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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刘拓是在北京大学校门外的一间咖啡屋里，他看上去微胖、爱笑，非常随和。虽然感冒了，但依然和记者聊到了夜里11点多。
28岁的刘拓是个名副其实的旅行达人，10年里他参观了约1200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50处世界遗产，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中东地区。这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与时间赛跑，希望用镜头尽可能多地留住那些原汁原味的古迹身影。
走上访古路
刘拓出生于云南，跟随父母在陕西长大。18岁之前他常跟随喜欢旅游的父母出去旅行，尤其爱看植物。浙江百山祖、天目山、贵州梵净山等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像我们这样的人一般都有收集癖好，看植物、集邮、访古迹……”
热爱上古建筑是在2008年。这一年，18岁的刘拓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第一次脱离父母的怀抱一个人出去旅行。刘拓回忆说，因为不用参加高考，他有半年时间可以在外面玩，期间一共去了10余个省份。
刚开始，刘拓参观的是像晋祠、云冈石窟一样知名的旅游景点。要找寻这样价值高的文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无疑是很好的帮手。
从1961年至今，国家共公布了7批4296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他参观湖北武当山，上山前购买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有当地所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位置和批次，于是他按图索骥前往。“当时没有一个游客，但古建非常好看，一点都不比卖门票的古迹差。”同年4月，他又跟随两名古建筑系的校友到天津独乐寺考察，刘拓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早期木结构古建筑，“真的被震撼了！”
从向父母要钱，到现在自己挣钱，刘拓把收入和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访古上。2016年9月7日，他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博文《纪念去过的国保单位突破1000！》，当时他到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有1029处。而截至2018年8月，他已经去过150处世界遗产，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中东地区，其中12个因为战乱风险被评为濒危世界遗产。
刘拓心里清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他喜欢往外跑并且擅长与人沟通。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能厚着脸皮挨家挨户拍照”。虽然后来多次去中东国家，但实际上他只会说英语这一门外语，很多时候靠的是比划动作。由于做过地质和考古调查的原因，刘拓会像收集资料一样，从各个角度大量拍照。同时，他也希望自己拍到的图片能有用处，于是有人做研究向他要资料，他就直接给了。
走访了约600个县
“记录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刘拓说，有的古迹在网络上没有相关信息，有的古迹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改变，而他至少给文物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刘拓一边熟练地打开一个个文件夹，一边告诉记者，随着他调查深入，范围扩大到各个级别的文物，当看到因偷盗、塌毁、修坏、拆除、开放面积缩小等原因，部分古迹发生变化后，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
2011年，刘拓到辽宁朝阳市云接寺访古，看到娘娘殿内有精美的清代壁画，人物神情栩栩如生、绘画线条简洁流畅，但由于年久失修，壁画部分已经脱落。时隔两年，他故地重游时惊讶地发现小庙已经整体翻修，内部的壁画也被新画完全覆盖，大红大绿惨不忍睹。
“刚开始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像这样的修缮属于毁灭性的，一点挽回的余地也没有。”刘拓遗憾地说，他把这件事曝光到网上后引起广泛关注，后来景区还被罚了很多钱，但是被破坏的东西却再也回不来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给刘拓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城隍庙。刘拓介绍说，2010年2月他第一次来到城隍庙，被它宏大的规模、精美的戏楼、高大的牌坊、宽阔的大殿所折服，虽然很破旧，但不难想象它昔日的繁华。然而，他看完10天后，城隍庙就启动了大修，2012年年初，修缮完工的大殿和原貌差别较大。
