女儿”以更多的父爱，缓解她失去丈夫后的孤寂和苦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思齐之苦，毛泽东决定出“大招”，施“猛药”，帮助儿媳早日走出困境。1961年6月13日在以“女儿”相称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你为何老劝不听呢？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這位日理万机的公公，百忙中再度关心儿媳的再婚之事。且言辞恳切，并作跟踪，令人动容。
1962年1月，得知刘思齐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即将喜结连理，毛泽东很高兴。欣喜之余，手书新创作的《卜算子·咏梅》送给思齐，作为给女儿的新婚贺礼。结婚那一天，又派叶子龙给思齐送去300元，作为陪嫁的礼金。如此父爱，令人生敬。
显爱与隐爱
毛泽东对儿女之爱，在其信中有时浅显直白，读来亲切温暖;有时婉转含蓄，需要细细品味。
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欢迎你来。
这是1949年毛泽东用加急电报给爱女娇娇（李敏）发的回信。信中连用“想念你”“喜欢你”“欢迎你”等滚烫的词语来表达自己对女儿的怜爱和对父女团聚的期盼，很是感人。1949年5月的一天，北京双清别墅，毛泽东与离别8年的女儿娇娇见面了。当听到一声羞涩而甜蜜的“爸爸”时，毛泽东激动地抱起娇娇，亲了又亲，喃喃地念叨“娇娇，我的小娇娇啊……”
真正的生活却是“几多欢喜几多愁”。对毛泽东而言，其家庭有时也是这样。
1959年8月初，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千里之外的儿媳思齐写信：“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久不见，甚念”。在告知自己的身体比在北京时好些的近况后，毛泽东选录了唐人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的诗句送给思齐：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四句看似写庐山壮丽景色，实抒高蹈出世不满现实的心情。意境雄浑壮阔，气度不凡。毛泽东此时选择这样的诗句送给“女儿”，其中自有深意。原来，刘思齐自苏联回国转入北大俄语系学习，江青曾多次讽刺、挖苦思齐没出息，还派人收走了她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甚至恶称“刘思齐不是我们家的人”。丧夫之痛，转学之辛，又遭继母这般讥讽和伤害，刘思齐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对江青的过分之举很气愤，对思齐遭遇的委屈不公很同情。他不愿、不忍看到这样的局面发生。于是他以一位父亲和革命家的胸怀气度，以温和、理性和超然的方式，借用古诗与“女儿”沟通交流，既表达了对思齐的同情和关爱，更是对“女儿”的别样教化、劝慰和开导。这种表达方式彰显其父爱的博大和深沉，可谓用心良苦。
数量与质量的统一
从毛泽东给儿女的书信情况看，总的看数目不多。但是凡动笔，必是情意满满，期待多多。从查阅的相关资料看，毛泽东写得较多的当是给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大儿媳刘思齐。其中，给小女儿李讷算是写得最多。仅1954年7月至1963年1月间，毛泽东给小女儿就写过8封信。这当是“大娃娃”从“小爸爸”那里得到的一种特殊待遇吧。其中，不乏毛泽东对李讷身上时有的“骄娇二气”给予的教育和引导。
写信最少的当是对二儿媳邵华。但是，1962年3月的一天，正在南下视察的毛泽东，利用清晨时间，专门给儿媳邵华写了一封家书，且有些特别：
你好！有信。拿来，想看。要养好身体，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署名“父亲”。时间为“三月六日上午七时”。这篇正文不到60个字的短信，没有抬头，未见昵称，且以“余不尽”戛然收尾，却是一篇分量很重、含金量很高、影响邵华和岸青一生的家书。
原来，这与岸青的病体和小两口一段时间发生口角、闹小矛盾有关。当两人都向父亲诉苦、“告状”时，在情感和心理的天平上，毛泽东更多地希望儿媳邵华能有所改变，多些理解和包容，和岸青一起好好过日子，于是有了上述家书。
这封信，全篇言简意赅，寓意深刻。父亲毛泽东以其渊博的学识巧妙地告诉儿媳，夫妻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一辈子“与君相知”，不离不弃，方显弥足珍贵，鼓励并期望邵华多体谅岸青的特殊情况，积极面对和担当，用美好的爱情化解和战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及烦恼。聪明的邵华读懂了父亲的人生至嘱，体悟到父亲的不易，决心改变自己。
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智慧，阐释父心，表达父爱。一篇篇充满情感的家书，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领略到这位普通父亲、世纪伟人别样的风采。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