虽然有些文保措施是积极的，但开放空间的缩小也让他感到遗憾。2011年，刘拓到陕西法门寺访古，在路上偶遇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珣（唐玄宗时期宰相杨国忠之父）碑。记者看到图片上的楊珣碑高大厚重，虽然孤零零地矗立在田野里但保存完好，碑文历经千年依旧清晰。“第一眼看到时就觉得很震撼。”回忆往事，刘拓感到非常幸运，他说当时网上查不到杨珣碑的照片，2013年年初等他再去拍的时候，当地正在修建碑亭，后来外面又修建了院墙，现在已经很难再拍到它的原貌。
“像应县木塔、香山碧云寺清代塔等都已不让人攀登了，所以现在但凡能上楼，我就倾向于先上一下，或者能下墓葬我就先下去一趟。”刘拓说。
正因为如此，遇到紧迫情况，刘拓不得不抢时间。2012年，他在网上看到长江上游要修一个水电站，而淹没区的古建筑看上去挺不错，于是他急匆匆赶了过去。刘拓打开一个县城老街道的照片感慨地说，当地一处省保单位有两个非常好的重檐歇山顶大殿，都是明代建筑，里面还有悬塑，可惜也被拆除。他庆幸自己去得早，因为很多文物在他拍过后就消失了。
近年来，刘拓共走访了约600个县，拍了近350个县的街区。回来后，他会按照省、市、县、街区将资料整理归类。“遇上好的街区，我就一家一家去拍，所以积累的这份资料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刘拓说。
“现在去中东，你还有记录它原始状态的机会”
这样的紧迫感也让刘拓瞄准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又可能发生很多变化的中东地区。“现在去中东，你还有记录它原始状态的机会。”他说。
2014年上半年刘拓开启了中东地区之旅，他以中东为核心，但又不局限于中东国家。他先去了埃及、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希腊5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下半年又去了中国以西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库曼斯坦。参观了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后，2015年，趁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刘拓又有了探访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兴致。于是他就到了伊拉克，之后又去了沙特、阿曼、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刘拓拍摄了很多珍贵的影像，例如阿富汗位置偏僻但十分精美的贾穆宣礼塔、叙利亚保存完整的大马士革城、也门希巴姆用生土夯筑的民居、利比亚街巷开在房子里的古达米斯老城、伊拉克著名古城遗址巴比伦和泰西封等。
“拿阿富汗世界文化遗产贾穆宣礼塔来说吧，第一眼看到它时那种视觉冲击毕生难忘。”刘拓介绍说，这座塔高68米，是世界第二高的宣礼塔，不像一般的伊斯兰建筑，它建在险的峡谷中，位置非常偏僻但砖雕图案精美至极，风景非常独特。
为了看到贾穆宣礼塔，刘拓历尽艰辛，但也收获了感动。他告诉记者，越是战乱国家，游客越少，民众越热情。刘拓乘坐只有30人的小飞机到达恰赫恰兰后，刚下飞机就被带到了警察局。幸亏他们的长官会说英语，了解了他出行的目的后，那位长官叫来十几个士兵，开了两辆皮卡车，车上还架了机枪，陪同他前往贾穆宣礼塔。
最常见也最让他感到委屈、绝望的就是路边的检查，大多数时候他解释了自己的来意后是可以通过的，但也会遇上麻烦。2015年，他在伊拉克被政府军误抓关进了监狱，从此刘拓这个普通的大男孩被公众所熟知。
盼望古迹消失的脚步慢下来
游历了不少中外文明古迹后，刘拓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颇有感触。其中最明显的是，各国对文物管理方式有较大差异，有的国家管理较粗放，而有的国家则非常严格。例如在埃及，有的文物非常珍贵，但却没有设围栏，游客可以零距离接触，然而在韩国则只能远远地观看，在日本能让拍照的博物馆都没有几家。刘拓说，这除了与文物保护有关外，还可能与版权等有关。
“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用拆，现存的量已经很少了。”刘拓说，不能说只留下最好的民居、庙宇等就够了，而不知道从底层到高层是如何梯度变化的，也不知道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性。
此外，刘拓发现，民间信仰有所断层，导致大量庙宇类的古建筑失修、倒塌，有的门被锁住甚至连村民也进不去。他建议，可以改变古建筑用途，恢复其公共场所的功能，将其重新利用起来。对于级别较低的文物，地方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激励政策，调动民间力量的积极性，以解决失修问题。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本来是一条老街，非要拆了恢复明清盛世，改成仿古建筑。”刘拓说，现在很多人依然不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还得自上而下扭转观念，做出几个“古为今用”的样板来。
28岁的刘拓是个名副其实的旅行达人，10年里他参观了约1200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50处世界遗产，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中东地区。这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与时间赛跑，希望用镜头尽可能多地留住那些原汁原味的古迹身影。
走上访古路
刘拓出生于云南，跟随父母在陕西长大。18岁之前他常跟随喜欢旅游的父母出去旅行，尤其爱看植物。浙江百山祖、天目山、贵州梵净山等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像我们这样的人一般都有收集癖好，看植物、集邮、访古迹……”
热爱上古建筑是在2008年。这一年，18岁的刘拓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第一次脱离父母的怀抱一个人出去旅行。刘拓回忆说，因为不用参加高考，他有半年时间可以在外面玩，期间一共去了10余个省份。
刚开始，刘拓参观的是像晋祠、云冈石窟一样知名的旅游景点。要找寻这样价值高的文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无疑是很好的帮手。
从1961年至今，国家共公布了7批4296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他参观湖北武当山，上山前购买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有当地所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位置和批次，于是他按图索骥前往。“当时没有一个游客，但古建非常好看，一点都不比卖门票的古迹差。”同年4月，他又跟随两名古建筑系的校友到天津独乐寺考察，刘拓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早期木结构古建筑，“真的被震撼了！”
从向父母要钱，到现在自己挣钱，刘拓把收入和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访古上。2016年9月7日，他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博文《纪念去过的国保单位突破1000！》，当时他到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有1029处。而截至2018年8月，他已经去过150处世界遗产，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中东地区，其中12个因为战乱风险被评为濒危世界遗产。
刘拓心里清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他喜欢往外跑并且擅长与人沟通。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能厚着脸皮挨家挨户拍照”。虽然后来多次去中东国家，但实际上他只会说英语这一门外语，很多时候靠的是比划动作。由于做过地质和考古调查的原因，刘拓会像收集资料一样，从各个角度大量拍照。同时，他也希望自己拍到的图片能有用处，于是有人做研究向他要资料，他就直接给了。
走访了约600个县
“记录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刘拓说，有的古迹在网络上没有相关信息，有的古迹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改变，而他至少给文物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刘拓一边熟练地打开一个个文件夹，一边告诉记者，随着他调查深入，范围扩大到各个级别的文物，当看到因偷盗、塌毁、修坏、拆除、开放面积缩小等原因，部分古迹发生变化后，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
2011年，刘拓到辽宁朝阳市云接寺访古，看到娘娘殿内有精美的清代壁画，人物神情栩栩如生、绘画线条简洁流畅，但由于年久失修，壁画部分已经脱落。时隔两年，他故地重游时惊讶地发现小庙已经整体翻修，内部的壁画也被新画完全覆盖，大红大绿惨不忍睹。
“刚开始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像这样的修缮属于毁灭性的，一点挽回的余地也没有。”刘拓遗憾地说，他把这件事曝光到网上后引起广泛关注，后来景区还被罚了很多钱，但是被破坏的东西却再也回不来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给刘拓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城隍庙。刘拓介绍说，2010年2月他第一次来到城隍庙，被它宏大的规模、精美的戏楼、高大的牌坊、宽阔的大殿所折服，虽然很破旧，但不难想象它昔日的繁华。然而，他看完10天后，城隍庙就启动了大修，2012年年初，修缮完工的大殿和原貌差别较大。
虽然有些文保措施是积极的，但开放空间的缩小也让他感到遗憾。2011年，刘拓到陕西法门寺访古，在路上偶遇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珣（唐玄宗时期宰相杨国忠之父）碑。记者看到图片上的楊珣碑高大厚重，虽然孤零零地矗立在田野里但保存完好，碑文历经千年依旧清晰。“第一眼看到时就觉得很震撼。”回忆往事，刘拓感到非常幸运，他说当时网上查不到杨珣碑的照片，2013年年初等他再去拍的时候，当地正在修建碑亭，后来外面又修建了院墙，现在已经很难再拍到它的原貌。
“像应县木塔、香山碧云寺清代塔等都已不让人攀登了，所以现在但凡能上楼，我就倾向于先上一下，或者能下墓葬我就先下去一趟。”刘拓说。
正因为如此，遇到紧迫情况，刘拓不得不抢时间。2012年，他在网上看到长江上游要修一个水电站，而淹没区的古建筑看上去挺不错，于是他急匆匆赶了过去。刘拓打开一个县城老街道的照片感慨地说，当地一处省保单位有两个非常好的重檐歇山顶大殿，都是明代建筑，里面还有悬塑，可惜也被拆除。他庆幸自己去得早，因为很多文物在他拍过后就消失了。
近年来，刘拓共走访了约600个县，拍了近350个县的街区。回来后，他会按照省、市、县、街区将资料整理归类。“遇上好的街区，我就一家一家去拍，所以积累的这份资料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刘拓说。
“现在去中东，你还有记录它原始状态的机会”
这样的紧迫感也让刘拓瞄准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又可能发生很多变化的中东地区。“现在去中东，你还有记录它原始状态的机会。”他说。
2014年上半年刘拓开启了中东地区之旅，他以中东为核心，但又不局限于中东国家。他先去了埃及、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希腊5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下半年又去了中国以西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库曼斯坦。参观了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后，2015年，趁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刘拓又有了探访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兴致。于是他就到了伊拉克，之后又去了沙特、阿曼、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刘拓拍摄了很多珍贵的影像，例如阿富汗位置偏僻但十分精美的贾穆宣礼塔、叙利亚保存完整的大马士革城、也门希巴姆用生土夯筑的民居、利比亚街巷开在房子里的古达米斯老城、伊拉克著名古城遗址巴比伦和泰西封等。
“拿阿富汗世界文化遗产贾穆宣礼塔来说吧，第一眼看到它时那种视觉冲击毕生难忘。”刘拓介绍说，这座塔高68米，是世界第二高的宣礼塔，不像一般的伊斯兰建筑，它建在险的峡谷中，位置非常偏僻但砖雕图案精美至极，风景非常独特。
为了看到贾穆宣礼塔，刘拓历尽艰辛，但也收获了感动。他告诉记者，越是战乱国家，游客越少，民众越热情。刘拓乘坐只有30人的小飞机到达恰赫恰兰后，刚下飞机就被带到了警察局。幸亏他们的长官会说英语，了解了他出行的目的后，那位长官叫来十几个士兵，开了两辆皮卡车，车上还架了机枪，陪同他前往贾穆宣礼塔。
最常见也最让他感到委屈、绝望的就是路边的检查，大多数时候他解释了自己的来意后是可以通过的，但也会遇上麻烦。2015年，他在伊拉克被政府军误抓关进了监狱，从此刘拓这个普通的大男孩被公众所熟知。
盼望古迹消失的脚步慢下来
游历了不少中外文明古迹后，刘拓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颇有感触。其中最明显的是，各国对文物管理方式有较大差异，有的国家管理较粗放，而有的国家则非常严格。例如在埃及，有的文物非常珍贵，但却没有设围栏，游客可以零距离接触，然而在韩国则只能远远地观看，在日本能让拍照的博物馆都没有几家。刘拓说，这除了与文物保护有关外，还可能与版权等有关。
“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用拆，现存的量已经很少了。”刘拓说，不能说只留下最好的民居、庙宇等就够了，而不知道从底层到高层是如何梯度变化的，也不知道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性。
此外，刘拓发现，民间信仰有所断层，导致大量庙宇类的古建筑失修、倒塌，有的门被锁住甚至连村民也进不去。他建议，可以改变古建筑用途，恢复其公共场所的功能，将其重新利用起来。对于级别较低的文物，地方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激励政策，调动民间力量的积极性，以解决失修问题。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本来是一条老街，非要拆了恢复明清盛世，改成仿古建筑。”刘拓说，现在很多人依然不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还得自上而下扭转观念，做出几个“古为今用”的样板来。